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愛麗絲

去年九月，教育局表示因應有社會人士認為通識科部分教材觀點偏頗，於是為出版社提供「專業諮詢服務」。今年八月，經諮詢後的通識教科書內容多處被發現改動，包括刪去「三權分立」、「公民抗命」、「新聞自由」等篇幅。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簡稱教協）發出聲明，批評修訂內容有政治審查之嫌，從而淡化甚至扭曲社會實況；同時教育局沒有公開審書準則，令教師無所適從。高中教育通識科由 2009 年開始設立，至今一直備受爭議。如今，社會各界正如火如荼地討論修訂事宜，或許我們應回到根本，反思學習 DSE 制度下通識科的意義。

通識科的前世今生

若要反思通識科的意義，首先要了解設立通識科的原意。通識科在三三四學制中的課程並非新嘗試。早於七八十年代，通識教育已有不同形式、不同命名的學科，例如公民、普通科學、綜合人文知識、科技與科學、社會科等 [1]。通識科由九十年代開始漸受重視，教統局（現稱教育局）於 1992 年推出高補程度通識教育（AS-level）作為單一獨立科目，目的為了打破香港過去奉行英式中學教育體制過於專門化的現象，希望培養學生有關文化、時事和世界形勢等基本知識，擴闊本地學生的視野，有助適應日益國際化的社會。

直到三三四新學制在 2009 年 9 月開始推行，通識科正式成為高中教育四個核心科目之一，其課程以舊制高考的 AS-level 通識科為藍本，包括文化、經濟、政治及科技等議題。香港中學課程設計主要由教統局的課程發展處負責，2005 年時任教統局總課程發展主任李志雄指出新學制下，通識科的課程設計旨在「加深學生對自身、社會、國家和世界的理解；透過社會不同議題訓練學生的思辯能力，幫助學生建立個人的價值觀並作出判斷，最終成為對社會、國家和世界有識見和負責任的公民 」等 [2]。由此可見，上述描繪了許多起初設立通識科的憧憬，大致上都是為應對國際化競爭而培養有廣闊知識基礎和獨立思考的「通才」。

但是，由 2012 年的反國民教育事件、2014 年爆發的雨傘革命後，有關通識科的爭議就有增無減。學生領袖冒起，通識科被視為香港青年人參與政治的催化劑。直到近月，多間通識科教科書的出版社都修改有關香港政治的字眼，例如本來直接提到政府多年來實踐「三權分立」，新版刪走「三權分立」字眼，再改為「行政、立法、司法，三者發揮互相制衡的作用，防止權力過分集中」；在「香港人權法治受保障」的段落中，刪去「警方近年的執法方式侵犯人權，損害香港居民集會及示威的自由」、「人大釋法等均衝擊香港司法制度和法治精神」等字句。政治嚴重干涉教育，香港通識科的發展似乎令人擔憂。在這消極的情況下，高中學生修讀通識科 還有沒有意義呢？

修讀通識科的意義

身為 DSE 制度下的過來人，回想以前中學課堂的學習中，除了應付通識科外，的確沒有其他科目需要留意新聞、觀看鏗鏘集、星期 X 檔案等節目去了解時事。如果沒有通識科，我想我應該不會那麼主動讀報紙了。可能你會問，「為甚麼學生需要了解時事，乖乖地在課室學習中英文法、數學、加上感興趣的選修科，有何不可？」筆者第一個想到的原因，也是最老套的原因，就是因為學生是社會的一份子，遲早會走出學校這個庇蔭，總不能夠對社會時事一竅不通。先不論通識科某些單元涉及政治議題，通識科同樣牽涉香港經濟轉型、國際分工、器官捐贈、再生能源等議題，提供與同學討論正反觀點的機會，而這些議題與我們生活息息相關。假如有一天香港政府由自願器官捐贈機制，轉為預設默許機制，這如此「貼身」的議題，高中學生起碼知道是甚麼的一回事。

