我們在爭取甚麼？

我們在爭取甚麼？
文︰ Edward

「大學的確不是一個民主機構。大學需要有民主的精神，卻不能以民主來運作一所大學。師生難以共治，就以考試題目為例，而學生的責任就是進試場考試，如果試題荒唐，學生便能夠投訴，當然，現代教育都鼓勵師生的平等溝通。大學也不是獨裁，校長也受到校董會的制衡……」（註 1）

以上說話是在浸大學生論壇，出自浸大校長口中。這段說話的潛台詞是︰「我們就是不平等，你們應被我們統治！你們能發表意見，但參與決策是絕不可能。」這說法正好點出管治層的心態——「校園民主」只是華麗的裝飾，管看不管用。這種口中說民主，實際上獨裁的管治方式，使大學步向錯誤的路。

走向商業化的高等教育

大學管治商業化要從「高等教育五號報告書」（宋達能報告書）說起。報告書提出：「大學在商界保持緊密聯繫時，亦需靈活應變、反應迅速，這樣才可較接近商界的一般營運模式，不致拘泥於學術界在決策上的傳統作風。」（註2）在這條指引下，高等教育急速地邁向商業的營運模式，強調中央集權、汰弱留強。

內憂、外患？！

教資會（UGC）負責各間大學的資源分配，而 UGC 的資源分配原則強調競爭與淘汰。例如學位回撥機制，各間學校需要回撥一定數量的學位給 UGC，然後將學位分配給評分較佳的大學；評分較差的大學變相被沒收學位。UGC 手握院校的命脈，能否取得更多資源，取決於它們能否在 UGC的遊戲規則下成為贏家。在這場零和遊戲下，大家也被捲入競爭的漩渦中。

讓人憂心的不僅只是 UGC，還有中大的管理層願意為商業邏輯中門大開。管理層大多有商界背景，如校董會主席鄭海泉、副主席郭炳聯與終生校董利國偉都是商界鉅子。（註3）他們能在商場成功，大都因為相信商業邏輯，故在管治大學時很容易將商業的管理模式套用在大學管治，讓校政的決策權落入一小撮「精英」手中。

「精英」管治的侷限

精英管治假設是有一班能理解眾人需要的精英，他們能找到最佳的管治模式領導大家。可是現在的管理層是理想的精英嗎？他們能理解校園持份者（註 4）的需要，並做出適當的決策嗎？答案很明顯是不能，因為他們亦有侷限。

管理層在做決策時會按照自己議程為優先考慮，如增加成本效益、追求國際排名等。例如早前的圖書館清潔工外判事件中，校方認為外判能更省錢和方便管治，即使外判制度會令勞工受到嚴重剝削，亦打算將清潔工作全面外判。當然我們並非要否定增加成本效益，但若果在追求時忽略其他重要的價值，如校園勞工的權益，那麼這種追求就要受到質疑。可是在管治層的議程下，校園勞工的權益、甚至學生的權益的優先次序被放在末位。

這是理想大學的管治模式嗎？

若要讓校園發展順著自己的議程進行，管理層必須透過高度集權才能達到。就如英國倫敦國王學院歐洲研究中心主任卡利尼柯斯（Alex Callinicos）指出：「競爭邏輯意味著集權式管理。要裁掉那些沒有競爭力的院系和員工，並要求剩下的人承擔更多的工作量，如果是通過民主辯論和民主決策的方式是很難達到的。」

在競爭模式下，「低競爭力」的人文學科的資源會慢慢被陰乾、削掉；多了的資源則被分配到「高競爭力」的商科醫科。這種情況造成各科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校方卻將這種陰乾視為一個機會去令學科更符合社會的需要。許多學科如藝術、音樂、歷史等科目在香港這個高度重商的城市中當然不是「搶手貨」，但是難道我們不需要畫家？音樂家？歷史學家嗎？以市場需求來理解學科價值實在遠遠不足。

