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文章  安靜地,談示威——訪施鵬翔 整理:蔡嘉莉、黃力信、鄧小樺  施鵬翔,外號光頭,曾被梁文道稱為「新一代社運份子」 ,現任職綠色和平。訪問光頭的時候,他已經不再光頭了 。他講述自己在校外、校內的示威請願經驗,自己對示威 這種行動的看法,個人的想法和改變——手指不時按在嘴 巴上,聲音很輕,卻常常有戲劇化的台詞和動作,隱隱是 當年「戲劇化示威形式」的影子。  睇落係激,其實係潮  其實我們那代人,會去請願示威的也不多。但89年(那時 我大約中三、四)令很多人的人生轉變,你會幹出很多以 前沒人幹過的事,例如覺得「無論如何都要示威」,因此 不會對示威請願產生反感。當時的校園(其實是指我有意 地結交的一群學運份子圈中)氣氛是:如果有意見要表達 ,示威請願是最好辦法,無論在學校內外。可能在所謂「 普通同學」就會想「這批人好激進呀!」但從來沒有閃過 一個念頭覺得「自己很激進」。  力戰黑箱遴選——同學自主力量的日子   到現在印象都很深的是大學早期的示威請願經驗——尤其 是「同學自主力量」(下稱「自主」)的經驗。當時用一 些比較非典型的示威請願方法,以我所知,以前中大沒人 做過,我們之後也沒有人做過類似事情。  「自主」的催生,是因為當其時校長遴選(即李國章做校 長之前),一班同學約三四十人,覺得同學應該有份參與 校長的遴選過程。有報社(如謝傲霜、李維怡)、有國事 人、學生會人,總之是范記人,那時范記還可以有三四十 人。但這班同學的意見與書院學生會(有部分書院學生會 缺莊)相左,後者覺得應該選一些同學代表進入遴選委員 會,去替同學爭取。而「自主」中人受到某些流派的無政 府主義思想影響,強調「參與式民主」:校長遴選是影響 到每個同學的大事,所以每個同學都應有份出聲——「同 學自主力量」就是希望每個同學都可以自主——最好的辦 法就是在校園內師生職員一人一票去選出校長。這其實不 很激進,現在也提出一人一票普選特首,而推選特首的選 委會亦受千夫所指。  那時候我們的口號是「黑箱遴選,人人參選」,巡遊時拉 著banner,十來二十人頭套個黑箱,午飯時穿過范記飯堂 ,一字排開(因為排練過而隊型整齊),都幾驚天動地。  當時我們跟書院學生會中人在大字報上爭辯,他們覺得要 pragmatic,有三個學生代表加入遴選委員會已經很好,一 人一票不太可行——但我們又覺得可能爭取得到。其實他 們都是很有誠意服務同學的,可能當時我們太鑽牛角尖, 現在有點後悔那時和他們吵架。普通同學則對我們的爭論 沒什麼反應。  當李國章已成為候任校長時,學生組織在烽火台舉行了一 個所謂「接見同學大會」。當時「自主」效法中共風格, 寫了「熱烈祝賀黑箱校長誕生」紅底白字的橫額,用掃把 支起,掛在烽火台。過程中又走出來做一些短劇,目的是 打斷台上的人發言。基本上不算太禮貌(笑),但也不算 很激烈。  那時候我們覺得像《中大通訊》般,正經八百地寫篇聲明 給同學看,他們看完後就「哈」(打呵欠狀)。我們那時 想:「唔係喎,搵D出位D o既」!則可能有人覺得你有趣 好玩或是bad taste,也說不定會嘔。但是somehow你會attract 到他們的attention,他們會談論。相對來說,我覺得圍觀 我們的人比圍觀大字報的人多一些,奇怪的東西人們總會 望望。  八九學運結束後,90年代初東歐共產主義倒台,當時捷克 的民間社會出現,哈維爾上台,導致共產主義(定義下的 )體制崩潰;在八九民運失敗、人們絕望的情況下,這些 思想在台灣、香港得到廣泛討論。民間社會理論認為,公 眾的民主參與很重要,相對於代議政制,這種民主參與更 能體現民眾的參與權。所以,一方面是受無政府主義影響 ,另一方面,90年代初民間社會理論對代議政制發展的批 判,也對學生造成影響。  