可能你又會問，「以後的通識書內容都被修剪得不再完整，例如這有曼德拉效應的『三權分立』被消失了，高中學生再讀通識科還有意義嗎？」這個問題正正牽涉通識科有關政治的議題。今年七月，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香港教育高峰論壇致辭中提出教育被「政治化」的問題，並表示媒體對國家的負面報道，對歷史的錯誤表述，對政府和執法機構的肆意抹黑，都反映在教材、課堂教學及考試題目 [3]。「巧合地」一個月後，凡經過政府「專業諮詢」的通識書，被發現有關本土主義、被政府認為反中央、反政府的議題等都被刪減。這顯然看得出政府想「去政治化」通識教育，減少學生接觸政治議題的機會。政府一邊批評香港教育被「政治化」，卻明目張膽地用政治力量刪減通識教科書內的某些政治議題。它愈想「去政治化」通識教育，這舉動愈能證明政治和教育是不可分割的。

倘若我們只重視文、理、商其一，不但正中下懷，還會重踏以前舊制過度專門化的問題。學生少接觸、少思考、少判斷社會時事，自不然增加培養學生公民意識的難度，甚或減少他們對社會事務的興趣，抱著事不關己的態度，最後形成惡性循環。所以，哪怕政治嚴重干涉教育，我們必須接受政治和教育本是分不開的事實，我們就更應該透過通識科嘗試了解社會政事，親身感受它和自己的距離是多麼近。

通識科習慣的二元對立

看到這裡，你不難知道筆者十分支持高中學生修讀通識科。但是，筆者認為 DSE 制度下的通識科確實有些弊病，而這些弊病顯然地反映在公開考試中。通識科一直強調以分歧明顯的社會議題，利用其具爭議性的特點，訓練學生以不同持分者的角度論述，而通識科的考試題目亦較常出現二元對立命題的討論。例如早年公開試題目問及考生「在香港，發展基本運輸設施時，應否考慮社會利益優先於個人利益」丶「就中國目前發展而言，經濟發展應否優先於環境保護」。雖然題目沒有規定一定要在「前者應優先於後者」或「後者應優先於前者」中二選其一，考生按道理是可以作答「前者和後者都同等重要」。但是考評局的評分分案只列有二選一的情況，老師自不然教導學生只適用於二選一的思考模式和答題框架，久而久之學生熟習在有限時間內寫出所選立場的兩至三個論據，然後提出相反立場的觀點再作駁論。雖然這公式化的答題模式能夠訓練學生思辨能力，但學生同時因此忽略兩者相容的可能性。

此外，通識科某些二元對立的命題會忽略問題的根本。香港房屋供應不足，政府建議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興建公屋，社會對於要犧牲環境保護而滿足房屋需求爭議甚大。如果把這個社會議題套在 DSE 通識科的思考模式，很有可能要求學生討論「環境保護與增加房屋供應的兩難」，「政府應否因增加房屋供應而開發郊野公園」，變相把兩者放在對立面上。但其實要增加土地供應興建公屋，不一定要開發郊野公園，還有規劃棕地、閒置土地等選擇。加上房屋短缺牽連其他問題，包括公屋輪候時間長、豪宅劏房化、樓價高企並嚴重超出大眾負擔的水平。這除了土地供應不足外，還有土地規劃和房屋政策的缺失而造成。如果我們跟從上述的二元對立思考社會議題，突顯了兩者的矛盾就決定立場，會限制我們的思考，隨之忽略背後的制度問題。

理想中的通識科

通識科無容置疑鼓勵學生多閱讀社會時事，提供與同學討論社會議題的契機，但是近期政府干涉通識教育亦減少未來學生對某敏感議題的理解。面對這橫蠻的政治干涉，老師和學生似乎別無他選，只好無奈地接受現實。但是，老師們仍然可以主動帶領學生認識社會，例如參觀立法會綜合大樓、高等法院、零碳天地及到訪原居民村落等，走出通識教科書的限制，讓學生增廣見聞。此外，通識科的主流思考模式難免令我們陷入偽二元對立內，忽視兩者可以相容的可能性、或是議題背後的根本問題。假如通識科的思考模式能跳出二元對立的思考框框，引導學生達到真正的多角度思考，會是香港通識科發展的小確幸。

註：
[1]：容萬城，《香港教師中心學報》，「香港教育改革與『新高中通識教育』的實踐與挑戰」。
[2]：李志雄，香港教育學院基礎教育學院主辦「從綜合人文科到通識教育科：推行統整學習的挑戰與機會」研討會，「新高中通識教育科的設計與發展」，2005 年 4 月 23 日。
[3]：香港電台網站即時新聞，「林鄭月娥︰年輕一代出現問題或因教育被政治化」，2020 年 7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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