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筆 香港巨蛋孵出了甚麼？

文：文若

今年七一，「香港巨蛋音樂節」聯同不少限時購物優惠出爐。音樂節的演出團體分別有兩大香港搖滾樂隊巨頭Rubberband及Mr.以及一眾韓國明星。而舉辦時間正正與七一遊行相沖，地點更是在港島對岸的啟德，大有與七一遊行分庭抗禮之勢。

相比起其他慶祝活動如購物優惠，巨蛋音樂節在社會上引起了更大爭論，其中有兩大爭議點：一、音樂節本身並非政治活動，音樂應該去政治化。二、Ｒｕｂｂｅｒｂａｎｄ作為一隊向來有反建制色彩的搖滾樂隊，參與巨蛋音樂節是放棄自己的堅持，言行不一。然而，兩種爭論都反映出大眾缺乏對藝術價值的理解：要麼將藝術價值抽離於社會及政治；要麼直接以政治及社會上的價值評價藝術。

流行音樂：我討厭政治？

首先，音樂節的表演除了兩隊搖滾樂隊，都為普遍的流行音樂。先不說現今商業運作邏輯下搖滾精神之消亡1，流行音樂由於其流動性及多樣性，必要歸納出一樣「流行音樂精神」的話，就只有符合市場口味。如將此原則套進香港，因著香港人普遍將政治與音樂等藝術割裂或二元對立的現況，則不難想像流行音樂為迎合大眾而少談政治，以保持「政治中立」，達致「去政治化」。

這種認為藝術不應沾染政治的想法，聽起來好像不無道理：藝術就是要一心一意追求美學的極致，不管骯髒的政治有甚麼問題？但是，這正正是大眾思考的盲點。先拋開藝術與政治是否應分割的價值判斷問題，「去政治化」本身就已經是一種政治取態，而絕非大眾所期望的「音樂歸音樂，政治歸政治」之體現。試想一下，政治本身就包含對社會問題的關注，如若選擇對政治避而不談，即成為沉默的大多數，默許社會問題繼續出現。在這種雞蛋與牆的對抗中，並不存在作壁上觀的選擇，問題在忽視下不會奇蹟般得勝，只會在沉默中消亡，並繼續惡化。

此外，「去政治化」乃由一眾建制下的既得利益者以各種手段，如教育、法律、媒體，商業壓力等去執行。以今次事件為例，如若參與團體拒絕演出，不難想像他們就要承受一定程度的商業壓力：政府演出將與他們無緣，宣傳渠道更受限制，嚴重的更有絕跡於大陸市場的可能。因此，「去政治化」本身其實只是建制為維護自身及壟斷藝術媒介而大力宣傳的糖衣毒藥。

音樂？一係好聽，一係唔好聽？

「去政治化」的另一極端，則為音樂與政治完全混為一談，籠統地為音樂下評價。在Ｒｕｂｂｅｒｂａｎｄ應否參與巨蛋音樂節的爭論中，不難聽到反方直斥他們背棄搖滾精神而成為香港樂壇(娛樂圈)之恥，激進者甚至指責他們的音樂是垃圾。這種指控的錯誤不單在於其情緒化，還在於將音樂的價值直接與「社會價值」劃上等號，而抹殺了音樂的「藝術價值」。

在此，姑且理解「社會價值」為對於社會或世界有著正面的影響；而「藝術價值」則為一個哲學問題，套一句「英」明領袖的話：「有藝術價值同無藝術價值之間有很大的空間。」之前海港城的巨型膠鴨，到底有沒有社會價值，又有沒有藝術價值？可能兩者都有，也可能都沒有，但終究沒辦法作出絕對的判決。無論如何，不論是社會還是藝術價值，即將每人都有著不同的標準，均須要經過論述去評定，而不能像上文提及的反方，直接因社會價值的判斷去跳過藝術價值的討論。

對於巨蛋音樂節的指責，無非是附和權貴，政治獻媚等。只因這些在社會價值上的批判，而忽視作品的藝術價值，無疑是不恰當的。然而，這不代表藝術價值能獨立於社會價值，兩者其實是互相影響的共生體。歷史上的例子就足以說明此點。

法國畫家戴維（Jacques-LouisDavid）的藝術生涯橫跨了王室、法國大革命、及拿破崙三個時代。在王室時期，他就以其高超的畫技獲青睞，為王室貴族繪畫畫像，到革命爆發，他又主動附和革命領袖羅伯斯比爾，將王室送上斷頭台。之後他更畫下《馬拉之死》（馬拉為一革命領袖），又肉麻地稱會與羅伯斯比爾同生共死，卻在革命黨倒台，拿破崙當政之時又再跳船，以有名的《拿破崙越過阿爾卑斯山》將拿破崙畫成傳說的英雄。他的作品畫工細膩，藝術價值頗高，卻是赤裸裸的政治獻媚，趨炎附勢之至，整體評價亦因而大打折扣。

