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宮裡的中文大學

文：Har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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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6月2日，距離香港中文大學候任校長走馬上任還有一個月的時間，這所位於新界東部的高等學府裡，發生了一件大事。

5月29日，香港支聯會在銅鑼灣時代廣場立起了象徵著八九民運的民主女神像，但很快被警方沒收。當天，中大學生會就向校方申請，要求在港鐵大學站外的廣場上長期安置這一雕像。

6月2日，中大校方發出公開信，以「大學堅守政治中立」為由，拒絕了學生會的申請，這聲明馬上引爆了輿論。要知道，兩天之後，那個誘發九十年代初數十萬港人移民外國的特殊日子就要到了，任何事關6月4日的新聞，都會引發社會的強烈回響，而中大又恰恰有著深厚的學運傳統。一時間，中大校友和知識界人士紛紛站出來，反對中大校方的決定。

第二天，中大學生會發出題為《地獄之火將留給面對道德危機時仍堅守中立的人》的聲明，得到了30多個中大組織和1500多名師生校友的聯署。中大員工總會也對校方表示譴責，並呼籲「中大同工明晚出席六四晚會」。那個日子到了，哲學系的教授們按捺不住了，他們說「校方禁止學生擺放雕像，無異於打擊言論自由，公然背離公共教育機構之宗旨，更有違基本法之精神。」這樣的聲明已經算委婉，哲學系校友梁文道就簡單直接，斥責中大校方的決定「可恥」。當晚，維多利亞公園一年一度的晚會結束之後，2000多名中大師生校友和香港市民，護送雕像進入中大。

6月5日凌晨12點15分，雕像抵達大學站廣場，落地安放。兩小時之後，時任逸夫書院院長的沈祖堯教授發出聲明，感激同學們表現克制，稱自己和同事們會以開放的態度商討有關雕像的解決方法，這是風波之中他的首次發聲。不久之後，他就將接替經濟學家劉遵義，成為香港中文大學的第七任校長。

2

沈祖堯是腸胃科專家、抗SARS「亞洲英雄」，上任之初的他，作風親民，聲望日盛，得名「祖堯BB」。當時沒有任何跡象表明，七年之後，他會被自己的學生稱為「沈匪祖堯」。

雕像事件一星期之後，沈祖堯在接受傳媒訪問時承認，這是1989年之後，中大面臨最嚴重的政治風波。

他坦陳，1989年夏天，正在加拿大卡爾加里大學攻讀博士學位的自己，天天看著電視，「也曾因此流淚，要停止研究一星期，亦有考慮過返港參加遊行活動。」在那次訪問中，他將自己的身份分為醫生、教師和學者三種，無論以哪種身份來看，六四鎮壓都令他「痛心疾首」。

這樣的表態，即使在當時的社會氛圍來看，也是很大膽的。要知道，兩年之後上任的特首、中文大學當然校監梁振英，後來再也沒有正面回應過，關於自己在六四清場後，發表在報紙上的那份言辭激烈的譴責聲明。

當時的沈校長恐怕不會想到，到了卸任之時，需要自己表態的，早已不是一起在正常的社會中蓋棺定論的歷史事件那麼簡單，而是另一個不敢有絲毫差池的、嚴肅的現實政治問題。

這個嚴肅的政治問題，從2014年那次浩浩蕩蕩的民主運動開始，已現端倪。

那時的沈祖堯，仍是以一副語重心長的「慈父」形象出現在公眾視線中。9月和10月之間，他連發數封公開信，呼籲學生撤離，但也不忘鞭策政府。10月1號的公開信上，他這樣寫道 [1] ：
[1] 中大傳訊及公共關係處，〈中大沈祖堯校長致全體師生校友公開信〉，2014年10月1日。

