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實淹沒了《大學之理念》

文:梁文道
原刊於《e+e》第六期，spring/summer 2003

在一個終將到來的民主社會裏面，只有公民可以保障大學的自主和價值。

在還沒進大學的時候，我就拜讀過金耀基的《大學之理念》、《劍橋語絲》和《海德堡語絲》，對大學的莊嚴氣象與崇高理念遂有了無限的嚮往。又因為金耀基在書中提到韋伯的演講〈學術作為一種志業〉，所以我會找這篇一般初學韋伯的人並不在意的文章來看，然後讀到這麼一句撼人心弦的句子︰「你生之前悠悠千載己逝，未來還會有千年沉寂的期待」。韋伯在這裏說的其實是學者該有的心理準備，他必需耐住寂寞，壓住自己，瞭解自己從事的工作其實比自己還重要。因為在你之前，早有無數的先人留下了腳印；在你之後，也還會有無數來者踩在你身上。這也是對典型的德國式研究大學的最好說明︰為甚麼你要做研究？這是因想努力超過前輩們的成就，非關個人，而是為了人類知識的累積與進展。為甚麼一個學者又非得教學不可？這是因為你希望自己的學生可以超過自己，所為非關個人，而是為了人類知識的累積與進步。故此，一個學者應該知道他的工作註定會過時，註定會埋沒在那千載的歲月之中，要做這種終將過時甚至是追求被人超越的工作，韋伯說你只能依賴熱情。事實上，他認為「無論任何事倩，如果不能讓人懷抱熱情去幹，那麼對於人來說，都是不值得做的事情。」是故，學術不是一種職業，而是志業，是一種幾乎要有一個人獻身神職時感到的「召喚」方可從事的志業。

進了大學後，有了切身體會，我就不得不從理想沉到現實。現實是自己原來也不具備這種熱情，現實是有些教師常把「召喚」掛在嘴上，彷彿自己時時收到「call」，大概快要列入仙班與大師並坐，但卻最怕學生的挑戰，甚至不容許學生轉益多師，否則就視之為叛徒。更常見的現實是既無心超越前人也不管學生那麼多的「教研人員」，二十年沒有論著，二十年用同一份講義。那時候人人都說教大學是金飯碗，人工好假期多負擔少，真是任誰都會同意大學得改革。

可是，治療方法有時候會比疾病還糟糕，由上而下的片面改革會比甚麼都不做還壞。從現任財政司長的梁錦松主管大專政策的那個年頭開始，我們的大學就開始了一連串改革，改革的結果是甚麼呢？大學之間開始強調競爭，以往常見一間大學的教授到另一間大學客串講學，如今則在肥水不落外人田的心態下漸漸縮細這種互訪活動的空間。在近期非典型肺炎的危機之中最能見到盲目競爭心態的後果。一開始，中大和港大的醫學院各做各的研究，互不通報大家的資料和進展，只是在對方向媒體放話的時候可略知對手軍情。置公眾身家性命於後，尊自己校譽威風於先。

為了擴大和提高所謂的「科研成果」，本來一項完整的醫學研究項目要斬得七零八碎，為的是分散投資拿錢容易，更是為了製造一個可觀的數量幻象。至於研究是否有效益，先決條件據說是管理，在梁錦松的眼中，天下最佳而且唯一的管理方法就是管企業的方法。所以一個搞英國文學的教授在研究葉慈之前，首先要填好一式三份的企劃大綱。接下來又得交個中期報告，說說他的葉慈讀得怎麼樣了，最後論文寫好了，還得再交一篇報告，自我簡報評估一番。整個過程裏花在應付管理需求上的時間要比花在做學問上還多。為了避免有人用專欄文章交數，又為了要趕上國際水準，大家得努力在「國際性」的評審學刊上發表論文。結果明明是研究中國文學，也得儘量不要把論文「浪費」在中文期刊身上。花幾年工夫閉關寫下專著，在這個生產講究效率的年代，更是一種遠古的傳說。美國大學的好處我們還沒學到，壞處就都比他們還快地出現了。

