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八年級生
原刊於幹事會屬下校園記者編輯小組2015年《迎新特刊》

如果有人問起,香港中文大學的「中文」二字所謂何物,我能否憶述這正在消逝的理念?

 

 

「從來我用英文寫作,感覺都像寫學術論文;
但當我用中文寫作,我的感覺雖然還在寫
學術論文,但已開展了一種前所未有的『對
話』……當你用一種語言寫作的時候,你
就是生活着這種語言,呼吸着這種語言。
既然生活在一個華人的社會,在一個華人
的社會中長大,能用中文寫作,並將此與
自己的生活體驗、個人歷史、身份等進行
對話,那種快樂的感覺確實難以形容。」

—摘自中大教育行政及政策系副教授蔡寶瓊於2005年2月2日中大國際化論壇上的發言[1]

不知你會否好奇,自己即將就讀的「香港中文大學」,究竟與中文有怎樣的聯繫。你或會隱約覺得,全英文教育才是高等學府的指標。

為何堅持「以中文教學」?以上蔡教授的發言,先透過個人經歷闡述母語思考、書寫、授課的重要性,再展現母語教學於大學的意義。編者因篇幅有限只節錄蔡教授的親身經驗作引子,是為了令你感受「以中文教學」曾經並不是對這所學校的諷刺,而是實在的教育理念—直至10年前,一場「國際化」的謊言將一切打破

消失的中文

這是繼02年中大、科大合併[2]、04年殺系風波後[3],又一場在校方獨特的「國際化」邏輯下發生的戰役。

事緣05年初,學生會透過非正式渠道獲得一封有關教學語言的電郵—校方自04年尾一直醞釀的語言政策改變才終被揭發。原來校方先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連環出暗招:2004年11月,突然要求各學系表明能否於下學年收取非本地生,並提供足夠的英語授課課程;隔年1月,再要求願意增加英語授課課程比例的學系遵守四個條件,包括必修科須以英語授課、至少一節導修課、實驗或練習課堂須以英語授課等等。

政策如此切身地影響每一位師生,竟沒有公開諮詢,當然引起大量反彈:過千人的聯署反對、學生會接連幾場的記者會—〈哭中大〉一文更激起千層浪。文章釐清了反對學科全面英文化與不願學英文的區別;更進一步質疑「國際化」的方向,只是一味輸入西方文化而非中西融合。在學生會舉辦的「中大國際化研討會」上,中大社會學教授陳健民尖銳地提出三個問題:一、校方的說法是雙語並行,但為何海外生不用懂中文?二、「國際化」如何使學習環境得到改善,缺乏論證。三、若中大根本沒中國文化環境,為何海外生要來港讀書?他更諷刺校方以為校園多幾個金髮生便會很「國際」了;梁文道則指出大學的「國際化」,該是學術領域的無邊際,而不以師生的族裔來表現—東京大學長期在世界排名上榜上有名,亦以日語作為教學語言—所以「世界一流」不必然須以英語授課。

學生學者據理力爭,校方卻支吾以對;校方百般迴避,學生窮追不捨。在幾經波折終於出現的「校長會見同學」時段中,當同學提問關於語言政策的改變時,當時劉遵義校長只不斷重覆「從來沒有改變語言政策」;而當同學質疑有關諮詢不足時,就不斷重複「已有足夠諮詢」。

然而,你一定猜得到,校方始終掌握生殺大權:07年9月,校長劉遵義於中大網頁發佈雙語政策報告書,雖指出「凡是較多強調文化特殊性,而學術載體以中文為主的科目(特別是涉及中國文化、社會及歷史的科目)」宜用中文授課、「凡涉及香港社會、政治、文化等科目,宜用粵語講課」,但仍增加了大量英語授課課程[4],並於10月審議通過。前任中大學生會外務副會長李耀基以個人名義申請司法覆核,嘗試推翻校方決定,最終被判敗訴。所有企圖捍衛中大理念的嘗試,最終都不了了之。

誰的「國際化」?

弄清事情的來龍去脈後,我們仍會問:提高英文水平,促進中外交流,與世界接軌—有何不妥?〈「中大教學語言」事件〉[5]一文便通過解釋「國際化」的真正含義,點明轉變教學語言的荒謬。為承接文意,編者作適量修改後現節錄如下:

國際化=英語化?