之前一天的週六下午，看著上百名「重奪」公民廣場的示威人士一個一個被帶走，他們當中不少是學生；看到很多學生領袖疲倦不堪、面容憔悴蒼白（也許是病倒了），無助地等待被帶走，我不禁熱淚盈眶。星期日傍晚，看到中環集結的群眾被催淚彈驅趕，其中很可能有我們的學生，令我心焦如焚。這幾天，我看著學生們在街頭席地而睡，被猛烈太陽曬傷、風吹雨打，卻仍然堅持走上街上，不但秩序井然，甚至自發清理垃圾，我又再次忍不住落淚。

我尊重同學們堅持以和平方式表達意見的立場。我為同學們的犧牲精神深受感動。縱使他們未能掌握全面的複雜情況，但他們只是懷著赤子之心，爭取理想。我想我們應該給予同學最大的忍讓與寬容。我懇請各方要克制，切莫使用任何武力。我希望當局要酌情處理對學生的檢控。我呼籲政府與學生展開對話。讓我們以對話打破困局，共同探討未來的方向。

這封信發出的第二天，沈祖堯和港大校長馬斐森出現在了金鐘佔領區，看望參加運動的學生們。他的聲望，在此時達到頂峰。

毫無疑問，這次在佔領區的現身，是沈祖堯任內的關鍵時刻。他和馬斐森不同，後者是空降香港的英國人，結束港大校長任期後，就將返回英國，不必陷入香港政治的泥沼中。而沈祖堯選擇在這樣的關頭慰問學生，需要不小的勇氣。

作為外人的馬斐森，同樣於2017年卸任校長，在卸任之前，他把到訪金鐘佔領區描述為自己任內「決定性的時刻」。他還說，「港大發生的事情經常被政治化，諷刺的是將事件政治化的人，有時正是既得利益者」。

或許，沈祖堯會對這番表態有著深刻的共鳴。2017年9月，因為一條橫幅和一段內地生怒斥學生會的視頻，中文大學在內地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關注，官媒炮火隆隆，咄咄逼人。這時的沈祖堯，用罕有的強硬言辭，要求學生會移除橫幅。

「校園是學習的地方，不宜成為政治角力之所。」以此刻的政治情勢來看，這句話顯得蒼白又無奈。

3

「政治中立」、「不宜成為政治角力之所」……中文大學急切地想將自己剝離出政治的漩渦，但總是事與願違。

事實上，中大的成立本身，就是一個頗具政治意味的過程。中文大學成立之後的50多年，在每一個重要的歷史節點上，都不是以「政治中立」的面貌示人的。

從1949年錢穆、唐君毅等人建立新亞書院，再到1963年在三間創始書院基礎上創立中文大學，其間的十數年，是創校先賢們與殖民地政府艱難的談判和糾纏。

在中文大學成立以前，香港僅有香港大學一所大學。港大採用英式學制，用英文授課，門檻極高。對於當時為數眾多的中文中學畢業生來講，他們只能在大陸和台灣間選擇出路。創建一所用中文授課的大學，在這時顯得十分緊迫。而且港英政府還有著另外一層考慮。香港離大陸如此之近，是西方世界抵禦共產主義的橋頭堡，那麼又該如何確保在大陸讀書的香港學生，回流之後不會傳播不受殖民地歡迎的意識形態？

在此情況下殖民地政府必須小心翼翼地處理用中文進行大學教育的問題，香港狀況特殊，港英當局不願觸怒兩岸任何一個政府，也不願收到任何一個「中國」的干擾，因此反覆強調「政治中立」的原則。

周愛靈博士在《花果飄零：冷戰時期殖民地的新亞書院》中提到，新亞書院和另外兩所書院聯合成立中文書院聯合會的時候，為了達致理想的教育環境，也曾提到「政治中立」的立場。

然而，同樣的「政治中立」，卻有著不同的解讀，而且絕非完全的中立。不論是殖民地政府和中文書院，其意識形態本身就是與大陸相悖的，也自然而然地堅決反對中共當局。1960年新亞的 「掛旗事件」中，青天白日旗的出現令殖民地政府緊張萬分，但在錢穆等人看來，懸掛對岸的國旗，只是單純的民族情感表現。

