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的邊界：訪校長沈祖堯

訪：鍾宇傑、李昆澤、吳彥俊、勞東來

文：李昆澤

近月來，由港大馬斐森與嶺大鄭國漢引起的有關校長爭議越趨激烈，大眾焦點卻多局限在校長本身，未有回省校長背後的制度問題。中大校長沈祖堯，是外界形象極佳的公眾人物，但亦少有公開談論校政問題，故此我們便到了校長室，訪問這位已上任三年的校長，由校政入手，探討校長的可能與局限，聽聽他對現有制度的看法，探問未來的方向。

語文政策：逆流而上

中大建校初衷之一，是讓中文中學學生能擁有接受中文高等教育之機會，並弘揚中國文化。校方一直未能好好實踐這願景，尤其自劉遵義出任校長後，校方盲目追逐國際排名的思維下，許多沒有「競爭力」的人文學科便面臨削資的壓力，又亂改教學語言。定下英語教學為主，粵語為副，甚或全英語授課的語文政策，一味迎合西方學術樹蔭，不重視本土研究。

沈祖堯校長上任後，卻似乎逆流而上，不斷撰文批評大學過度追求國際排名，應重視人文價值、中文教學。於是訪問一開始，我們四人就追問中大的實際情況。他這樣解釋：「我地無set一個比率規定學系既教學語言，亦無用資源分配來比壓力，而係比老師有選擇權，亦希望同學中英文兼善。」

現時教資會(UGC)掌控著各院校六成收入，這些資源其中一個分配準則就是研究文章發表數量。可是研究的標準又大多跟從西方學術界指標，為了資源，院校只能發表英語文章，考慮西方學界興趣，本土研究往往因難獲認可而不被重視。沈校長卻有一個計劃去試圖改變這現狀：「我聯絡緊兩岸四地既大學，希望編制到一個在內地、台灣、澳門都認可既publication list，讓大家都可以按此判定咩叫高水平既中文文章。做一個中文的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以此判定邊D中文期刊係優秀高水平……做呢D野，可能同國際大潮流背道而馳，但我唔想忽略區域研究的重要，否則唔會再有人做本土或者中國研究。」他更直言校內升遷亦會考慮中文文章與本土研究，「從而影響返UGC，影響返國際。話比佢地知，請你承認返中文既學術文章。」雖然這仍不脫量化競爭的機制，但亦確實為中大近年語文政策上的突破。

深圳分校：「如果話你聽係裡面咩都做得，你都唔信我啦！」

另一邊廂，中大最快明年便會在深圳分校招生，然而內地卻有《中外合作辦學條例》，規定從外地來的辦學機構要「符合中國的公共道德，不得損害中國的國家主權、安全和社會公共利益。」，中大一直珍視的學術、政治表達自由如何得到保障，分校校園會否被滅聲，都亟待解答。

分校容許的界線去到哪裡，沈校長無法具體說清楚，但他承諾在可控制的範圍內會盡力捍衛這些自由，「我可以盡量容許同學發放聲音，當有學生犯左事，我盡量幫佢地辯護……學術論壇，我地都盡量做，睇佢批邊D咪做邊D。」不過在國家規定面前，他坦白承認可做到的十分有限，也講明自己無法改變國家政策和法律，「佢裡面D法律點執行我不能阻止佢」。所以，沈校長雖然有所承諾，但他亦刺穿了最後的一層薄紙，讓眾人放下無謂幻想，他說：「如果話你聽係裡面咩都做得，你都唔信我啦！」

回省：從決策最初開始

相信沈校長確是位有心人。尤其在語文政策上，串連兩岸四地院校建立華語學術標準的計劃，絕非易事。現時UGC會抽起院校研究經費，再按院校排名和收生量作為分配研究經費多寡的準則，經濟「競爭力」不足的人文學科，仍然要為經費不足和隨之而來的裁員而煩惱。沈校長的努力固然可嘉，但能否更進一步，嘗試脫離這競爭遊戲，令師生都能專注於教學？因為投入競爭而成為最大受害者的學生和教師，被逼以排名為先，教學表現與人文價值為後，他們當初在決策過程裡，其實又能參與多少？

在深圳分校問題上，他亦明確表態會支持學生。可是，中國的政治壓力緊逼局促，大量境外網站被封之餘，只要公開發表稍微反動言論者，動輒便會收監。身為分校的最高負責人，他亦無法撼動這些鐵一般的現實。沈校長一直以來鼓勵學生參與社會，要有人文精神，無奈這次他自己也承認同學表達空間勢必受影響。要求校長公然違反中國法律當然有困難，但同樣地，為何同學當初就不能決定是否建分校？哪怕再細微的決策都可能令結果截然不同，校方為何就可在無人過問的情況下作決定，導致今天「人文價值」可能受破壞的困局？

