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

哪一種中國，哪一種苦難

五月二日，奧運火炬在港傳遞，我們一班朋友嘗試在沙田表達異議，結果示威牌被警察全部搶去。我們其中一句標語，叫作「十億中國人，十億種中國」，意思是「中國」不應該只有一種說法，我們每一個人都有權表達自己對「中國」的理解，無論是文化、政治、民族哪一個層面。

六四發生的時候，我只有四歲，在去政治化的家庭教育下成長，對北京發生的一切全無印象。開始接觸六四大概是初中的事，當時只懂從災難的角度來理解，覺得沒甚麼特別。畢竟中共劣跡斑斑，文革大躍進死的人多太多了──那時的我，還是以數字來衡量歷史事件的輕重。反而，南京大屠殺的殘酷更令我難以忘懷。翻開圖文並茂的南京大屠殺歷史書，我第一次意識到自己是中國人。

強烈的同情共感將個人與社群連成一體，因此苦難經驗往往是建構我們國民身份的重要元素。然而，苦難從來不是客觀而自然地呈現在我們眼前，而必然是經過篩選和過濾－－我們何嘗在電視新聞上看過被迫拆遷戶的血淚？報紙何嘗報導過異見人士被囚的原因和處境？中史教科書何嘗清楚講述六四的暴力鎮壓？

對苦難經驗的不同接受，構成了我們不同的身份認同。隨住個人成長，對歷史也有更深刻的認識。早幾年流行的「放下六四歷史包袱」論，以及後來的愛國論，經常令我懷疑自己是不是中國人。對當權者來說，六四自然是沉重的包袱；但對死難者來說，六四卻是一筆尚未清還的血債。如果必須認同當權者的論調才算是「愛國」，如果必須要如此「愛國」才算是中國人，那麼這樣的中國人，我還做來幹甚麼？

以上就是我希望舉起「十億中國人，十億種中國」的原因，但這些聲音為何也要被警方消滅呢？汶川地震以後，相信很多朋友會認為自己更愛國了。看到這幾日媒體的報導，我胸口便悶得發慌。我們看到的，是汶川地震的哪一面呢？令我們錐心刺骨的，是哪一種苦難？這必然指向最根本的問題：我們看到怎麼樣的中國，決定了我們想成為怎麼樣的中國人。

永隆街札記
肥豪
失戀以後瘦了七磅。但身雖不肥，心仍是肥。夢想是寡欲無求，心靈飽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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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前半生 

如果用回大論述的套路來定位，我應該是最後一批受八九民運影響的同代人了。

成長最早的價值大多來自父母。他們是典型「香港故事」的典型「中產」，良好教育、有「火」的民主死硬派，也有點國家憂患意識。89年父母也有帶著年僅3歲的我參加一百萬人大遊行。其後成績普通的我誤打誤撞，進了所「愛國中學」，再親建制再反動的話聽足了七年，也改變不了我每年六四都想去維園一趟的使命感。中三那年，看到晚會場刊有一小格，說是籌組支聯會青年組，當時有點衝動填了那表格，然後去了開會。

此刻回望，那時候一腔熱血，所有理念價值都未成形，經驗也不外乎是為活動當義工、為《港支聯通訊》撰稿邊寫邊學，尚算比同齡的人懂得思考或討論中國甚至本土「究竟在發生甚麼事」。後來中學畢業，投入很多不同的團體活動，甚麼議會導向的民主運動怎樣精英脫離群眾、或支聯會的民族主義色彩、僵化「大佬」作風，已是很多同道人的共識，不必多說。

05年反世貿影響至深。當時自告奮勇為《港支聯通訊》寫世貿與中國的文章，開始思考全球化的問題，及後在各國人民的抗爭隊伍中，有那麼的一剎，震撼得楞住了。然後，已從我生活中消失了的他帶了我去基層大學，甚麼新自由主義聽了一晚，眼瞪得大大，徹底地知道了自己的無知。理念和左翼視野開始一步步建立，於是開始了實習、落區，然後搞基層關注組。再之後，又覺得學生身份與工會協調做工人調查還是太事工式，於是去年初又開始參與基層社區組織，砌公屋廢法，晃去了一個夏天，終於釐清自己的定位。完成副學位進了中大後也即決意搞學生會做外務，無非也是盡其位置之利，在學院與公民社會之間掙扎著推動議題、嘗試告訴更多人，有些事是我們的責任而不僅是課外活動或同情心，而談理想亦不是時髦與過時的問題。

我堅信這一路走來的省思，是所謂「八九民運理想承傳」最好的方式。十九年來除了那些死去的學生，必然還有更卑微無名的聲音，在這裡、在國土大地、在全世界的角落，一直呼喚著改變世界的理想。他們是，真正的，書寫著歷史。我願我是他們的其中一人。

周澄
偽無產階級，中大基層關注組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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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與「六四」事件 

1989年的北京，當時學生因總書記胡耀邦逝世而發起「反貪污、反官倒」的示威，演變成廣大北京市民以及工人階級參與的民主運動，換來中共政權的血腥鎮壓而悲劇收場。

雖然這場中國民主運動最後失敗告終，卻影響蘇聯及東歐的人民，同樣上街要求民主改革，導致號稱「現實存在的社會主義國家」紛紛崩潰。

蘇聯及東歐的變天，讓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輿論急不及待宣佈社會主義以及馬克思主義已經「死亡」，甚至歷史已經終結，因為自由民主的資本主義已經是人類社會的最高階段。

