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以激進為目標的行動主義

「我也曾經放棄過……」

說回「黑紫荊行動」，面對低迷的氣氛，抗爭者當時亦 已經知道要取得成效不易。但黃莉莉就清楚地說，作為 組織者、組織裡的人，要願意去抱著「你不能夠不去做」 的心態嘗試:衡量果效是必要的，但控制不了，亦不可 以因而不行動。

可是，另一方面，她從扣留釋放後的自白卻透露自己過 去「曾經放棄過」，這又所為何事?

「雨傘後，我會說我處於失語的狀態。」黃說，「但這 不是失落，不是雨傘後遺症，而是處理不到政治形勢， 甚至是政治生態，說不出什麼來。」那段時間，她投身 一份律師樓的工作，開始過著有規律的「打工仔」生活， 亦漸漸從運動中隔絕開來，對運動可以不理會。即便自 己對政治議題仍然有意識(而非政治冷感)，也不會想 去改變它，去做任何事情，或行動。

這種職場經驗說明了，政治參與對於廣大市民來說並非 必然的，朝九晚六的生活正正是引子。至少過去一直在 社運圈的她體會到了。

但轉折點在往後的立法會選舉上，黃到了民協幫手。雖 然她總是說自己千想萬想也解釋不到這個決定，裡頭亦 完全不是自己想做的事;甚至，傳統政黨的工作模式讓 很多新的可能性難以實踐——但他們經營社區的方法， 看著社區的人事是如何發生，她幾次提到「有趣」兩字。 來到民協，黃莉莉說這令她離開律師樓的生活，開啟了 一個機會回到政治參與，找到自己的身位。「到我離開 民協，有人想要留我，說一起改革民協。」黃說，「我 那時就覺得荒謬，我的目標不是要改革民協，而是推進 社會運動。」

「我走回來了，我選擇了前行，儘管我仍帶著不少愚昧 ⋯⋯」她從扣留釋放後的自白如此說道。

(不為升級)行動主義

然而，反東北案十三人、重奪公民廣場案三子被判以重刑後， 我們不得不承認有另一種無力感正在滋長。

在「黑紫荊行動」中第一次被捕的黃莉莉則說，刑期覆核前， 包括她自己在內的抗爭者並不特別怕被捕，雖然長時期的司 法程序會造成諸多不便，但有案例可循，一般都不會有太大 的刑罰。但刑期覆核改變了這一切。有了監禁先例，除了司 法程序，司法結果也要有所衡量。

直到現在，她都理解、處理不到如此重的刑期，亦不 知道往後的行動大家可以承擔多少風險，怎樣的行動 是香港人可以接受的⋯⋯

「但我想，一些溫和的行動，以往會被批評為『無用』 的行動，是否可以重新嘗試?我覺得可能性是非常大 的。」黃莉莉緊接著說，「例如像八十後反高鐵時 的藝術性行動，是否可以?我不知道可能性可以去到 哪，但應該都可以予以討論。可以很溫和、微細，我 都願意讓它們發生。」回歸文章開首的問題，要解決 升級到底就無力的行動方向，或許我們需要的就是另 一種「不以激進為目標的行動主義」，意思不是完全 否定激進行動，而是在具體的刑期壓力下，尋找並發 掘行動的更多可能性。

「行動是進入日常，打破日常習慣看見的事物，然後 令人注意你的行動。」她最後補充，「這正是『行動 不為升級』的意思，不只有針對權力的直接行動，也 可以面對群眾，在日常中發現其他事情，然後去發生 一些事。」

事實上，雨傘運動後出現「傘落社區」的主張並不偶 然，而是黃莉莉所謂「行動是進入日常」的伸延。雨 傘運動暴露出公民社會的組織疲弱，難以捲動更多群 眾進入運動當中，而社區運動正是針對組織力的行動 一種。

筆者想起今年的一次六四討論會，中大學生報聯同其 他組織在晚會後呼籲市民留下來，想在悼念以外開啟 一些空間，讓新的事物藉由群眾的討論發展。事後， 有參與者表示珍惜這種討論會的機會，畢竟以往都停 於悼念，藉著討論，可以讓參與者對晚會的形式有更 進一步的想法，甚至讓不同年齡層相互討論，達致民 主。這次行動並不激進，也無升級，但正如黃莉莉所 言，是嘗試發掘更多的行動力，豐富公民社會的力量。

回歸二十年的寄望

回歸二十年，問到黃莉莉有何寄望，她思考良久，答 道:「想公民社會有一點點的不同。」她沒有進一步解釋這是怎樣的不同。但或許在這一波「入獄潮」過後，所謂更多人應該走出來不只是在遊行上，而是更確實的，讓改變從生活開始——事情開始的時候，總 是以微小的姿態展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