大學作為一學術機構,雖然時有象牙塔之議,但亦實有其社會責任—哲學系關子尹教授撰文討論了這個問題。文中指語言並不是死的工具;令一種語言包容更多它以前沒有的概念,便是大學其中一樣重要的工作。在大學中,學者們接觸各領域的學術概念,公眾能用中文討論及理解這些新概念,才算是留住了知識[6]。試問英語,一種非本土語言,又怎可能做到這一點呢?而且我們用母語思考問題時,自然少了一個不必要的語言障礙,故有助深入思考和討論,更能帶動知識流入社會各階層,即是關教授所提的「語文教育」理念。
當然,現今世界上的頂尖學術著作,不少以英語寫成,而且很多,例如德文或法文的學術巨著,亦很快被翻譯成英文版,所以大學學生的英語能力十分重要。若然要做到「留住知識」,長遠而言,香港的大學應效法日本,多把外國學術著作翻譯,那便令一般大眾也能容易接觸高等學術,那些學術上的概念便能由大學傳遞至民間,使這些新概念、新思想更持久地在社會中被運用。

國際化—如何走向國際

今天說的國際化,很大程度是美國化和歐洲化。固然我們想去學習他們是正確的,要學習他們的知識首先要透過英語也是顯而易見的,但為何人家的學術、科技等有如此出色的成就,才是最值得我們深思。而正如前文所述,只有母語才是思考和討論的最佳工具。英美的的思想家、科學家經過深入的思考,最後以他們的母語—英語寫成著作。我們看到這些偉大著作,卻認為要達到這種水平的學術,是靠英語,而不是學習人家學術的內容—這無疑是本末倒置。要走向國際,就要以母語發展自家的學術,當學術的內容達到相當水平時自然會引人注意,不必犧牲自己的母語遷就「國際主流」。

究竟校方一意孤行的背後,打著甚麼算盤?當時〈哭中大〉一文便指責「國際化」實質「是一個赤裸裸的搶錢遊戲」[7] 。大學教育教育資助委員會(UGC)要求大學為資源競爭[8],其中一個提高競爭力的方法是爭取在外國(美歐)學術界出類拔萃。為迎合國際研究的主流(如本土議題便不受青睞),學者必須放棄以本土視覺甚至母語作研究。原來,學習英語和普通話去應付「經濟需要」只不過表現了中大的「商業化」的真實取向,與大學的使命和真正的國際化是無關的。

結語

「我想透過自白來說明一件事,就是對我們這些學術、文化圈子的人來說,能夠用本土的語文寫作,是書寫者將一些思想、文化因素滲入我們的日常生活,反過來說也一樣。當時我的快樂是來自,我和身邊的人的生活體驗集合起來,可以作出輸送……」回看蔡教授的自白,此時你或會理解,10年前師兄姐為何哭中大,像蔡教授一輩的學者為何心痛。

然而,這不只是一篇緬懷過去的文章:2014年,社會學系[9]全面改作英語授課[10](同學想進入社會學概論的思辯?抱歉請翻譯英文先)—「國際化」仍似霧霾般籠罩。如果你仍對校名中的「中文」有一絲執著,希望你能捍衛僅有(正在消失)的聯繫。

 

[1] 發言內容經整理後刊於2005年中大學生報《拉扯在中英文之間—中大國際化特刊》,p.10-12,題為《教學語言的親身經驗》。
[2] 詳情可參考本刊另文〈香港中文科技大學創校史〉。
[3] 詳情可參考本刊另文〈殺系〉。
[4] 《雙語政策委員會報告書》7.6 https://www.cuhk.edu.hk/policy/chinese/bilingualism/downloads/cob-report-c.pdf。
[5] 中大學生報,〈「中大教學語言」事件〉,中大學生報2014年《迎新特刊》。
[6]此文題為《語文作育、國之大事—現代德語的滄桑對漢語未來啟示》,載於《中國學術論壇》,此文亦為2005 年2 月2 日星島日報A19版〈借德經驗勿捨漢取英〉之全文。
[7] 摘自〈哭中大〉一文。
[8] UGC決定資助多少的準則有:一、院校學生的多寡;二、研究發表的數量(詳見本刊另文《操縱從未間斷—UGC的罪狀》)。
[9] 《雙語政策報告書》中建議以中文教學的科目。
[10] 黃漢彤,〈犧牲本科知識換來甚麼?—反對社會學系英語化〉,中大學生報2014年9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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