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灣區和中大看似毫無關聯,但其實她早已主導了中大日後的發展方向

文:何正男

2019 年二月二十日《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公佈,文件提及,「推動教育合作」、「建設人才高地」、「加強粵港澳青少年交流」等。在當天,中大〈深圳〉表示會設立醫學院和教學醫,同時中大〈香港〉的醫學院教授會擔任顧問。大灣區對中大而言看似沒有太大關係,但其實她早已主導了中大日後的發展方向……

中大與「一帶一路」

2015 年三月二十八日,國家發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務部公佈《一帶一路》文件,而當中就提及「深化與港澳台合作,打造粵港澳大灣區。」。及後中大為了響應了「一帶一路」政策,在 2016 年加入了「絲綢之路大學聯盟」,這個大學聯盟在 2015 年五月成立,以「以共建教育合作平臺,推進區域發展」為主題,希望「以絲路精神搭建教育合作平台。另外在 2016 年十月加入「一帶一路高校聯盟」,這個高校聯盟有 126 所高校加盟,主要有中國、韓國、俄羅斯、歐洲等大學加入。中大不僅是單單借一帶一路機遇加強院校合作,還積極參與「一帶一路」計劃構思,學生事務處甚至設置了「一帶一路 @ 網頁」,列明為發揮「一帶一路機遇」,將會有「五年策略」,分別為「全球中國研究計劃」和「內地發展策略」,當中亞太研究所就開展了探討「一帶一路」發展方案計劃,其積極可見一班。

除此以外,有很多打著「一帶一路」為旗號的學生交流計劃出爐當中如和西安交通大學率的「手拉手心連心、兩岸同胞情」研習營,「絲綢之路古與今」交流計劃,和蘭州大學合辦的學生互訪計劃。另外有一系列的講座,如 2016 年亞太所就曾經和中央政策組合辦「一帶一路」經濟與金融國際學者會議,另外在2018 年舉行「一帶一路和粵港澳大灣區經濟建設學術研討會」。中大官方網頁甚至明言,「一帶一路」是未來中大的重要發展方向。

姊妹校與專業資格互認

《一帶一路》文件說得很明白香港的角色就是建立粵港澳大灣區,加強區域互動以連結中國整個「一帶一路」網絡,而中大〈深圳〉是中大〈香港〉的重要施力點。2018 年,中大生物科技院院長鄭漢其就明言:「香港要在大灣區 take 個 leading role」,當中鄭院長所理解的角色就是醫療衛生知識、技術。無獨有偶,隨著「大灣區」確立《綱要》,2019 年二月,中大〈深圳〉決定選址龍崗興建醫學院和教學醫院,中大醫學院發言人更明言這是配合大灣區發展,希望培養大灣區的醫療人才,將大灣區醫療服務提升至國際水平。事件一出後,中大七個醫學院相關的系會聯合發出公開信,指出擔心中大〈深圳〉醫學院成立會分薄教學資源,另外憂慮畢業證書相似,會令僱主混淆兩者,希望與醫學院校方代表會面。在會面過後,中大的校方代表堅持中大〈香港〉不會出資,也不會分薄教學資源,同時多次重申醫學院畢業生不能直接來港執業。

雖然中大醫學院的承諾看似令人安心,但其實香港大學在港深醫院的失敗例子,就也值中大深思。2010年,在「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下 ( 下稱 CEPA),香港大學與深圳市合作,一同經營濱海醫院,同時改名為「香港大學深圳醫院」。但因為港大醫學院教授要到港深醫院工作,在醫院入不敷支下由港大塾支,結果現在港深醫院尚欠港大六億元。固然,港深醫院情況與中大〈深圳〉有所不同,如中大港方教授不用到深圳工作,中大〈深圳〉醫學院的財政也不是由港方負責。但同樣地中大〈深圳〉也難以接受港方監察,正如中大〈深圳〉在成立時也強調要借鏡中大辦學精神,但其通識教育教的卻是「毛選」,港方卻無從過問。在此情況下,中大〈深圳〉畢業生可以加入校友評議會時,到底中大〈深圳〉會否反噬中大〈香港〉?

大灣區下的教育合作,絕不止於醫學、科研,《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就列明「鼓勵港澳與內地社會福利界加強合作,推進社會工作領域職業資格互認,加強粵港澳社工的專業培訓交流。」,及後廣東省委副書記朱明國更在社工會議上,表明廣東省將擬定承認港澳社工資格。但社工所需要的是大量地域經驗和知識,香港和中國甚至澳門的差異相當大,同時其實中國社工的培訓在近十年方起步,與香港有數十年的傳統和較完善的配套極不相同,社工資格互認未必有利交流,更可能令香港社工質素下降。更重要的是,三地對於社工背後的理念極不相同,一直以來中國社工培訓被批評有政府思想控制,澳門甚至連在工作守則中是否應加入「社會公義」也有爭議,反觀香港社工已有「社會公義」,甚至實踐有積極介入社會政治的面向,所以若然互認可能令這些核心價值受損。固然,目前社工註冊局指出其實現階段未有基礎作三地互認,林鄭月娥也指出《綱要》實際希望的只是三地更多交流,但廣東省的舉措實在令人憂心,同時,即使如政府所言不會修改《社工註冊條例》,在大灣區政策下社工資源會否分薄,三地互認又會否以其他形式出現?社工資格只是一例,《綱要》中就有服務貿易行業互認的方針,要擴大「一試三證」(一次考試可獲得國家職業資格認證、港澳認證及國際認證)的範圍,正如社工例子,兩岸三地的專業人才在培訓、資格、以至法規均有所不同,強行的資格互認很可能影響專業質素。