制度的囚徒：誰的校園？

歸根究底，究竟中大的方向要如何決定？誰又有權決定？校長表明看來雖是一校之內的領導者，其實也並非全由他來決策。他可以處理有限的校內事務，可以在有同學反映校內缺乏清真餐廳時，拋下一句“give us 12 months，we will meet your request.”解決問題，但校長亦囿於官僚行政制度中。沈校長明確地表示，他權力有限：「一個好的管治除了校長，要有好的governance structure，事實上係校園內，就算我話要做某D野，我都有好多check and balance，我唔可以隻手遮天，所以我們應該思考整個制度如何建構。」沈校長是中大最高權力機關——校董會的一員；亦是處理教學事務之機構——教務會的負責人，但不代表各學系完全聽命於他，而是各有各做：「學系搞一D課程，其實唔係我要搞，我唔要佢搞，佢都要搞，我甚至要花氣力時間，勸佢地唔好為資源而搞呢地課程。好多教師都唔會出聲，但佢地心裡面未必同意。」

不過，相比校長是否隻手遮天，更重要的問題是，實情他們本質上就無法代表校園大部分持分者的聲音，包括學生、工友。因為中大校長由遴選委員會所推舉，其民意授權，直接地說，就是零，比梁振英更少。當我們憤恨香港雙普選還未實現，為此奮鬥多年；當我們呼喊689不代表我，因而遊行示威，在這所校園，我們又何嘗有過自己一票？沈校長同意制度應該往增加學生參與的方向走，卻對民主直選校長有所保留：「如果你問我一人一票選校長是否最好，我都覺得未必係。因為一人一票時，投票人是否能真正了解，具足夠視野，分辨誰對學校最好，我覺得未必。我覺得需要有經驗，對教育有睇法的人。係唔係每人一人一票最好，我對這個說法存疑。」

事實上，校長遴選只是縮影，反映了行政領導層缺乏民意基礎。再加上各學系各機關又非方向一致，面對這些局限，他卻只能做到溝通和嘗試了解，但真正能參與決策的，從來沒有那些備受影響的持分者們——學生和工友。對學生，他承認不足亦願意去聽：「我承認公平公義這些價值，雖然我們心裡這樣想，但實際做出來很多loopholes，我只可以話我會攞出我D誠意去傾。去聽你講，去接受你地質詢。同學參與好重要，我無法一下子將所有野rectify，保證唔會有其他情況出現，但我們可以透過不同溝通，唔需要對立。」對工友，這個會受大部分政策影響的群體，沈校長亦有嘗試和他們交流，在中秋時節共享月餅。然而，早前職工被逼遷[1]時，工友和學生卻在此事上毫無決定權，只能任由校方處置。沈校長鼓勵同學參與，堅信有溝通了解就無需對立，但聆聽卻不代表有實質決策權，亦正正是在現今制度下，我們才會如此無力，只能期望領導層採納意見，而不是真正參與在決策過程當中。

後記：我們如何看待自己？

我們從訪問中，看到了沈校長確實與以往數任有所不同，他希望校園變得更好，也承認現在的制度有問題。可是，不論學生還是職工，兩者身為大學極其重要的持分者，在現今的行政制度下依然是極之無力。

或許大家會認為有「諮詢」已是有民主。每有新的規劃、發展，校方會有或多或少的諮詢，同學可以發聲，但只能停留於此。只有諮詢意味什麼？沈校長在訪問中不斷強調的溝通和了解，就是最好的註腳——我們可以說，他們會聽，但實際上是他們決定怎去做。就如劉遵義任校長時欲拆除烽火台，四千人聯署反對，劉校長仍一意孤行，終只是因社會迴響太大而擱置；又如金耀基校長在2003年曾承諾中大「永不外判物業管理服務」，但去年發仍生圖書館外判事件，年底更有職工被逼遷。這些事例所反映的，是一個鐵錚錚的事實：我們根本沒有實際影響力。

當校長遴選依然沒有讓民意選擇的權力，我們怎能寄望每次都有「好」校長上任，然後由他指引這所大學走向所謂一流國際的方向？更重要的是，就算出現一個比沈祖堯更好的校長，我們在現有精英管治下，仍然只能表達，並「祈求」他們聆聽，但實際上根本無法進入決策過程，也沒有決定這所大學路向的力量。當每一人都能真正參與後，並不代表這所大學所有的問題都能迎刃而解，只是讓這所大學每一種聲音都可獲得真正的尊重。在前進的路上，也終於有了每一個人真實的意志和腳步。

[1]職工逼遷：2012年10月，一批工友因宿舍改建而被逼遷，他們朝八晚五，遇著特發工事往往需要搭的士回校處理，有基本宿位需要。但校方卻拒絕安置，可謂沈校長治下一個污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