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絮

英國獨立工人工會(IWGB)在 2021 年 12 月 6 日發起的錫菲群(Sheffield)罷工針對的是當地外賣平台公司 Stuart 新支付系統。Stuart 是倫敦最大的外賣平台公司,僱用跨國公司 JustEat 的外判司機為外賣員。Staurt 與香港 foodpanda 的情況相似,一開始給予外賣員的報酬頗高,但最近支付系統的轉變令外賣員的工資下降了 25%。除此之外,通脹亦令工人的實質工資下降,外賣員工會成員於是投票通過發動罷工,在麥當勞門前組織糾察線,施壓麥當勞停止接收外賣平台的訂單。罷工在聖誕假期期間停止,並在 2022 年 1 月 10 日重啓,成為英國史上最長的平台經濟罷工。罷工的訴求包括:帶薪等餐時間、凍結招聘、及加薪,部分訴求已成功爭取。

學生報邀請到 IWGB 成員 Ahmed 分享他們組織外賣平台工人參與工會與罷工的 經歷,希望能為香港平台外賣員凝聚集體力量,團結爭取勞工權益之路提供參考與鼓舞。

問:由於平台外賣員沒有一個共同的工作地點,你們是如何促進討論和收集意見, 以組織集體行動和工會?

Ahmed:像倫敦這樣大城市可分成多達 15 個區域,而在較小的城市,外賣員因 往往到同一間餐廳取餐而認識對方。在錫菲群,大部份的訂單都來自麥當勞,餐 廳亦多聚集於市中心,這也可算是個固定的工作地點。

除了這種自然形成的關係,一些平台公司如 Stuart 設有「隊長」制度,提供了官 方渠道處理外賣員的投訴,但亦有外賣員自發組建的網上群組,就不同議題展開 討論,如有討論罷工及行動的群組。

由於錫菲群是個大學城,因此也有不少學生和勞工運動者自發組織外賣員,他們 致力推廣工會、維繫外賣員、組織討論、為工運打下基礎。當一些外賣員因生計, 不能參加罷工的糾察線,便會有學生義工幫忙。另外,也會有一些富領袖魅力的 工人積極邀請其他外賣員參加工會。

問:疫情下有更多人因失業而入行,並視為暫時性工作,在如此高的流動性下, 平台外賣員的工會要如何組織起來?

Ahmed:在平台興起之前,英國的外賣行業已經有很長一段歷史,而平台外賣員 工會成員有一部份來自早期的外賣行業,如快餐店外賣。但不可否認的是,外賣 平台行業有著相當高的人員流動率,當然也有人視它為長期職業,但一般而言, 外賣員工作數個月至一兩年便會離開,我們因此也不期望外賣員工會需維持高密 度的組織性,也預期會有會員退會。儘管如此,我們認為外賣員的工會經驗能讓 他們深入了解自己受剝削的處境,即使退會或轉行,也能帶著這個經驗繼續為勞 工權益奮鬥,並啟發及鼓勵其他人加入工會。

問:之前在香港舉行的 Foodpanda 罷工主要是在少數族裔社群內通過網絡進行 的,英國如何加強不同種族工人之間的聯繫?

Ahmed:英國的外賣平台工業相當依賴第一、二代的移民勞工。我們須以團結的論述說服人們,外賣平台的問題並非源於移工或少數族裔,而是平台公司的剝削政策,不論種族,我們都需團結一致,爭取更好的工作條件。

問:英國平台外賣員如何看待自僱身份?有些人是因為自僱所提供的「靈活性」 而入行,但有些人認為這削弱了勞工權益,你們會如何處理這些不同的意見?

Ahmed:自僱問題在英國相當具爭議性,工會在這議題上也沒有明確的立場, 但目前共識是外賣員的就業狀況明顯被錯誤分類,「靈活性」與勞工基本權益之間的矛盾不應存在,工會強調外賣員工作的「靈活性」不應以低薪、低就業率為代價。在英國,就業狀態除「獨立合同工」(independent contractor)與 「僱員」(employee)外,還有工作者(worker)的身份,早前 Uber 司機被裁定屬於「工作者」,享有最低工資等一系列權益。

問:你對平台跨國公司的政策有沒有甚麼觀察?國際勞工應如何團結起來?

Ahmed:平台公司由跨國公司所有,因此平台外賣員需要國際支持。比如英國的外賣平台 Stuart,Delivery 由 DPD 集團擁有,而 DPD 集團則是由法國國營郵政服務機構 La Poste 營運,因此我們呼籲法國人民施壓他們的政府,要求法國政府停止以納稅人的金錢剝削外國勞工。

問:關心勞工權益的學生與一般大眾如何參與支持平台外賣員的活動?

Ahmed:學生和一般大眾可以自發參與罷工的糾察線,義工亦能透過工會與工會成員及罷工領袖建立聯繫。

問:為什麼我們需要工會來為未來的罷工做準備?

Ahmed:我們需要積極的成員領導及組纖零工經濟中的基層工人。人們通常對工會的印象是官僚而無用的,但我們並非傳統的工會,我們鼓勵成員於會議中表達意見,歡迎他們的行動提議。也許「工會」的名義並不重要,你也可以稱之為聯盟或其他組織,但平台工人需要一個會員制的架構,罷工不能只靠自發行動,它需要一個組織聯絡傳媒、處理法律案件,為個別案提供支援。

結語

英國深厚的工運傳統、穩固的工會架構為近年出現的平台勞工運動打下基礎,其所面對的情況固然與香港不同,但跨國平台公司的剝削問題與工人的團結互助是各 地共享的情況,香港 11 月的 foodpanda 罷工行動便反映了這一點。而從英國 IWGB 的經驗中,我們看到了工會組織的重要性,香港外賣員與勞工運動者下一步行動除了是監察平台公司的政策成效外,亦需思考如何更有效地組織罷工引發的集體力量,為平台勞工爭取他們應得的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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