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是但啦

零八年九月號的《中大學生報》曾刊出深韓所撰寫的影評,評論總策劃為中共北京市委宣傳部的大陸電影《一個人的奧林匹克》。大概是寫在北京奧運風潮期間,文中對片中的「民族情緒」和「仇日情緒」有相當嚴厲的批判。在奧運會首度於中國舉行之際,拍這套片的政治意涵當然十分清楚。倒是近期筆者又看過同是趕奧運熱潮、由徐小明執導的《奪標》和香港話劇團的音樂劇《頂頭鎚》,最令我舒服的竟然是《一個人的奧林匹克》。三齣作品都以戰前中國參加奧運〈當年多稱為「世運」〉為賣點。《一》片的背景是一九三二年劉長春單刀赴會。《奪標》的背景是中國籌款參加三六年柏林奧運;《頂》劇同樣是以三六年柏林奧運為題,但主角是來自香港的足球隊代表。深韓所批判的民族主義,在三齣作品都留著不少痕跡。無可否認,以《一》片在這方面著墨最多。但不論是《奪標》還是《頂》劇,都將運動員為中國出征世運而企圖洗去東亞病夫污名視為理所當然的事。事實上,我們即使去圖書館找有關戰前中國參加世運的書籍讀,也會得出類似的演繹手法。歷史是由知識分子書寫的。而在二十世紀上半葉這個民族主義的世代,即使當時的運動員未必一定抱著為民族尊嚴而戰的決心,在知識分子的的記載下,他們難免都成為了民族主義的載體。因此,如果要以中國參加三二年和三六年奧運作為創作題材,現階段要跳脫民族主義的視野或許是近乎不可能之事。

那麼,為甚麼說《一》片看得較為舒服呢?主要是由於《一》片對於民族自卑感並無刻意的迴避。《奪標》和《頂》劇都完全沒有提及中國運動員在柏林世運的成績。相反,《一》片的高潮在於劉長春在百米跑的預賽未能出線後,即面對南京政府的壓力,希望他能退出二百米賽事,原因是這個民族已經受不起打擊了。當然,我大可以說這是中共醜化國民黨的伎倆。因為筆即使是大陸出版的資料中,都沒有人提過劉長春被政府勸退這一事。相反,劉長春參加一、二百米後是自願退出四百米的。

在戲中,劉長春接到消息後和教練的一番爭論大概是整齣電影最精采的部分。究竟要取回民族自尊,應該是在沒有把握的情況下避戰,還是不計成敗還要在競技場上竭盡所能?儘管這只是一場民族主義的內部爭論,未能還原劉長春本身作為一位運動員自身的尊嚴,但這比起《奪標》在末段有張衛健直接地說教,和《頂》劇的「中國精英 世運之勝 ……為國家振興」也要好了。論「骨痺」程度,《一》片其實不如另外兩齣作品。

最後,頗堪玩味的是無論是《奪標》還是《頂》劇,我都沒有看見一面中華民國國旗。相反,屬大陸出品的《一》片則基本上在應有國旗的場面都可見到中華民國國旗。這是因為《奪標》和《頂》劇的製作人員過分感敏還是因為不是紀錄片而無意重現史實在觀眾眼前?觀乎《奪標》中出現了張之江和李森這兩位歷史上真有其人的人物和《頂》劇中足球員的戰前打扮,看來國旗的缺席未必是粗心大意或者資料搜集不足之故吧。

分享至:

Leave a Reply

Your email address will not be publish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