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年,隨著各種保育舊區社區網絡、保育天星皇后碼頭、反高鐵撐菜園等等運動,「本土論」興起。同時,除了「保衛社區」、「保衛家園」這種本土論外,也興起了「排外」、「任何事香港人優先」的本土論。兩種本土論,有時混在一起,有時截然分開。不過,「社區」當中包括千絲萬縷的生活痕跡和細密的討論,難以用soundbite解釋;「排外」卻簡單得多,一張身份證/出生證,又或膚色語音,好像可以清楚劃出界線,對大眾傳媒來講容易講,對政客來說容易用。

回想起來,我與一群朋友開始講「本土」,是2005年反世貿前。當時香港的民間社會多了討論資本全球化的問題:跨國財團到處攻城掠地、搞血汗工場;新自由主義下各地窮人如何無啖好食;世界各地的文化/地景越趨單一化;世貿這種國際組織如何協助第一世界去掠奪本國窮人和發展中國家;與及,香港政府所謂帶頭搞外判,其實就是由簽了世貿的服務業協定開始。面對這群跨境壟斷集團,全球不同地區的「本土化」就很重要,亦即保住本地的文化和經濟特色,及爭取社會政治經濟的自決能力,這些都是保存世界的多元化和基層人民生計的條件。

香港世貿會議之前一屆世貿,是在墨西哥的坎昆。在那裡,一位苦苦無法向跨國領袖們表達小農之苦的農民李京海,當眾自殺以表示對世貿的控訴。然後,那一屆有關農業的協議,在會內無法達成。雖然勢單力薄,但,難道,就在香港,在我們有可能做一點事的地方,就由得那些害人的協議通過?當年,香港反世貿示威因有韓農的組織化大量參與,實在不弱;當年,香港會議中仍未能通過坎昆的農業協議,守住了李京海先生的遺願,以及全球眾多小農的性命和生計,還有眾多農村小鎮的社會文化和經濟特色。

因為壓迫集團是跨境的,這種「本土化」正正要靠跨境的弱勢者連結起來,才有可能成全。因此,任何呼籲你排斥外來弱勢者的論述,不論主觀意願如何,但在客觀效果上,都只是在維持著這個壓迫結構。例子嗎?很簡單:不如大家嘗試去數算一下,近年的排外論述,如何把選票大把大把地送給了那些保皇黨、建制派、親中共派?

愛一個地方,是因為這地方承載了大家成長,有著自己與不同人實在的生活經驗相交的痕跡,是一種自重的表現。也正因為這樣,「中國」大到不可能是成長的痕跡,即使「香港」也不可能,也許,只有「灣仔」、「深水.」、「油麻地」、「深圳某區」、「北京某街」這種規模,才勉強可以小到足以成為一種真正的「本土」。

 

李維怡

19歲開始參與基層社會運動,關心人民如何可以自主的問題。近十年主要從事
藝術培育、各種基層平權運動,及與基層民眾一起搞紀錄片及媒體創作,現
為錄像藝術團體影行者之總監。書寫出版結集有小說/詩/畫結集《行路難》
(2009)、《沉香》(2011)及《短衣夜行紀》(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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