將生活與政治割裂

校方在商議時並非完全封閉，不會每次都將「民主」從決策中排除。例如民主只能見於關係不大的議題如安裝飲水機，可是一旦涉及重大的資源分配，如興建圖書館、教學大樓，即使對學生有重大影響，校方便因行政考慮而排除學生於決策外，甚至連基本的知情權也沒有，一切只能等待高層暗地裡決定。

從小學到中學都將學生排除於校政參與之外，學生只需跟從老師訂下的規則。到了大學仍然如是，校方繼續強化學生對「政治與生活是割裂」的想像。我們從現在的宿生會、系莊將自己定位為提供福利和聯誼活動的角色，這個現象就表露無遺。「校政這麼沉悶和麻煩，讓學生代表和校方關心就行，我們只需要歡樂的宿捨生活、努力搞莊務和讀書就可以了。」可是這種有人代理，自己不用理會校政的心態會令校方有口實獨攬大權，剝奪學生參與校政的機會。

另一種管治模式——師生共治

不想中大繼續給管理層黑箱作業地操控，我們必須尋找另一套管治模式。師生共治是指在決策過程中，大學不同的持份者如系院、教職員、行政人員、畢業生和學生，均有權參與校政決策。師生在決策中的地位是平等互信，每個人的意見都能受到充份的考慮，最後達至共識。或許效率會因詳細的討論而降低，但是效率在這套模式中並非唯一的指標，我們同時亦要考慮是否所有人都能有平等的機會參與決策。師生共治應儘可能在每個決策都能做到，讓各人能一起策劃學校的目標、發展方向、財政預算、校園規劃、課程設計、遴選行政人員等不同各方面的議題。

師生共治的一些方向

要建立互信的平台，首先必須要有清晰的指引，大家才能按照規則辦事。所以各個持份者必須一起訂立一套議事規則，白紙黑字地訂立清晰的決策程序。討論要有充份時間給人交換意見，而非辦兩次諮詢會就完事。在討論期發生前，校方需要公開相關的資料，令大家有足夠的資源參與討論。

為改善現在校方管理層的權力過大，師生都有權加入校董會、教務會和各個不同的校政委員會。但是並非只是加一兩個代表，而是需要平衡師生代表與高層的議席，避免某方因票源不足而完全無法反對對方的議案。而代表必須要有廣泛性，能夠反映到不同群體的意見。

當然，在某些議題上持份者的能力會影響他們能否作出合適的判斷，使某一部份持份者的意見更加重要。例如在課程設計上，教授比學生對學科有更完整的理解，這時更重視教授的意見是合理的。但是並非所有事務都要用到學術上的知識，只需用到價值判斷和常理判斷，並在有足夠的資料下能作合理的判斷。

並非天上跌下的餡餅

通往師生共治的道路的確是崎嶇不平，我們還有許多問題要處理，例如如何使管理層將權力下放、師生共治的具體應如何實行、如何使更多人關心校政等等。筆者能力有限，未能提出解決問題的良方。雖然前路茫茫，可是我們應該努力克服這些困難。因為師生共治的精神是尊重每個人參與校政的權利，而非單純為效率而犧牲別人的權益。大學應該是一個民主機構，亦需要以民主來運作一所大學。

註 1 ︰二零一零年《浸報》
註 2 ︰這份報告書在 2001 年 5 月公佈，由教育統籌局委任給教資會進行。報告書由教資會的委員宋達能主導，故有《宋達能報告書》之稱。
註 3 ︰鄭海泉，香港銀行家，曾任香港上海.豐銀行亞太區主席。亦是.豐控股有限公司首位華人執行董事。郭炳聯，新鴻基地產發展有限公司董事局聯席主席兼董事總經理。利國偉，曾任恆生銀行名譽董事長和香港聯合交易所理事會主席。
註 4 ︰持份者，或稱作「利益相關者」（stakeholder），指於某公司或機構中擁有利益的人的一個廣泛形容。有關的利益可以十分廣泛地理解，當中可包括：現金、股份、職位、名譽、時間、權利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