對於當時仍就讀中四的我，除了當然要應付厭惡的會考課程，還開始思考這種所謂宣告社會主義及馬克思主義「死亡」的論述是否真確。這些號稱以奉行「馬克思主義」的政權，是否等如與馬克思主義劃上等號？馬克思主義或社會主義真的是那樣邪惡嗎？資本主義的民主與市場經濟又是否人類社會的唯一出路？

抱著以上疑問，開始閱讀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著作。原來馬克思主義誕生百多年以來，一直受到右派陣營的詆譭（當中也包括蘇聯斯大林及中國毛澤東所犯下的罪惡而令到馬克思主義蒙污）。

其後因緣際會遇到幾個志同道合的中學生，慶幸自己的道路並不孤單，而加入了他們的「中學生關心中國學會」，舉辦讀書組，討論當代中國歷史以及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問題，甚至自資出版向中學生派發的刊物。

回顧「六四」對自己的影響，除了不能忘卻死去的學生及工人，也令自己思考中國在「六四」後全面走向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過程當中所產生的種種問題。馬克思主義理論批判資源，似乎對當今中國社會比起過去任何時候更具適切意義。

法國解構哲學家德里達（Jacques Derrida）說到，馬克思主義確實是一個幽靈（他用複數形式），它仍然盤纏在我們生活的資本主義社會裡，不會消散。一天資本主義社會仍然存在階級壓迫及剝削，它一天仍是我們了解資本主義社會、乃至如何消除其壓迫與剝削的一把鑰匙。

洛赫
學習在人事政治與組織力量之間的平衡；拉扯在個體愛慾與集體問題之間的矛盾；徘徊在理論研究與社會實踐之間的定位；探尋在現實限制與理想追求之間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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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風箏和花，或其他

星期日，深圳的蓮花山公園。作為深圳少數不用收入場費，又布置得比較優雅的公園之一，人山人海，和我們最熟悉的東門市場沒有很大分別。

在公園風箏場外，我看到一位小女孩，長得特別瘦小，大概七歲左右吧，就像我以前教過的一年級學生。她戴著一頂佈滿塵土，因為洗滌過度而褪色的紅色小鴨咀帽，獨個兒蹲在步行徑旁，將一個又一個七吋乘七吋的燕子風箏串起來，賣給遊人賺錢。她也兼賣一些小玩具，都是一些小紙花，玩偶一類，擺了一個約一呎乘兩呎的攤子。

小姑娘的眼睛很靈秀，普通話說得很標準，她沒有招生意（大概招生意會給公園的保安還是城管一類的人驅趕吧），只是不亢不卑地蹲在路旁，等待遊人光顧。

我給她的神情吸住了。小小的年紀，有著在路上討生活的人那種既老練又機靈眼神，滿有尊嚴地在那裏擺賣（可能還要負責養家吧？我是這樣想的）。

根據我們的標準，這個年紀的小女孩，應該做什麼？是應該好好地讀書，假日時到公園玩一玩，或者學一些彈琴跳舞之類吧。

不久，有一對父女走過，父親揹著一個巨形蝴蝶風箏，女兒嚷著要買小玩具，於是父女站在比他的風箏還小的小攤前討價還價。最後隱約聽到父親說了一句「太貴了」，揹著風箏和拖著依依不捨的女兒離開。

父女站在小姑娘蹲著的小攤前時，基於攝影者的天性，我很想把握「決定性瞬間」拍下這個畫面，但是最後我還是沒有這樣做，因為我害怕冒犯了小姑娘的尊嚴。

十個一串的燕子風箏，連著一個線轆，賣十五元。我也不知買來做什麼，但還是十分衝動地買了。臨走前我叫她要小心保安員啊，她回報一個很甜美的笑容，「曉得的，謝謝！」她說。

記得上個世紀末，第一次買花送給女生，是在北京天安門，晚上十一時左右。也是一個差不多年紀的小姑娘，拿著一籃半凋謝的紅玫瑰，向還在街上溜躂情侶兜售。基於十分相似的衝動，我主動叫賣花的小女孩過來，小女孩的反應是馬上拔足逃跑，我想是因為那時天比較黑，我人也比較黑，在北京一個月，口音也變得比較北京，所以她以為我是城管吧？我大叫「甭跑，我要買花」，然後她才戰戰競競地停步，遲遲疑疑地走過來。那時，玫瑰賣兩元一支。

在那次的之前，和在那次和今次之間，我有過不少相同的經歷。不過有時是男孩，有時是女孩，有時是男人，有時是女人，有時是婆婆，有時是伯伯；有時是賣唱，有時是賣玩具，有時我也忘記了賣什麼。回想起來，第一次給她買花的小女孩也長大了吧。

在蓮花山上，繼續的遊人如鯽，賣風箏的小姑娘，有玩過一整串的燕子風箏嗎？

龍
「帶鐐長街走，告別眾鄉親。砍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殺了我一個，自有後來人。」（《 就義歌》  夏明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