動盪歷史下的上一代情懷——「那年六四，我十七歲。」

訪：Emily，Gillian
文：李沛姿

關振邦（阿邦），擔任支聯會義工二十多年，曾是支聯會常務委員，多年來一直積極參與平反六四事務。訪問甫開始，他從袋內取出過去的新聞稿和幾張照片，我們坐在咖啡廳的一隅，展開了關於六四的討論。

人生的第一次遊行

89年，阿邦十七歲。六四血腥鎮壓前夕，香港一直有不少運動聲援北京學生和市民，但他坦言當時自己是「打工仔」，香港人的連串舉動並無引起他的注意。直至89年5月20日，他在電視機前看到香港市民在8號風球下聲援北京學生和市民，這個畫面觸動了他，驅使他思考八九事件，並持續關注事態發展。

「8號風球第二日我唔駛翻工，喺屋企訓覺，聽到樓下有地區組織巡遊，喺屯門區行，用大聲公嗌支持北京學生，自己聽到後覺得好新奇，就不自覺參加咗人生第一次遊行。」當時大概有百多人參與，大家從屯門安定走到新墟仁愛堂廣場，不少人沿途加入。同一天，阿邦到了中環遮打花園遊行。與電視畫面不同，親眼目睹滙豐總行大廈外的人群，他感到非常震撼：「活到十七歲，我未見過咁大場面。」當時不同地區也組織了活動，由地區延伸至社會，大家抱著「血濃於水」的想法，全民關注八九民運。

那時香港人的情緒十分高漲，對中國政府也抱有期望。上一代人生活在沒有中港矛盾的年代，中國改革開放彷彿帶來了光明，大家真誠盼望中國會迎來民主。參與遊行的人即使互不相識，但卻連成一線，一同支持北京學生和市民。

由眾聲喧嘩到鴉雀無聲

6月3日，晚上大概8點，阿邦在家看新聞直播，緊貼天安門的情況，一顆心懸在半空，既緊張又不安。畫面不停轉動，坦克車入城，解放軍不再是人民解放軍，而是屠城解放軍，城市瀰漫著血腥的畫面及恐怖的氣氛。「我覺得不可相信……冇可能一下子政府會用軍隊去槍殺市民同學生，覺得唔可以接受。嗰下係好大震撼力，好傷心。」不少香港人相信北京學生和市民會「戰勝歸來」，卻沒想到等待他們的只有噩耗。翌日，香港被悲傷籠罩，沒有人相信昨夜的直播是真的，以為只是紀錄片。阿邦參與了「黑色大靜坐」 [1] ，只見人們抱頭痛哭，是憤怒，也是無力感。
[1] 見本刊〈走進香港的八九民運歷史〉

「我想做返啲嘢。」

「六四後大家好快靜咗落嚟。」阿邦說這句話時有點唏噓。血腥鎮壓為一切落下句點，徹底磨滅了不少人的希望，再沒有人相信抗爭會帶來成果。對此，阿邦表示理解但難以苟同，他找不到離場的原因。他說，六四事件只是改變了香港的運動模式，把抗爭變成了持久戰──香港人不但要繼續支持北京學生，更要追究屠城責任，悼念犧牲了的人民，延續運動的目的。

89年尾，阿邦參加了一次支聯會活動。活動講述當時羅馬尼亞發生流血革命後，極權政府終於倒台，受到人民審判。這次活動為阿邦帶來了希望，羅馬尼亞和中國同是共產政權，六四也是以流血收場。阿邦認為只要繼續抗爭，中國政權終有一天會迎來相同結局。因此，阿邦成為了支聯會的義工。身邊沒有朋友與他並肩作戰，家人作為「老左派」也不支持他的行為。所有人都認為阿邦對六四事件反應過大，但他不能顛倒是非黑白，說服自己中國政權沒有犯錯，所以「雖千萬人吾往矣」。

懷著宏大的理想前進，但義工服務的付出與收獲往往不成正比。是甚麼讓阿邦堅持了二十多年，甚至在途中成為支聯會的常務委員？他說是一股情感：「我唔係為自己，六四事件有人受到傷害，有人犧牲咗，而我喺香港唔可能有事，喺一嗰安全嘅情況下，我只係做緊一啲好卑微嘅事。」一人未必能帶來影響，但成為支聯會的一分子，聚沙成塔，涓滴成河，離目標彷似近了一步。問及二十多年的高低起落，阿邦說有一段時間社會對六四的關注降低了，令他感到有點失落。然而，在2009年，六四悼念晚會20週年，維園再次坐滿人，阿邦的默默耕耘得到成果，也鼓勵了他堅持下去。

