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歌裡展開的本土革命圖譜（書札：《島嶼之北》)

文：曉嫻

島嶼之北
洛謀／文化工房

警察先生，我們來投案的／那一夜我們都是暴民／那一文我們都擁有最強的武器／那一夜我們都高唱人民的抗暴歌／〈暴民之歌〉

當有人還在追問詩歌是否私密之事的時候，洛謀寫出了八十後詩人的革命之歌。從二零零二年的大磡村清拆事件，寫到反世貿運動、台灣的樂生事件、香港的利東街，再回到屋村、士多，這些日漸失去的我城景緻，革命與草根作為詩集裡的意像，建構出中環以外的我城，也勾畫出近年的本土革命圖譜。

洛謀非常擅於運用長句和排比句來加強詩歌的氣勢，特別在他描寫社運的場境時，比如「那些寫革命反動詩的／那些寫不三不四陰陽怪氣詩的／那些寫國家是法律是子彈是催淚瓦斯的／警將為你們奉上不少於六發的布袋彈」節奏明快緊張，有好多首關於反抗的詩歌都用上了這種典型的排比句，或是在結構上重覆來經營出革命之必要的氣氛。而詩人書寫生活日常時，又轉用短句，如「老伯伯看著籠子／兩隻相思、兩隻畫眉／他看見地上有隻蟑螂／撿起，餵他的相思／相思爺爺、爺爺的叫著」，偶然也混入口語，這些又親切溫柔如午後的陽光。兩種不同形式的詩歌夾在詩集中，一緊一弛，但那些書寫基層的溫柔又何嘗不是生活中最微弱最底蘊的抗爭。

讓詩歌成為反動的武器，或者真是侈想，革命的詩歌有時不免流於口號式的呼喊，「那一夜我們都高唱人民的抗暴歌」有時會變得空洞，彷如遊行時高喊的口號一樣無力，每次結果都一樣地，不可能抗暴不可能以血肉之軀以詩歌去保衛我們的信仰，但一直書寫下去，是為了記得每一場運動，那些看不見的真相就在詩歌裡重生。那些失敗，慢慢集結、重整，就成為下一次運動的力量，終有一天，終有一天，我們的信仰得以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