搖滾專題(II)：在憤怒與捆綁之間

文：披著頭髮的Matthewwth

上回提到，搖滾是有一種獨特的「反叛」的產生語境的。
問題是，是誰先創造「搖滾 = 反抗旗幟」一形象？是全然的群眾熱情，抑或更多？上集以社會分析重構搖滾的「反叛傳說」的緣由，這次則將重點放在商業與「反叛」之間的拉鋸，並試刻劃出建制內外搖滾的出路。

被商業收編了的「反叛」
上回提過，搖滾的「反叛」形象並非徹頭徹尾的群眾激情，而部分是出於唱片公司的銳意投資。

比如說，當時被稱為「種族音樂」（Race Record）的早期搖滾之所以能一洗污名，是當時的龍頭唱片公司Chess Record向美國著名DJ Alan Freed遊說下的結果—他同意在他的節目中播放該公司的唱片，同時改以「Rock n’ Roll」一蠻酷的形容詞重新包裝原本的「種族音樂」，此嘗試很快便取得驚人成就。諷刺的是，不少「搖滾名曲」其實只是對原有的黑人音樂的翻唱或重錄，只是此前從未獲得白人社群的重視，可見商業對塑造與改變大眾口味的影響力。「反對種族主義」與「跨越種族障礙」之類的搖滾形象的產生，部分是唱片公司為應對50年代搖滾萌芽為市場帶來的衝擊，而刻意把意識包裝為一種「商品」，以音樂的形態來發行的。此外，如Beatles以披頭散髮的不羈形象示人，正是唱片公司包裝下的結果……可見，某種「反叛」的形象是在商業的默許，甚至推動下發生的。

商業內的憤怒空間和作用
然而依據上述說法，搖滾的所謂「動員社會」豈不只是幻象，而群眾只是全然由唱片公司所蒙蔽？不完全是其實在商業內不是毫無「反叛」空間，更不是毫無意義。
堅持「反叛」的搖滾，是有記錄重大事件的作用的。1962年，黑人青年James Meredith因被聯邦法院判定為首位有權入讀密西西比大學的黑人學生，而遭過千名白人種族主義者以子彈和石頭阻擋他上學。Bob Dylan以歌曲「Oxford Town」紀錄事件，成為不公義的目擊證人，並在歌詞中說道：「He comes to the door, he couldn’t get in All because of the color of his skin」，以結他聲公然站在觀眾的對立面作出挑戰，並對種族主義者提出批判。

此外，「反叛」的搖滾作為一種易於大眾間流傳和被接受的形式，其社會動員力與引發討論的能力，也是實在的。如60年代法國五月風暴學運期間，英國樂隊Rolling Stones以歌曲「Street Fighting Man」 呼籲青年上街，政權雖立刻禁播該曲，卻無阻千萬學生視其為社運之歌，繼續上街。值得注意的是，其實當時Beatles曾發行一首名「Revolution」的歌，在歌詞裡質疑Rolling Stones的左翼抗爭路線，惹來兩派別的強烈爭辯。兩支樂隊背後反映的意識形態分歧，以及嚢括的群眾是那麼大，以致據說在60年代人們用「Are you a Beatle or a Stone」來判斷對方的政見[1]。可見搖滾即使在建制環境局限下，仍能為傳遞訊息與動員群眾發揮功用的。

權力始終作為「反叛」的界線釐訂者
雖商業對搖滾的群眾「反叛」進行吸納與收編下，樂隊似乎仍能從中找到一些出路延續和擴大「反叛」的影響力，但不代表建制容讓這種「反叛」自由地發展而不設界限，來自政權與商業的雙重攻勢，始終在為這種「反叛」的空間劃下界限。

在美國，對搖滾本身和搖滾客各式各樣的黑名單和標籤始終一直存在，搖滾的「反叛」程度必不能超越建制所期許內外。美國著名抗議歌手Peter Seeger因多次遊走黑人民權運動與罷工集會現場，並於1955年因拒絕回答自己是否共產黨員，而被列入黑名單，演出與發行遭建制廣泛背葛。1985年，美國的政要夫人們更集體要求唱片界訂立如電影般的分級制，造成的白色恐怖以致連批評南非種族隔離政策的樂隊Dead Kennedys的唱片也被迫下架。

此外，商業的挾制同樣赤裸。自90年代末發跡的美國媒體巨頭Clear Channel Communication就毫不掩飾地操控「音樂品味」以打壓不合心意的音樂主題。他們透過恐嚇等手段吞併各地電台，並每天放著自製的「排行榜」，甚至提出過一份包含158首歌曲的黑名單，同時開除不服從的DJ。其手段之可怖，以致2001年一家獨音樂公司決定控告她阻礙競爭，但當然無功而還[2]。

可見搖滾的「反叛」始終須時刻接受建制「修正」，文化平台始終仍作為某種強權與人民拉鋸的擋台，是意識傳播的爭奪戰場。

當「反建制」本身 甚至成為建制的一部分時
在70年代於英國冒起頭來的龐克音樂（Punk）可能是最後一種因特定社會議題，並以一種音樂形式而跑出來的抗議之聲了。龐克的出現是英國青年對戴卓爾緊縮政策，以及對搖滾失卻「反叛」色彩的不滿下的結果。它反對當時主流音樂講究高超技巧的音樂實驗，認為科技阻礙大眾參與音樂，故強調簡明快捷的音樂結構；並且，歌詞必須是簡單扼要的，以直接喊出對社會的各種憤怒為已任。如著名龐克樂隊Sex Pistol就曾高唱「無政府主義在英國」，甚至修改了英國國歌「God Save the Queen」，對皇室萬般揶揄，惹來右派人士群起聲討，甚至遭到禁播。

諷刺的是，這抱著反建制旗號的樂隊當時正被建制積極吸納，EMI、A&M與Vrgin label爭相與他們簽約。結果，sex pistol最終成為商業上知名和成功的樂隊，成為建制之中的「反建制」之聲。到樂隊成就達顛峰之際的「憤怒」到底有多少水份，相信不言而諭。

重思「反叛」本質：為何「反叛」，為誰「反叛」？
關於搖滾本質，始終難下定義。但筆者想說明的是，搖滾並非因反叛而存在，而只是恰巧「反叛世代」運用了搖滾作社運的號角；是先有環境與意識，然後文化與意識相沖後，才使意識與文化融為一體。或許我們不是要問搖滾「反叛」的真偽，而是為何他們必須「反叛」。

述說搖滾史，有助於我們進入他們的時代環境去理解「為何反叛」，以及理解當我們試圖反抗的是一個權力利益集團時，建制的「修正」將會是如何無孔不入。上述故事刻畫出被打壓的，並非搖滾客本身，而是處於弱勢無權者—無論是黑人與他們的文化、青年對政策的不滿、抑或工人及其伴隨而來的對資本主義的控訴。

文藝工作者應該明白的是，他們可以做的事其實很多。只探求藝術原則上的美，而忽略其與社會的扣連與呼應，是可惜非常的；畢竟，社會變遷孕育了文藝形式的成長。我們怎能善用手上擁有的資源與知識，去為改變社會不公義做一點事，才是最應該反思的。

[1]張鐵志。(2010)。時代的噪音：從狄倫到U2抗議之聲。台北：印刻。
[2]張鐵志。(2011)。聲音與憤怒：搖滾樂可能改變世界嗎？。台北：商周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