某類型的無政府主義認為,除了傳統的請願手法之外,還 有其他好玩一點的方法express自己,更能將人平日壓抑了 的某些潛能(capacity)發揮出來。民間社會理論亦說到 每個個體都有capacity去參與、決定(政治事件);這個 capacity不止在於政治參與,還可應用到文化參與方面。 所以在九十年代初期,很多刊物都談到民眾劇場、女性主 義,或用媒體的方法表達女性解放。  從傳統學生運動的角度看,學生組織是代表著學生群體的 聲音,向校方爭取某些東西,所以組織應要聆聽學生的意 見。當時我們的邏輯是,我們每個人都代表自己,而非代 表同學,如果因同學的反應而adjust(自己的做法),那 似乎意味著我們覺得自己代表同學。經過討論,我們覺得 自己沒有這個任務:第一,我們不是同學選出來的;而且 「同學自主」並不是要「拯救」同學於水深火熱之中,我 們是希望有更多同學的參與、辯論;最後透過公共參與, 一人一票去表達對校長的期望。所以最後認為不需要對同 學的反應而adjust。不過,我們做的事情不是只有我們自 己明白(笑),我們做得很庸俗的。  《同途殊歸》裡說香港的學運都是小撮的學界精英參與, 不被大部份人理會,這跟台灣及南韓的學運差很遠。無論 是「自主」還是傳統學生組織的活動,了不起的有幾百人 ,常數就是幾十人,所以某程度上我們與我們所不滿的學 生會都一樣是失敗的。  被抹黑的Rave Party  當日,李國章的就職典禮在邵逸夫堂舉行,有十來個學生 在邵逸夫堂門口內外派傳單給衣著莊重的嘉賓,手法相當 和平,沒有阻礙別人進場,並非校方所說的我們「block住 出入口」。然後保安要趕我們走。當下有點身體接觸,我 們就效法六十年代的學生,手拉手造人鍊,以免被推走; 但也不是封著整個門口。當時的想法是:我們本有權利繼 續派傳單的,保安沒理由趕我們走;若一定要我們走,那 起碼要保安動用相當大的暴力才能踢走我們這批人。而就 因為有這種衝突,我們完成了人鍊,彭定康就要從後門進 入邵逸夫堂。  在典禮將近完結時,我們風聞李國章的車要走了,大家就 衝到富爾敦樓的停車場。事前並無計劃,就如那次居權人 士聽聞葉劉淑儀的座駕要離開政府總部就蜂擁上前一樣。 當然保安就很緊張,人多(四十來人),推推撞撞,有些 人可能摔倒在地、跌到車底、趴到擋風玻璃上之類,並無 計劃過要訓車底來攔車。整個狀況持續了十來二十分鐘, 像一個很擠的rave party。跟著我們便和平散去。  那天是要上課的,學校封了幾個canteen來準備典禮。我很 憤怒,就自己拿了一碟飯,搬張椅,坐在Franklin canteen 裡吃。不知為什麼整個canteen是空的。  因為情況混亂而與保安有點身體接觸,不必深究。但學校 就在媒體抹黑同學,李國章後來開記招,說只是「三兩個 學生受到一些文化影響而變成無政府主義份子,聯結一些 外來的分子在學校搗亂」。我不很知道普通同學怎樣看這 件事,大字報上的意見回應是紛雜的,並不統一。不過值 得一提的是,97年中大友莊跟綠野仙蹤砍莊,當時中大友 莊挖盡以前范記的瘡疤來做負面宣傳,如「你班人搞小報 、搞同學自主力量、不尊重校長」,而其手法就是仿效我 們辦小報。後來友莊以大比數落敗,我覺得可見同學就算 對范記人有點不滿,起碼不會因而親中。  第二就是,我覺得當年對李國章不滿的人更多。其實李國 章很不懂做PR,亦是個很臭寸的人;由上任直至當上教統 局長之前,他每出來見一次同學就得罪更多同學。如果你 話大家鬥衰的話,他最衰,我的層次很低。  出賣肉體——哭校園言論自由之喪  小報向來都放在范記canteen外那張檯任人取閱。真抵死, 有回突然不見了一大疊,「沒理由那麼快被人取光吧?」 可能被人偷了。就埋伏,發覺學生事務處有個職員出來取 走一大疊,是校方沒收了小報。於是早於長毛雄,我們就 製了假棺材,有天穿了白衫白褲,撒溪錢,走到祖堯堂外 面的門口,貼了白黑字樣的東西,像出喪般弔唁校園言論 自由之死。我們較傾向戲劇形式,而且非暴力,完全不target 要肢體衝突,最多是不禮貌而已。   