「掛旗事件」後及至中大成立，各方爭吵頻發，不斷妥協，難用簡短文字可以概括。但中文大學的出現，終歸是改變了殖民地的教育狀態，中文高等教育似乎出現了新的可能。雖然這一切，是以先賢錢穆的出走為代價。

從成立的那一刻起，中文大學就承載了其他香港高校從不曾有過的意涵：反抗殖民地管治、傳承中華文化、抵禦共產主義入侵、探索中文高等教育的未來……李歐梵教授在後來的回憶文章中說：「既然名叫『中文大學』，就應該和殖民主義的香港大學模式截然不同。我在課堂上和課外與學生交談時，都是討論大問題，例如中國文化的前途，在香港作為現代知識分子的責任等等。外在的政治環境當然有影響，但當時香港的左右派的文化角力是公開的，我和雙方都保持友誼關係。」

然而，創校50年之後，研究者們再去回看那段歷史，卻有著充分的理由去質疑這種使命是否得當。文化研究學者安徒說：「中大成長於一個殖民地，原本就不具備一個什麼偉大的民族國家文化使命……我們知道的是，它在振興國家民族文化的角色被認同之日，恰好就是它的一些創辦者從飄泊到定居之時。」

4

上任之初的沈祖堯民望高企，或多或少是因為上一任校長的襯托。

中文大學第六任校長劉遵義，被學生稱為「破壞王」。他的多項決策都飽受爭議，卸任之後，學生會對他蓋棺定論：「中大歷史上最失敗的校長」。

劉遵義在任的2005年，發生了著名的「哭中大」事件。

60年代出台的《香港中文大學條例》規定，中文大學教學使用「兩文三語」，但主要教學語言應為中文。這個要求，是校名的應有之義，也是中大成立時所承擔的「歷史使命」。而在當時的校方看來，要實現大學的「國際化」，吸引更多國際學生就讀（儘管大部分是內地學生），就應該提升英語授課的比例。而各學系，都必須把核心課程轉用英語。

中大的師生校友對此驚詫錯愕。被中大校友佔據的新聞界和知識界，開始了一場質量極高、你來我往的大論爭。

在這次論爭中，出現了對於中文大學使命的新思考。中大創辦之前，就有港英政府的官員質疑，在英文佔據絕對主導的學術世界，中文無法承擔高等教育的使命。而在中大教學語言論戰中，中文系校友梁巨鴻提出這樣的觀點：「把中文和大學連在一起，不但冀望於大學的中文化，更要緊的還在中文的大學化。」頻繁在公共事件中發聲的梁文道，也撰文《說英文的中文大學》，他的思考是，「中文大學的獨特使命不在固守中文，而在中文本身的『國際化』。所謂中文國際化，意思是不拒外來文化，反而要把它們吸收轉化成中文思考的新領域。」

而在一些校友看來，轉用英語授課，不僅是對中大傳統的背離，在後殖民地的香港，也有著不小的象徵意義。中大學生會的公開信《哭中大》中寫道：「在長長的殖民地歷史中，英文背後所代表的階級權力和社會地位，深深的刻在每個香港人的深層意識之中。」這時，「英文」不再僅僅是語言和工具，香港人的母語廣東話，成了處在弱勢地位的本土語言。

曠日持久的論爭沒有改變中大校方的決定。中大的國際排名，在「國際化」政策之後突飛猛進。如今，當被問及為何選擇入讀中大，很多內地生的回答都是：「英文授課」、「國際化氛圍好」。「哭中大」事件十年之後，語言政治又一次在香港的高校中出現。不過這一次，被視為殖民者語言的，變成了普通話。

5

在內地的社交網絡上，沈祖堯在畢業典禮上的致辭，每隔一段時間都會被轉發，當作「心靈雞湯」。而任內的最後一次畢業致辭，他罕見地沒有用大篇幅提出對畢業生的期望，反而進行了長長的自我剖白 [2] 。
[2] 中大傳訊及公共關係處，〈第八十三屆大會（頒授學位典禮）校長沈祖堯教授致辭〉，2017年11月16日。