而在納粹德國，女導演萊尼（BertaHeleneAmalie“Leni”Riefenstahl）在１９３４年就為納粹黨拍攝了一部名為《意志的勝利》的政治宣傳式紀錄片，宣揚德國將在偉大領袖希特拉帶領下再度成功。這部影片比起戴維的畫作藝術成就更高，在１９３５年已在多國獲獎，更創立多種電影拍攝技法的先河2。但是，這影片卻因其高藝術價值而成為了當時煽動人民支持納粹黨的頭號宣傳片，不單只是一種政治獻媚，更是助紂為虐，一定程度上為社會甚至世界帶來負面的影響。這次，社會價值上的缺憾不單影響到作品的評價，更直接影響到藝術家的生涯，萊尼因電影界的壓力，二戰後至２００３年歿，只執導過一套電影與一套紀錄片。然而，萊尼終其一生都聲稱「我只是個藝術家，不太關心政治，只想留住過往的美好。」而拒絕為效力納粹德國道歉。她的作品在藝術上有眾多可學習之處，卻始終無法洗脫歷史上的污名。

搵食姐，犯法呀？

在分析過巨蛋音樂節的兩種爭論後，可見到文藝作品是應有著對社會及政治環境的理解但又不被其吞噬，而上述歷史就正正是缺乏對大環境的理解之事例。但這種歷史又會否在今次香港巨蛋音樂節重現呢？

Ｒｕｂｂｅｒｂａｎｄ在巨蛋音樂節之前多次致歉，表示只是逼於合約，要完成香港巨蛋音樂節的演出，之後更選擇在表演的時候唱一些反建制的歌曲，如反國民教育的歌曲。表演結束當晚更專程到七一遊行會場再作演出。這一連串的行為，可以理解成Ｒｕｂｂｅｒｂａｎｄ對於破壞了一貫堅持的補償，也是對音樂這種藝術的社會價值之兼顧。

然而，這種補償卻是在社會意義上無多大作用的。

當然，他們在作這些補救時就已有著各種的難處，例如履行公司合約的壓力，表演時違反建制意願及之後到七一表演的代價；亦難以要求他們就拋棄一切，決意對抗巨蛋音樂節。拋開為保持形象等陰謀論，他們作出此補救行為的勇氣及心力是值得嘉獎的。但從結果論來看，他們在巨蛋演唱反建制歌曲時被中斷電視直播，晚上演出也已經無法左右七一遊行人數，最終只間接協助了建制，並不能稱之為相應的補償。

那到底面對這種藝術價值與社會價值的衝突時，又應如何處理？

著名音樂家貝多芬就曾因著創作「英雄交響曲」而陷入這種兩難。他在作曲初期（１８０３年）的原意是表達對拿破崙的敬佩，因當時拿破崙被視為法國革命理想的實現者。但到了次年拿破崙稱帝，他就憤怒地斥拿破崙為踐踏人權的獨裁者，更立即將已寫好的樂譜上「波拿巴」3字樣挖出來，並將標題改為「英雄交響曲，為紀念一位英雄人物」。在此事件，藝術價值與社會價值間就得到了微妙的平衡：作品得已繼續發行，又能確實表現到對社會的關注。

其實，藝術價值及社會價值對於每人來說也有不同的比重，藝術家本身當然也有自行選擇側重哪一種價值的權利。然而，當藝術本身會影響到社會或政治時，就不能像萊尼般以單純的美學追求作辯解，因為絕大部分時間，藝術都需要放在社會及政治環境內作評價，不然就只會繼續重覆不可挽回的錯誤。如Ｒｕｂｂｅｒｂａｎｄ在巨蛋音樂會這親建制的場合，唱著反建制的歌，就正是這種可悲的輪迴所衍生的其中一幅諷刺的景象。

1 現今搖滾存在一種教人發笑又唏噓的弔詭：堅持反建制的搖滾樂隊因其可敬的精神而沒有唱片公司敢為其宣傳，以至被湮沒在社會潮流，幸運的或許在十數年後被人發現及歌頌；不想創作心血被白費的搖滾樂隊則因此作出讓步，放棄部分反建制的搖滾精神以迎合市場及建制。有關搖滾更詳細的論述，請參閱第四十二屆中大學生報之搖滾專題
2 移動攝影、以長焦鏡頭製造扭曲視角、航拍以及結合音樂和影片
3 拿破崙全名拿破崙·波拿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