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傑偉：中大語文政策的未來

馬傑偉：
中大語文政策的未來

（馬傑偉教授為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雙語政策委員會成員之一）

廣東話、普通話、英語，兩文三語，應用於教育，看似簡單，實際上是十分「動感情」的問題，其中牽涉本土與國家認同以及全球化挑戰，在回歸快10年的香港，更是檢討殖民歷史與前瞻文化轉型不可迴避的考驗。

05年，中文大學提出國際化方案，英語教學成了激辯焦點，師生校友發起《哭中大》簽名運動，引起近年少見的語文大辯論。及後校方成立雙語政策委員會，由金耀基教授任主席，各學院推選老師代表參加，成員亦包括學生及校友代表，過去1年開會20次，撰寫報告書草稿的小組另開會多次，初步完成諮詢文稿，將於本月底發報讓全體師生校友討論。

我參加了委員會的工作，後期亦與張洪年、張雙慶、李行德幾位語文專家共同修改報告書草稿，深感兩文三語涉及文化問題的複雜性。在討論過程中，各成員坦誠交流，分享教學及研究心得。20多次大小會議，我從各同事的發言中深受啟發。教務行政的會議大多是付出精神花耗時間，但此項語文檢討工作罕有地有所學，有所得。

本文是我這年對大學語文政策的一些反思，純屬個人觀察，不代表委員會立場。

回顧中大的成立，有獨特的歷史背景，當年殖民地最高學府以英語授課，中文被視為次等，中大於1963年創立，申明中文是授課語言，此舉開創了高等教育新局面，亦是「中大人」引以自豪的歷史。中大強調中文，是回應當年大學教育對中文的壓抑。但翻查校史，中大一直有兩文三語的自由氣氛，操流利英語的教師以英語教學，來自五湖四海的教授使用各有鄉音的普通話，及後本地學者學成返中大任教，則多以廣東話講學授課。

我個人對中大這種獨特傳統是充滿浪漫情懷的。以廣東話夾雜英語，在課堂和生活作學術討論，並以書面中文撰寫文章。這種學術氣氛，讓青年學生與學者，由70年代到90年代，在中文大學這所出色的高等學府，上下尋索社會國家與人生終極；而文史哲以及社會科學的知識，可以由學術殿堂自由流通日常生活，並滲透社會運動的前線。我想，將來史家若要撰寫香港本土知識生產與文化發展的歷史，中文大學兩文三語的學統，是其中一個不可或缺的環節。中大語文政策某程度而言，是回應殖民英語霸權的措舉。

在香港，廣東話由70到90年代能夠成為強勢的語言，是出於十分獨特的歷史條件。

香港文化與政治相對獨立於內地，現代性優於大陸，經濟上某些層面比殖民宗主英國更有活力。語文使用更為特異，當年英語雖是經濟與政治語言，卻並沒有在日常生活發揮統一與效忠的政治功能，普通話更被排斥於文化邊沿。在沒有強勢「官話」的語言環境下，廣東話在流行文化領域大放異彩，統一了其實夾雜多種方言的移民社群，並觸發強勁的文化生產與輸出，影響遍及東南亞，遠至英美電影，也偶以一兩句廣東話代表中國文化。在康奈爾大學任教的EdwardGunn最近撰寫專書《Rendering the Regional:Local Language in Contemporany Chinese Media》(Hawaii，2006)，其中一章就詳細分析廣東話在香港透過流行媒體達至方言霸權的地位(文中整篇引述阿寬的《小男人周記》及麥兜漫畫，香港讀者份外親切)。

然而，97之後，當年的歷史條件不再，香港面對中國化與全球化的挑戰，不得不對英語、普通話、廣東話作深刻的反思與再定位。今天我們在課堂或公開研討的場合，以英文Powerpoint，用廣東話講解，遇到國內朋友的話，把廣東話「落少少西」，變成半淡不鹹的普通話……如此這般的權宜之計，今時今日不得不調整。

回到中大的雙語政策檢討，其中一個重點討論的議題，就是在於兩文三語在新形勢之下的定位問題：1.普世性的科目如自然科學，文化差異少，且國際慣用英語，採用英語教學，有直接、準確的好處；2.涉及中國文化、社會、歷史的科目，多用中文，以普通話授課，一方面可溝通全國，亦可汲取中國文化數千年所累積的知識；3.涉及本地文化色彩及本地社會政治的科目，可多用粵語，以促進本地民智與文化的發展(具體內容以月底正式發布的報告為準)。

