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經濟課教了我們什麼？

經濟課教了我們什麼？
(文中小標題為筆者所加)

新古典經濟學的發源地

在美國芝加哥海德公園區—一個在思想上和政治上最有影響力的地方，形成了一種情況。這個在城市南方1.6平方英里的地方，像一個富裕、寧靜而完整的「小王國」。而這小王國就是令人敬畏，突出而莊重的芝加哥大學。芝大的學生售賣寫上「樂趣死亡的地方」(Where Fun Goes to Die)的T恤。這也是整個地區的寫照，直到最近這地方書店和酒吧的比例才是5:2。

但這大學以其發展的經濟學思想而聞名於世。當芝加哥學派在五十年代冒起時，她對自由市場的支持和對政府干預市場政策的批評常被視為極端和反革命的。當時的政治和經濟學精英的共同看法，就如凱因斯(John Maynard Keynes)所論證的—資本主義只能在政府的常規性和強力的管理下才能正常運作。事實上，在1971年尼克遜以抑制通脹為由公布的工資和價格控制政策正體現了這個共識。他宣稱：「我們都是基尼斯的追隨者了。但是，二十五年之後，自羅斯福以來第一位能成功連任的民主黨總統克林頓—宣稱「大政府時代已經完結」。他或許會說：「我們現在都是芝加哥學派的追隨者了。」

現在芝加哥學派的經濟學思想叫作「新古典經濟學」，這思想現已成為國際精英界的共識，為整個世界的政治經濟提供了(理論的)基礎。在美國，年青的中層和中上層人士從學院裡學到這套(經濟學的)理論。民意調查重覆地顯示經濟學家和普羅大眾在經濟觀點上有極大分歧，但在受過高等教育的一群上這分歧分小得多。一份2001年在芝大「法律與經濟學術期刊」發表的研究報告顯示，那些有大學學位的人比普羅大眾更傾向於贊同新古典經濟學的理論。這並不令人驚訝。因為在精英學府中，經濟學是一其中一門最普及的主修科(有四分之一的芝大學生修讀)，而「經濟學入門」課程更是一橫跨多個學院的必修課。這課程更是過去三十年來最受歡迎的10個課程之一。而在研究中，由商科、公共政策，政治科學，以至最明顯的法律學。這些學科的研究都彌漫著新古典經濟學的範式(paradigm)，研究的不只是財經的活動，而是人類所有的行為。

走進課室

長久以來保守派人士都批評學院的教授向學生灌輸左翼思想，但左翼人士卻忽略了人們學習經濟時對政治所產生的影響，即使這些影響更為深遠。為了知道學生們學經濟時到底學了什麼，我埋首於海德公園，在那兒芝大大方地讓我註冊成為「宏觀經濟學原理」一課學生。

該課程的教師名叫亞倫辛德遜(Allen Sanderson)，過去十八年都在芝大教授宏觀和微觀經濟學的導論課。即使他初時看起來頗為一本正經和低調，但很快就會發現他是一個運用教學技巧的能手。他的課堂一路都是妙語連珠，不時有各種的對比和諷揄，每個都是以鏗鏘的敲擊效果來分隔：在第一課，他在一個小停頓然後擠起下頜說：「當你聽到「芝大經濟系」時，人們自然聯想到的是『親商業，貪婪而無良的人』」(擠起下頜後又稍作停頓)，「我傾向認為這不是實況，我們或是無良的人，但我們卻不是親商業的。共和黨人才是傾向極親商業的。這是共和黨的天生缺陷。民主黨人傾向反商業，就是另一天生缺陷。我們不是親商業，也非反對商業。我們(新古典經濟學)支持市場經濟的終極意義在於支持選擇權。根據觀察工作所得，私人市場比政府干預更能解決宏觀和微觀經濟學中的問題。

辛德遜以一個思想實驗來開始第二課。設使這課程現只有26個名額給52位有意修讀的學生。他問：「我們應怎樣決定誰可修讀呢？」那些認真且熱切求學的學生們踴躍舉手，提出各種各樣的見解：比誰夠老資格？先到先得？或是要求有意修讀的學生們先寫篇論文？只消一分鐘便有一位充滿自信的年青人提出了辛德遜想要的答案：「價高者得」。

