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言

現在說起福島,首先浮現在我們腦海的是災難過後的畫面,繼而就是「不能到當地旅遊」和「不能吃當地的食物」的印象。當年很多人為之震撼,然而,三年過去了,福島表面上仍在運作,所以人們生活彷彿未曾有變,大家因而慢慢淡忘此事。可是,核輻射總是看不見的,福島的居民其實承受著核輻射的種種遺害,譬如,現在福島縣的孩子甲狀腺癌的發病率是全國平均的數十倍之多,數字仍繼續上升。除了輻射帶來的後遺症外,他們更要承受旁人的冷眼,政府的漠視。這都是我們難以想像的。

福島「無限」死士

首當其衝的是核電廠的工人。傳媒多以「福島五十死士」形容留守在核電廠處理核危機的工人,可事實上從核災開始的六個月間,至少已有一萬八千名員工在核電廠內作業,包括從日本各地及海外勞工群體中聘用的臨時工。除了核電廠內的問題要處理外,諸如區內的除污和清理輻射等事都需要大量勞工。這些勞工接受了多少輻射,日後健康情況如何,更無人知曉,無人關注。

事實上,核電廠員工在平日也必須承受大量核輻射,無論是清洗、維修或更換燃料棒等經常性工序,都需要員工進入高輻射環境中操作。工人所謂可接受輻射量,轉眼即超標,根本無法依標準實施。而且,穿上保護衣物後工人根本無法靈活運作,要托善完成工序,實際上並不容易。試過有核電廠某一機組因為螺絲鬆脫,需要重新銓上。然而,每個工人走進去扭數秒螺絲,量度輻射指標的警鐘已經響起。最後居然需要動用百多名工人輪流進廠,才能把螺絲銓上。

另一邊廂,日本東京電力公司為了替爆發核災的福島第一核電廠善後,決定從今年起將55歲以上的資深員工,調到福島處理賠償、除污和廢爐等業務。調職前提固然是要取得員工本人同意,但為甚麼工作這麼危險,仍會有人去呢﹖原來是因為東電會加薪。現時,更有報導指日本黑幫雇用流浪漢清理核泄漏。可見,在福島核電廠工作的員工,全都是飽受經濟壓力或社會上的邊緣人士。像東電董事這些高層,當然不在調動之列。

憂心重重的父母

核災剛發生時,很多家長均非常擔心子的健康。政府則處處游說他們繼續生活在這片受輻射嚴重污染的大地。當地政府不斷宣傳安全信息,如小孩在戶外運動不會有事﹔媒體也開始不報導有關福島的新聞。

面對不能信任的政府,冷淡的媒體,福島父母「有冤無路訴」。一方面,情況許可的話,有的家長甚至早已帶子女離開。沒法離開的,也借來輻射量度器,自行到校園測量,他們用盡一切辦法防止小孩接觸輻射,譬如盡量購買從日本西部來的食物、不許小孩觸碰屋外的花草樹木等﹔一方面,他們自知這只算「小修小補」,因為輻射早已在空氣中漫佈,根本無處可逃。他們想和朋友訴說以解心中鬱結,卻又因大家避而不談而只能將一切收在心裡。他們唯一可以做的,便是等待後遺症在身上發作。

更甚者,父母為不想子女擔心,唯有獨力支撐,心理壓力非常巨大。而小孩連到公園遊玩也遭到禁止,過不到正常的童年生活。

漸漸地,戴口罩的人變少了,居民彷彿都習慣了在輻射下生活,福島表面看起來很詳和,甚至大家都覺得談這件事本身就會破壞這虛假的和諧。福島縣的母親大山女士,在核災過後,一直積極聯同其他父母親反核,但她的朋友卻勸她不要再談論輻射問題﹕「大家既然留在此地生活,培育子女的話,便需要看開一點,以免被孤立哦……」

然而,包括大山女士,很多父母選擇堅持下去。譬如會津輻射資訊中心(會津是福島縣西面的一個都市)就是由當地父母成立的組織,他們會自己買儀器量度核輻射量﹔舉辦活動如一些中、小學的講座,以提高大眾對核能的認識﹔輔導有情緒困擾的人,更會舉辦示威遊行和游說政府官員反對使用核能。

無處可逃的居民

面對核輻射的壓力,很多人想走也走不了。無它,只因沒有錢。福島縣的一位OL,在核災後曾逃難離開福島,卻在避難地方找不到工作。自己既沒有足夠的儲蓄,又要面對租金、生活品等經濟壓力,她只好無奈地回到福島謀生。

但即使有能力離開福島的人,也是受極大的經濟和心理壓力。酒井信裕先生原是鐵路的車長,其妻子則在超市工作。核災過後,他們選擇離開群山市,到會津若松暫住。為了和親友道別而不傷他們的心,酒井夫婦說了一個謊,說丈夫因為調職,得遷到那邊居住。後來,他們發現很多人跟他們一樣,因在縣內自發的遷離,連一點補償都沒有,還要負擔原來的樓宇按揭供款和現時居所的租金,導致經濟壓力十分沉重。

酒井夫婦對親友說謊時的掙扎和痛苦,覺得自己離棄了他們的慚愧和內疚,都令他們承受極大的心理壓力。這種情況在福島縣內比比皆是,加上寧願選擇相信政府的人和堅持反核者的矛盾,使得日常的鄰里關係撕裂。「一些人可能會擔心福島。讓我向你保証:情況已受到控制。它從來沒有、亦將永遠不會對東京造成任何損害。」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於去年的國際奧委會會議上如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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