全面統合和與虎謀皮

回到主權移交之際,其實大灣區和之前一系列政策一樣,有一種統合 (incorporation) 的意味在內。或者借用社會學者 Michael Hechter 的的著作 ContainingNationalism 就解釋了數種民族主義,他指出中央集權者有時會將國家內不同文化磨平,或吸納到中央之中,如法國和英國在十六至二十世紀,這就是「國家建構民族主義」(state-building nationalism),而對之衍生的就是一種對抗中央集權的邊陲民族主義(Peripheral nationalism),如魁北克、蘇格蘭,這些地區就是擔心文化、政治被而統合產生防衛意識,最後演變成民族主義。將理論放回中國與香港的關係,我們不難發現由 2003 年中國政策開始轉向,簽訂 CEPA,加強中國和香港的合作,甚至資格互認,以至為中港經濟合作所出現的基建如港珠澳大橋、高鐵或是可能出現的人工島跨海大橋,我們不難發現中國政府希望將廣東省、澳門、香港經濟統合和達成利益一體化傾向,中國政府決定了香港未來經濟發展的走向,所行的就是「國家建構民族主義」。香港雖然號稱「一國兩制」,財政收入無需上繳中央,但事實卻是要投入資源配合建設大灣區,興建無數多個大白象工程,以配合中國的「一帶一路」發展或其他可能國策。至於中大〈香港〉,她也不能避免承擔建設大灣區的責任,意味著大學的未來發展最後都要回歸國家的發展大方針,大學終究還是淪為中國大搞一帶一路、大灣區對外經濟擴張的工具,香港中文大學僅存的規畫自主、獨特性也可隨著香港經濟發展被吸納到中國宣告壽終正寢。

經濟統合不純粹是為了經濟利益一體化,更是為了在政治、意識形態全面統一提供基礎。中華總商會名譽會長蔡冠深的一句「將來我們不是香港人,是大灣區人」不單是一句戲言。在《綱要》的第二節「共建人文灣區」,就列明「塑造灣區人文精神」、「共同推文化繁榮發展」、「加強粵港澳青少年交流」,珠海書院教授、歷史學家蕭國健在 2018 年接受《香港01》訪問,就指出曾經歷史上粵港澳共享廣府文化,有共同文化認同。而 Facebook 專頁「史檔」新書《區區有故講 – 大灣區篇》更是為大灣區文化認同提供歷史源流,其內容簡介就寫道:「香港與大灣區其他城市之間,其實自古以來已有著無法割捨的聯繫和情感……. 在歷史及文化上更是同宗同源,血脈相連,可說是你中有我。」近日梁振英更在活動中重新著起華服,表示「要將華服變成大灣區品牌文化」,一統之心可謂昭然若揭。

另一點值得憂心的是,中大日後會否變成中國破壞香港自主性的「在地協力者」。「在地協力者」是學者吳介民提出的理論,原本用以說明中國如何利用資本和其他手段 ( 如文化、宗教 ),吸納、整合其他地方( 尤其臺灣 ),例如中國會用資本干預、控制臺灣媒體、台商、佛教團體、教會等間接統戰。 中大在大灣區建設下互動日多,甚至大學相關產業進一步被經濟吸納時,中大有可能成為統戰的協力者,屆時的影響將不止是學術上的自主、更是產業上甚至政治上的自主,尤其當大灣區以提供勞動力和土地為名,強調將香港的科技產業帶上大陸,日後香港經濟會否像台商一樣被大陸所吸納?固然,其實吳的理論未必完全套用在中大,原因是中大本來已經是半官方機構,雖然名為大學自主,但是財政來源依然是政府,意味在本質上中大很有機會成為「在地協力者」,但會否在國家強調經濟吸納下,連少數自主、可以對抗的力量也消散,全面地與虎謀皮,則又是另一回事。固然我們不會反對大學合作、交流、但如果交流變成統合,大學將資源集中、全面地迎合中共國策,這對學術而言又是否好事?

代結語:香港、中大的往何處去

大學是社會的縮影,或許中大也是香港發展的縮影。由香港不能拒絕大灣區建設、「一帶一路」計劃開始,中大也不能避過「積極建設大灣區」的命運。中大如今何去何從?誰可以決定中大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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