阿邦一次又一次強調六四事件對他的衝擊，甚至說六四事件改變了他大半生。言談之間，筆者感受到他無比堅定的信念，也明白到六四於他（或上一代）而言，是跨越時間、空間，永不磨滅的。

燭光下，是世代之爭，還是世代承傳？

近年，年輕人慢慢脫離支聯會的悼念集會，學聯不再參與，大專學生會也相繼退出。他們認為上一代只會情感動員，缺乏深度討論。部分人直斥六四為「鄰國」歷史，批評支聯會「建設民主中國」的綱領「離地」。作為經歷過八九六四的人，阿邦認為兩代之間無分對錯：「只係本位唔同，支聯會用中國人身份講民主，但有部分人未必係，可能會因為咁覺得大家做嘅事有相沖。有啲人覺得喺香港講中國民主發展係脫離現實，香港依家受中國壓迫，所以應該關注香港事務。」但即使如此，新一代仍有認識歷史的責任，不應誤以為中國血腥鎮壓是正確的事。在這個基礎下，阿邦並不反對年輕人以任何形式討論六四事件。

雖然阿邦認同年輕人能夠以不同形式討論六四，但不代表他否認支聯會悼念集會的存在價值。「支聯會嘅晚會有兩種意義：一，衝擊返一班人，等佢地繼續做落去;二，係對六四受害者或在生嘅人一種支持，話畀佢地知，喺中國度做唔到，但喺香港可以。」這正正是香港的獨特之處。六四晚會製造了一個機會，建構了一個場地和時間，讓大家聚在一起，那是力量的凝聚。阿邦提及不少中國人在六四中痛失親友，他們不能在六四當天公開悼念，喪親之痛無從宣洩，香港的燭光是他們唯一的慰藉。阿邦曾收到市民的感謝信，一晚的聚集，未必有即時的效果，但對一些內地人，甚至新一代而言，這片燭海是通往六四真相的唯一途徑，是揭示中國政權的醜陋、走進歷史的一個契機。

他明白缺乏親身經歷難以令下一代融入上一代的情感世界，因此支聯會也應交棒給年輕人，由他們帶領更多人了解事件。「我退咗落嚟（不再擔任常務委員），唔再有權力喺手，而且同新一代年輕人之間唔存在『請教』。因為大家經歷唔同，新一代反而見識更多，佢地先知點樣切合今時今日嘅需要。」上一代看六四有很多主觀情感，他們無法抽身，但下一代需要的不只是情感。情感只能讓你接近一點六四，卻無法真正帶你走進歷史。年輕人需要的是一個觸發點主動關注六四事件，深入反思民主發展。要尋得這個觸發點，唯有由他們擔任領袖，主導運動發展，才能與時代接軌，而上一代的角色則任支援。兩者之間非對立，而是合作，這才是真正的承傳。

後記

有人覺得六四是屬於上一代的回憶，與我們這一代沒有關係。既然無法重現上一代的情感，難以明白他們爭取的綱領，自己為何仍要悼念？筆者作為新一代的一份子，在今次訪談後，對上一代的情感與記憶有了更深切的理解，建構了更完整的歷史想像。

你可能會說：「明白了上一代的情感，亦不代表要悼念。亅是的，因為悼念的原因從來不只是以情感為基礎，而在於其意義。那些悲傷、震驚與憤怒是一些表象，每個人都有不同領悟，我們需要進入的是香港在六四事件的獨特之處，它為我們帶來的力量。那片燭光，不但為經歷過六四的人帶來希望，亦逼使中國面對屠城責任。香港與中國的不同之處在於，我們可以談六四，而中國不能。政權一直希望隱藏歷史，人們亦噤若寒蟬，所以我們的悼念是一種抵抗。把六四放進本港，中國與香港是命運共同體，中國沒有民主，香港也不見得有。每年的悼念集會都給了我們機會，向中國施加壓力，發出良知的呼聲，讓他們知道「人民不會忘記」。

兩代之間追求的目標是一致的，我們是一個整體，分不開。說到底，只想道出一個事實——兩代之間並非遙不可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