面對學生，套一個教大學的朋友的比方，傳道授業解惑的老師都變成「售貨員」（「授課員」的諧音）。一個課好不好，端看它的市場行銷搞得怎麼樣。也就是說一個課目的包裝要吸引，老師準備笑話的功夫得比準備內容的功夫深，教材不能太難太多（能用二手材料就不要用一手原典，能用五頁紙概括就不要用一本書，能找到中文版就不要用原文版），功課不可以太繁重，成績要求不可以太嚴格，否則學生們不給面子的會投訴，尚算尊師的就用腳投票，還不到時候修這科的就不會在下學期報名，沒有人想修這科，就表示這科不受歡迎，老師沒照顧好「顧客的需要」（千真萬確這是一個大學校長的用語），它就該關門，它就得有個人負上責任。最後造成的結果，是學生們以客為尊的態度：如果我讀不懂也讀不完《左傳》，那多半是因為左丘明不懂白話文也不懂用最簡單的方法去說話。
在這樣的局面底下，教統局長李國章提出香港要有一間很厲害的大學，南山捷徑就是讓中文大學和科技大學合併。《大學之理念》的作者，前中文大學校長金耀基當初說還沒有態度，最近就在《信報月刊》的訪問中讚好，說兩大合併可成「南天一奇峰」。我不懂的是，如果我前面可能略為誇張的描述還多少捕捉到一點真實的話，如果現在每間大學多少都有上述問題的話，那麼兩間大學合併為甚麼不會更壞，而是更好呢？

在兩大合併引發起的爭論裏面，最少人提及的問題就是大學自主性受到的損害。李國章局長左一句「權力在我」，明示政府有絕對權力主導兩間大學的命運；右一句「先禮後兵」，恐嚇反對者們若不妥協政府就得來硬的，為甚麼政府會有這麼大的權力，最簡單的答案是香港各大專院校主要的財源都來自政府，政府就是老闆。可是公立大學就一定得對政府唯命是從嗎？我們能夠想像加州政府下令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和爾灣分校（UC lrvine）合併，兩大俯首聽命的情況嗎？金耀基在《大學之理念》的〈學術自由、學術獨立與學術倫理〉一文中稱讚英國的「大學撥款委員會」（University Grants Committee，簡稱UGC），認為這種機構有獨立地位，在政府與學校之間維持一臂之距，既對社會負責且保大學自主。

但是橘越淮為枳，UGC這種架構來到香港就大為走樣。在兩大合併這種關鍵時刻就可看出政府實在沒有打算讓大學離開自己的掌心。且讓我們先看看美國的情況，因為美國一眾名牌大學是本地各院校效法的目標，美國的高等教育制度也被本地不少有力人士稱讚為世界的前驅。阿諾維茲（Stanley Aronowitz）在他那本力度十足的《知識工廠》（The Knowledge Factory）裏面描繪出美國高等教育當前的危機。首先，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使得所有大專院校的管理日益企業化，完全沒有在一般盈利機構與大學這種特殊的非盈利組織之間找到一條明確的界限。因此衡量大學的標準就逐漸以它的「產出」為主，所謂產出就是對經濟發展的貢獻，於是學問和學科就可分成有用和無用，有用的學問有助於學生謀職，造就經濟繁榮；無用的學問就得努力改變自身的形象和定位，使它也呈現出一種曲線致富的形態。比方說哲學雖不是甚麼職業上的專業，但在這知識經濟的年代，它的非職業性格可以說成是一項優點，訓練學生的思考能力有利於終生學習云云。

第二個危機是冷戰時期曾被許多左派人士批評的美式「軍事─工業─學術」複合體，正在轉化成「醫藥─企業─學術」複合體。二者的分別是前者由國家帶動，大學等學術機構透過替軍火商進行相關科研以獲得資金；後者則由藥廠等企業當財主，直接介入大學的科研工作。「醫藥─企業─學術」複合體這個說法雖然片面，但卻是當今以美國為代表的全球高等教育機構的象徵。因為在生物科技與醫藥工業的連繫之外，還有很多學科都正在把它們的負責對象從抽象的社會大眾轉移到具體而且有錢的私人企業。