若想請願示威造成壓力,就要引起public的注意。有些行 動很symbolic,象徵意義多於一切,像衝擊新華社,長毛 雄燒東西等。當時我們好多的行動都是symbolic,因此愈 shine,愈引人注意,效果愈大。香港99%的示威請願都是 symbolic的,意即只是是想反映一個message,而不認為這 個示威可以改變政府。(問:symbolic的話,可能只是一 個立場?)所以就變成要靠media去講那個message。說不 好聽的,香港99%的示威都是做show,做完後media會報導 ,報完後就產生一些社會回響,鄭經翰等會講講,講過一 兩日後大家都忘了。  另外一些示威或行動說不定可能直接引起一些效果:幾萬 至幾十萬人的行動的群眾性行動,政府不聽民意的話馬上 就會有動作,不過在香港似乎不太可能。或是像綠色和平 般的「直接行動」,例如有船捕鯨,會走過去大聲說:「 你捕鯨係錯架!唔該你而家駛返埋去碼頭o個度。」若象徵 式的符號不行的話,就用自己身體攔下對方,不讓他射捕 鯨鎗。這叫直接阻止,有immediate的意義。  (問:現在還有點類似的東西,有些由學生會做,都幾symbolic ,但是同學都沒甚麼反應。我懷疑你們當時做的時候沒有 其他人做過,後來學生會繼續有人做這樣的東西,跟著整 個社會都有人在做,大家於是對它familiar。現在有將廿 三條諮詢文件鋪在地上任人踐踏;選院長的時候,在文化 廣場設了黑箱;或者在反英評試時擺個香爐,有個「奠」 字,意即奠學術自由、自主之死。Suppose這些東西應該也 有趣,但好像不大吸引同學,為什麼呢?)  施:我覺得程度上還差一點,我們當時擺出我們的身體任 人踐踏,出賣自己的肉體。當時我們的黑箱,十二時十五 分那班校巴在邵逸夫堂對面停下,同學下車的時候,我們 有些人仆在路上,有些人套著黑箱臥在路上詐死。我們「 奠」的時候也不止是寫東西抬棺材。我們十幾個人都正正 經經的穿上白衫白褲,頭戴黑布,灑冥錢,裝出悲哀的樣 子。回想當然好笑,但當時是憤怒的。無論如何,我們當 時都是很認真去做一些對的、甚至是錯的事情。  衝出校園  在中大首兩年搞的多是校政,到了第三年,已經開始參與 很多校外運動。例如1997年的反臨立會靜坐。回歸之後每 年——98、99、00的七月一日,會跟一批社運朋友一起搞 一些「慶回歸」活動——不是慶祝回歸,而是因回歸感到 慶合合。  97年在港大唸社會學時,有國殤之柱事件。那晚幾百個學 生、市民在堅持,賴死不走,後來不知如何,終於將國殤 之柱搬進港大校園裡。且因是六四前後,大家真的頗開心 。「國殤之柱」我則覺得是很特別的一次示威行動。在香 港做事很少會即時感受到勝利氣氛,而且好少有群眾的感 覺。和幾百人一起爭取,那種感覺大家點蠟蠋唱〈自由花 〉不同。  那時幾間大專院校在回歸前後的幾個月內,對很多問題都 變得敏感了,例如在校內噴民主女神像,校方會來干預, 噴後校方會塗去。各院校當時都有類似的事,幾個院校的 人覺得這些issue愈來愈重要,加上國殤之柱事件,於是就 組織「捍衛校園言論自由陣線」,簡稱「自由陣線」,或 者豉油陣線。國殤之柱搬進港大後,港大校方只准它擺放 三四天(編按:港大校方聲稱國殤之柱可能會被風吹倒, 所以要橫放),於是自由陣線去港大黃克競樓平台,髹了 好大好colourful的一幅banner,掛在外面。還搞過camp, 晚上打了次麻雀。  校內的示威活動過癮一點,因為形式較interesting,而且 很享受那種「喜歡做甚麼就做甚麼」的感覺。校外做的較 「大路」,例如六四、臨立會和回歸等議題,始終癲時也 有限度。大學生身分有時有privilege,人們會容許你做點 奇怪的事,但是來到社會面對工作時,說話真的要正經八 百了。  至於改變,讀書時覺得學校的問題大過天,覺得「民主應 該要從身邊做起」。投身社會以後,覺得學校裡的事情比 較起人權問題、家庭團聚,影響不是那麼大。  