這項原則性的建議一方面是面對香港回歸及全球的挑戰，另一方面亦確認中大作為宏揚中國文化的知識基地，而其中看似謙和其實是頗為大膽的提議，是把粵語作為學術語言視之，給它一個不亢不卑的位置。

以下我想分別討論這三層定位所帶來的一些問題。一、中大創校以來，校友對所謂的英語霸權十分敏感。這個概念，有其利亦有其害。

其利在於對非英語世界的尊重和肯定，並有解放、抗爭的力量。而其害亦在於漠視了英語在近年的多樣性發展。在全球化浪潮下，豐厚的知識以英語作媒介累積，國際社會亦以英語主導日常操作，中大增加英語授課，而且集中於普世性強的科目，是取靈活之策，既有利接軌國際學潮，亦不壓抑本國與本地文化的承傳。有論者謂，英語化不等於國際化，不要像早年的中國愚民，以為把水龍頭安放在牆上就可以引出自來水；沒有國際思維，打開嘴巴說英語，也可能像狹?愚民不知世事。然而，今天的英語已不單是沒有水管的水龍頭，它是通往國際人脈與英語知識庫的鑰匙。大學加強英語教學，多了不同地區的學生，活用國際語言，肯定有助大學師生面向全球化的挑戰。二、在加強英語的同時，亦應同樣重視中文。

在雙語委員會的會議上，主席金耀基教授多次強調中文知識體系深厚，也是身分及文化認同的基礎。部分委員亦深明英語霸權的論點與影響。在文、史、哲各個文化性強的範疇，大學對中國文化的保育與拓展，有著不可推卻的崇高責任。而強化中文寫作與普通話口語能力，在中國國力冒升的今天，是適切而必須。對香港學生而言，更是刻不容緩。香港的各所大學將來，將來無可避免要全國招生，此趨勢能提升香港大學質素及多元性，而不是出於簡單的市場利益考慮。

有論者謂，中大減少廣東話而增加普通話授課，是屈從「普通話霸權」、削弱本土文化、犧牲本地學生利益。我不同意。

請把今日的香港，放回今日的形勢而作出恰當的思考與回應。八九十年代，香港的廣東話強勢，是十分特殊的歷史條件所造成。97前類近於文化自主放任的城邦(City-state)意識，不可能在97後有效運作。我和呂大樂、Gordon Mathews合著的《Learning to Belong to a Nation: Hong Kong in China and the World》(Routledge， forthcoming)，主要重點亦是描繪香港由一個不知有國家認同的城市，如何學習面對一個國家。

香港人在文化、學術、經濟、政治各層面，都應與全國的中國人作有效和直接的交流。大學作為一個文化學術交流的重要平台，涉及全國性的文化、社會、歷史科目，多以普通話授課，宏觀來說實有利在香港的學者與大學生參與中國整體文化體系的互動、交流、批判與更生。三、這份雙語檢討報告，大膽把廣東話寫入大學教育政策之中，建議有地方色彩的科目，可用粵語授課。本地學生可能認為此舉實質上是把粵語規限於整體教學語言的邊沿。我不同意。

的確，面對加強英語及普通話教學的轉變，廣東話作為方言，不可能再如97前那個特殊歷史階段，穩坐語言霸權的位置而自絕於全國以普通話為主的語言環境。然而，正因為委員會內幾位語言專家是站在香港一國兩制有利的批判距離之內，他們能較清晰地定位方言的價值。我對李行德、張雙慶、張洪年3位教授是由衷佩服的。李行德教授更清晰指出，大學完全不用方言，是方言式微的因素。報告中，他們亦指出「普通話不等於官話，官話也是一種方言」。而粵語作為南中國一個主要地方語言，蘊含深厚的歷史文化資源，與香港本土生活息息相關。中大有勇氣在政策文件中，肯定粵語的學術與文化價值，並予以適當定位，保存了中大多年以來重視本土的傳統，在有本土色彩的領域，讓本地學者與學生，自由以粵語貫通學術、社會與生活，此原則若發展得宜，將有利於中國文化的多元化與創造性，亦有助香港創意文化的發展，更將會是中文大學一大特色與專長。

諮詢報告發表在即，謹在此祈願中大師生校友以及關心大學教育的朋友，開心見誠，各抒己見，為中大語文政策開拓適切時代的新局面。

參考書目

1. Edward Gunn (2006 ) Rendering the Regional : Local lan – guage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media . Honolulu :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 Gordon Mathews -; Eric Kit-wai Ma -; Tai-Lok Lui (forth – coming ) ，Learning to Belong to a Nation : Hong Kong in China and the World .
London : Routledge

原刊：《明報》2006-08-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