「身為校長，我常提醒自己，異見中也可以有真知，背後或有一段故事。縱使大家意見分歧，爭持不下，我總得下個決定……我也衷心感謝所有同學，無論是本地生或外地生、本科生或研究生、同意或不同意我的，你們都是我關心和在乎的學生。」

此時的他，正處於自己上任以來民望的最低谷。中大校長的職位，成了懸在他頭頂的「達摩克利斯之劍」。他甚至表示，如果新校長順利被選出，自己願意提前交棒。

毫不意外地，他的繼任者段崇智教授，甫一上任就受到了中聯辦的親切招待。

終於卸任校長之後，沈祖堯再也沒有出現在主流媒體的報道中。按照中大的說法，他將回到醫學院擔任教職，並在威爾斯親王醫院從事腸胃癌症的預防工作。七年校長生涯，現在沈祖堯終於走出了漩渦，身後的中文大學，卻依然困在迷宮裡，在語言的夾縫和政治的漩渦中，艱難地尋找著自己的安身之所。不知如今的沈祖堯醫生，是否還會想起，接任校長之初的那次訪問中，自己曾講過這樣一句話：「公道自在人心，希望歷史會有公論。」

6

中大學生會歷盡千辛萬苦護送進校的那座雕像，後來再也沒有被移走。只是，當年策劃護送雕像入校的學生會，隨著這座城市政治氣氛的變化，江山幾度更迭。

2015年之後，本土派的大學生們開始掌握學生會的主導權。在他們看來，那座雕像背後的事件和港人年復一年的悼念，代表著對民主中國的憧憬，其實仍是對中國的熱愛。要想真正聚焦香港本土議題，從香港本位出發爭取民主，就應淡化對事件的悼念。港大民研計劃的調查顯示，這座城市18歲到29歲的年輕人裡，認同自己是「廣義中國人」的比例，還不到十分之一。中國的苦痛，在他們看來，和世界其他國家的悲劇，並無二致。

一位年輕的領袖在這時橫空出世。他叫梁天琦，是主張「勇武抗爭」的「本土民主前線」成員，2016年的春節，他在旺角用擴音喇叭，號召集會者衝擊警方防線。旺角事件一個月後，他在新界東立法會補選中收穫60,000多張選票，雖然當時沒有當選，但9月份的立法會換屆選舉，他勢在必得。意氣風發的他，驕傲地發出改寫香港政治版圖的宣告：「泛民、建制、本土，今後三分天下。」

後來的故事已為人們所熟知，梁天琦的參選資格被取消，另外兩位本土派年輕人雖然贏得選舉，但議席很快被剝奪，也導致另外幾位立場較溫和的議員被逐出立法會。梁天琦本人，則在2016年立法會選舉後，淡出了人們的視線。現在，他因為旺角事件官司纏身。6月，判決傳來，他暴動罪成，判監6年，一顆政壇新星就此身陷囹圄。本土派在政壇活躍了短短兩年之後，從此一蹶不振。

2017年的6月初，中大學生會發表了《六四情不再，悼念何時了》的聲明，正式宣告與維多利亞公園的晚會割蓆。三個月後，校內民主牆上的風波又一次把中大置於風口浪尖，學生會的政治取態，此時已經明白無誤地，朝著與創校先賢和學運先輩相反的方向疾馳。

不久前，中大學生會發出公告，準備修改自己的會歌，向中大師生徵集廣東話的歌詞。創作於70年代的國語會歌，在他們看來並不能代表香港的文化。老會歌的前三句是這樣唱的：

開了山，辟了地
我們的神聖工作是拓荒
承擔著整個民族的光輝

而那座雕像的底座上，曾被短暫地寫上了七個大字：香港英雄梁天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