好低能,那時死都要內部民主,開會一定要開十小時,要 解決所有內部分歧——其實沒解決,只是累得談不下去。 現在沒那種精神、耐性,實際了一點,會看真的可以做到 多少,接著看比較現實點的目標在哪。以前覺得烏托邦對 ,目標就是烏托邦;現在則覺得烏托邦對,但在它之前可 能有100個短暫目標要達到。  烏托邦與乏力的現實  (問:現在的大學生應否繼續烏托邦、繼續要求漫天開價 的東西?因為有兩種說法:一種是認為,要求明知一定不 行、不切實際的目標,其實根本不是想做到;另一個說法 是,因為沒人講我們要才講,否則這個聲音也沒有了。這 兩個所謂分歧的看法你會如何評論?)  順其自然。我覺得那時相對於我們,書院學生會的人比較 腳踏實地;我們這班人就整天發夢,將夢想變成現實的目 標。回望過去,可能想到發現做過的某些事好戇居,但是 我想沒那時的我,就不會有今天的我。大家不很開心是另 一回事。第二,發過夢後,有些人的夢粉碎了,於是就「 覺今是而昨非」,完全re-start,即時跟以前做的事斷絕 。但這些年我都keep住關心社會、投身社會,到現在仍想 改變社會。我覺得以前go-through過想過那些問題,到現 在都會仍有那樣的意識或警覺性。例如以前反過權威,就 算你現在現實了點,但有時碰到權威時,你還會「叮!」 的有盞紅燈在腦海亮起,提醒自己。所以我不認同郭少棠 (他對學生組織很有情意結)說:「哼!我以前都好似你 地咁之嘛,幾幼稚」。  以前我們認為,建制是dead end,死胡同,甚麼都做不到 ,自己也會被建制吸納了,「死硬喇你!」現在覺得世界 不是這樣二元,其實建制內都有不少不同的力量在互動。 我現在做事的經驗是,有時不一定是「冇偈傾」的,要judge  by cases。香港就是個好例子,你給政府意見,好好跟它 說,給盡意見做了功課:「o黎啦,我覺得呢一個好,幫你 睇埋其他國家o既經驗喇」,接著給盡資料,他們也可以敷 衍說:「哈,好呀,研究下囉。」那你會覺得:「超,咁 砌你啦不如。」但是有些case你的對手比較開明、肯聽意 見,就有可能進入建制做出點事來。我覺得要改變社會最 好是軟硬兼施,即是不要一味拮拮拮令對方恨你入骨,有 甚麼意見他也不會聽,除非一天把他刺死,否則不會有改 變。可你有時拮他一下,他痛後又安慰他,貼膠布,他會 覺得「hai~」,氣順,有下台階,那可能跟你談談,談的 時候他可能又怕你日後再拮他又痛,可能會讓步。  至於大學校方,即使是專制,也會扮開明:「鵬翔呀,哎 呀好耐冇同你傾過,你o既意見係點樣樣呢?」從周太到李 太都會這樣「正視」你的意見。而且學校要顧全自己的形 象,而我們的政府已經被人家踐踏到一個地步,當你多踩 幾腳,它都只會「哈哈!」所以我覺得校政仍有游刃餘地 。  有些事大是大非,就算覺得多我一人不多,少我一人不少 ,但若覺得「沒理由這樣」,就一定要參與。不過,以前 我有一段時間,每星期都一定參與示威遊行,除了走得很 累,吸了不少廢氣之外,都覺得好麻木。  第一,代議政制的國家的立法會、議會真的握有權力,而 香港行政主導,即使所有立法會議員都贊成,政府也可以 不做,無論你多少遊行示威,多少議員支持,立法會做過 些甚麼出過甚麼聲音,也沒有用。  第二,香港在大事上一定要聽中央的。所以我們說的不單 是要在香港之內要求改變,力量不能延至中央的話,仍不 足以令香港在大問題上改變。基本法規定了五十年不變, 意思是香港的資本主義五十年不變,整個政治體制五十年 不變,即是基本上大的問題都是沒得變。  所以是雞和蛋的問題:人們冷感令政治無能,或是政治無 能令人冷感?惡性循環。  示威文化在香港  香港大部分關於政治層面的示威都很小圈子,參與者比有 關社會民生的少。我認為示威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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