這種情況之所以能被稱做危機，首先是它會迫使大學的學術活動因為過度靠攏社會的需要（或者說，政府與企業的需要），從而喪失其起碼的批判性格。如果你嫌阿諾維茲太左，這種言論有欠公允的話，我可以告訴你，即使是人力資本理論之父，1979年的諾貝爾經濟學家得主舒爾茲（Theodore Schultz），也承認當學術工作的財源主要來自於政府機構、企業和私人贊助，不按資助者意圖的批判性研究將越來越少。更大的問題是當整個大學體系被定義為社會上的知識工廠，它的管理和評價標準完全企業化，對它的投資被簡化成對人力資本的投資，而人力資本的最大作用就是經濟發展的促進，我們就會看不見「發展」的全部面貌，和大學在一個更廣闊的發展前提下所應有的角色。

1998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沈恩（Amartya Sen）在《作為自由的發展》（Development as Freedom）一書中就雄辯地指出，我們主流的發展觀其實只是經濟的發展，往往忽略人類能力的整體發展。經濟發展不是目標，而是手段，它是為了人類生活的美好這個目標而存在的手段，除了經濟的發展之外，我們還要發展出一個更有尊嚴更有意義也更公正的社會。從這個角度去看，學校不只是一個人力資本的養成所，而且是人類能力得以促進的空間。

美國這種「企業大學」（Corporate University）其實早在四十年前就已初現苗頭。金耀基最佩服的教育家，中文大學終身校董，前加州大學總校長克爾（Clark Kerr）的名著《大學的功能》，就以「綜集大學」這個名詞來描繪當代大學這種全面與社會整合的性格。金耀基在《大學的理念》裏再三提到這本著作，但偏偏沒有說明正是這本書曾在六十年代全球反抗運動的大火之中起了加油的作用。當時加大柏克萊分校的學運領袖薩維奧（Maria Savio）就曾毫不客氣地批駁他們的校長把大學說成是工廠的理論，觸發更多的學生投入反建制的運動。因為他們認為克爾那種所謂大學要向社會負責的態度，說穿就只不過是讓企業和資本主義接管校園的飾辭罷了。

回到香港，我們特殊的地方是政府干預和商界干預往往是同一回事。因為我們的社會極度單元化，學術和文化從來沒有相對獨立的地位。全港的大學校監都是特首，人家的大學校長可以和總統首相平起平坐，我們的校長得小心特首家長傳達的密令。同時，我們這座城市又被定義為經濟城市，經濟的發展就是一切的發展，所以財政司長被認為是特首之外最有權力的官員。我們還以為會做生意的人一定懂政治，能夠管理屬於股東的私人企業就一定能夠管理屬於公民的政府。所以明明香港各所大學的財源主要來自政府，它們還是間接地受控於商界與當時得令的新自由主義。

因此才會有人竟然忘記大學經費來自公帑，大學要對整個社會負責這麼簡單的事實，喊出了「大學得同僱主們有交代」這樣的謬論。在說這些話的人中，花費公帑的唯一目的就是加強企業的競爭能力，使用公帑的大學不對企業負責又對誰負責呢（同樣的道理，所謂社會安全網也應該維持在不讓社會暴動，穩定營商環境的最低水平即可）？

請不要誤會我想重申韋伯在上個世紀高舉的理想，讓大學成為一群遠離現實的熱情分子們的俱樂部。相反地，我認為大學應該更加面向社會，卻不是面向商界和政府。整個社會必須理解大學是在幹甚麼，大學也有責任幫助社會開拓一個更寬廣的視野。在一個終將到來的民主社會裏面，只有公民可以保障大學的自主和價值。舒爾茲說︰「在我們為爭取自己大學的自主權而與全體選民協商時，極其需要有關科研的價值的公共信息」，所以他贊同另一位學者皮爾（Gerard Piel）的這番話︰「如果大學的自治權要以公眾的支持為保障，那麼各種必要的保障措施就不能靠政府的行政管理部門來頒佈，也不能靠議會立法來保証。我們的大學之自治，必須同全體公民進行協商。必須要求人民在充分了解大學使命的情況下給它以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