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稿：雙語政策與協作性充權何干﹖–與曾榮光先生商榷

雙語政策與協作性充權何干﹖
–與曾榮光先生商榷

在十一月廿四日的世紀版中，曾榮光先生提出用一種新的視域去理解雙語政策。閱畢該文後，筆者認為該新視域根本不但不能令雙語政策變得更合理，反而更顯出雙語政策的蠻橫無理。曾先生全文提出了三個命題：首先，我們不應視雙語人士為問題，因為雙語人士實為多元文化的重要「資源」；其次，雙語之間不一定出現壓制性權力，即一種語言完全壓過另一種語言。相反，兩種語言可以共存，並使學習兩種語言的人擁有更廣闊的語言甚至文化視野。這是所謂的「協作性充權」的雙語教育；最後，曾先生認為，被壓迫者不會被動接受壓迫，是會抵抗的。而在壓迫者的「強制」及被壓迫者的「抵抗」的兩條路外，還有第三條路可走。這第三條路，就是因應本土的價值及期望，理性「擷取」兩種語言的長處。而整套雙語政策就是以「擷取」為取態而成。

筆者同意曾先生從新的視域去理解雙語，但問題是，雙語政策的出現卻正正不能達到曾先生「擷取」的期望。第一，香港不像斯里蘭卡，在脫離英國的統治後，限制英語的運用。相反，香港在回歸前後，都視雙語人士為一種資源，而且在回歸後努力培訓兩文三語的人材。第二，雖然在殖民地初期，英語在香港曾經出現過壓迫性權力。但這種壓迫性權力往往不如其他的英國殖民地大，因此，不論在中學還是小學，中文與英文都是必修科目。到殖民時代後期，廣州話甚至成為孕育本土文化的重要媒介。而在中大，普通話、廣州話以及英語更是三種最普及的授課語言。在沒有雙語政策下，兩文三語在中大正體現了協作性充權。第三，中大成立正是被壓迫者的「抵抗」。中大成立前，香港唯一的香港大學以英語為主要授課語言，中大卻與之剛剛相反。正如<<香港中文大學條例>>中指出，「主要授課語言為中文」。中大的出現正正是中文對英文的「抵抗」。但中文只是主要授課語言，而不是唯一授課語言，正正顯出創立中大的先賢並不單是要「抵抗」，也想過要「擷取」。因此，中大一路以來，所開的課也不只是普通話與廣州話，英語在其中也佔很重要的地位。

可惜的是，雙語政策的提出，卻打破了曾先生所謂的「協作性充權」，令到中大不能「擷取」兩文三語的好處。在<<雙語政策委員會報告書諮詢稿>>的摘要當中，第九項就提到︰「大學應維持現有規定，學系或課程如決定招收只能用普通話或英文有效地修課的學生，則必須提供足夠科目，用普通話或英文教授，讓這些學生可按時完成學業。倘若有關學系不能作出承諾，便不應錄取只能用普通話或英文有效地修課的學生。」這次提出雙語政策，是為了配合中大的國際化。我們都知道，絕大部分的外國學生，都不會說廣州話及普通話。因此，很多系為了要國際化，就將很多課改成用英語教學。結果就成了國際化與非國際化的對立，中英文本來在中大的協作性充權被打破，這個雙語政策正成了英文打壓中文的幫兇。

另外，在第七項亦提到︰「7.1 普世性的科目如自然科學、生命科學及工程科學等課程，原則上用英語講課」。這點就更讓人摸不著頭腦。本來中大是讓老師選取自己最善長的語言去教學，現在所有理學院及工程學院的老師都要根據這項規則轉用英語教學。大家可以想像，當全個講室都是香港人，教師學生的母語都是廣州話，卻硬是要老師用英語授課。這是英語課還是工程學的課﹖在這一課中，讓學生明白工程學的知識，還是讓學生學英語重要﹖這就是曾先生所謂的「擷取」雙語的好處﹖

但更重要的是，從這份諮詢稿，特別是第九項，看出委員會對中文及中文大學缺乏信心，認為來中大讀書的外國學生不會多放時間學習中文。放眼世界，世界一流大學的主要授課語言都是以當地母語為主。不計算英語世界，如日本的東京大學、德國的海德堡大學、法國的索邦大學等等，主要的授課語言都是當地語言而並非英語。如果一個學生要到那裏讀書，應該是先要學當地語言，而非要求那些大學開設足夠的英語課程讓其能夠畢業，為甚麼來中大的學生就不用學普通話或是廣州話呢﹖可以看到的是，即使那些大學並沒有很多英語講授的課，她們依然是一流大學；正因為她們是一流大學，所以能吸引世界各地的學生，研究人員以及教授到那裏，成為一間國際化的大學。

如今，中大要國際化，為了吸引世界各地的學生而要各系確保有足夠的課用英語講授。但即使能吸引到世界各地的學生，是否就是一間一流大學呢﹖和商業機構不同，一間大學的進步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和很多有幾百年傳統的一流大學相比，中大還很年輕，要的是紮實地發展學術，而非推出幾個短視的政策去吸引世界各地的學生。在這份諮詢文件推出前，中大一路都是兩文三語並用；雙語政策推出後，卻幫助英文壓制中文。究竟，雙語政策是不是如曾先生所說，能夠令到中英文在中大達到「協作性充權」呢﹖

巴西
中大校友 (06崇基語言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