「以你肯付出的金錢來衡量你有多想要一樣是一個很合理的指標」辛德遜說。「在經濟學裡很多東西會以不同的途徑被標上價錢(供人購買)。「價格」很有條件作為量度一人所願意為某物付出的普遍標準。我們不喜歡某些方法，比如是先到先得。如果某人很想修這個課，他大可以現在就開如排隊輪候。但問題是我不能從他表達的強烈意願中得到任何好處，然而如果你付款給我的話，就對雙方都有利。

這雖然說得通，但卻令我感到不安。這樣的話結果不就是富有的學生能修課而受經濟援助的學生就會被擠開嗎？由於學生們可使用的金錢多少不一，以出價來決定誰的意欲較強又有甚麼好處呢？

辛德遜也預計得到反對聲音，他說「抽籤和先到先得的方法會令人覺得公平一點。這有一個有趣的二分，就是「效率」與「公平」的二分」。但是，他問到，甚麼才是真正的公平呢？如果抽籤是錄取修課學生的「公平方法」，那麼這會否一個評核成績的公平方法呢？我心想：「當然不是」。辛德遜教授讓我們詳細想想為什麼，但是答案立即就浮現：因為我為取得好成績而努力學習，那是我應得的。換句話說，那些勤力工作，賺取很多金錢以投得課程名額的學生，和那些勤奮學習而得到好成績的學生一樣 (都是得到他們應得的)。

「我們在嘗試平衡兩方面」辛德遜繼續說。「甚麼是效率？甚麼是公平？兩者常在拉扯之中。」
至高無上的「效率」
「效率」在芝加哥學派中有決定性的價值。在她之前，支持自由市場經濟的學者，最著名的如奧地利人希耶克(Friedrich Hayek)對國家掌控經濟的政治後果提出了哲學上的批評。但佛利民(Milton Friedman)和他的同事史迪拿(George Stigler)、以致整個芝加哥學派都把問題的焦點放於國家干預所帶來的實質經濟問題，就是效率欠佳的問題。他們反對肯尼斯認為市場在政府經常性的干預下才可以運作得好的論點。取而代之的是重提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的古典經濟學的平衡構想。在70年代當全球資本主義陷入高通脹和低增長的恐慌時，芝加哥學派的理論就受到大眾歡迎。佛利民頭頭是道地提出論證，認為這是太多政府干預之故。

規範與實證

這個看來微小的修辭改變(譯按：這改變即是指駁斥政府干預經濟的論證方式由哲學上的批判轉到實際可行性上的批判)帶來了重大的後果。過往保守主義批評政府干預資本主義的方法是：指出資本主義本身是將最大的利益授予最勤奮的人，而國家強行重新分配財富的行為本身就是不公義的行為。現在具體的技術層面論證就是嘗試證立不自由的市場缺乏效率，而當中一些背理的激勵最終必令一切社會福利政策失敗。因此之故，論證的方式由論證「世界應該如何」變成斷言「世界是怎樣的」。用經濟學家喜歡的話頭說，就是論證由規範性的 (normative)變成「實證的」(positive)。

在辛德遜所用的教科書中，該書作者柏堅(Michael Parkin)對於兩種論證作出以下區分：實證的論述是關於「是甚麼」的，而他們「可能是對或是錯的」。而規範性的論述是關於「應該是怎樣」的並與價值有關，因此是不能驗證其對錯的。柏堅警告讀者要留心：規範性的論證裝飾為實證式的論證。

但結果是人們很難留意到柏堅的警告。新古典經濟學在實證論述的外衣下混入大量規範性的東西，它們都論及人如何工作的預設—作為個體如何將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以及它們都暗地裡傾向「把所有東西都市場化」。因為新古典經濟學對世界的論述看來常常都是價值中立的。人們學習這套經濟學理論時會不經意地接受了當中規範性的思想，但這些思想常引起該學圈一些激烈的辯論的根源。一些被視為「異類」的經濟學家發起的一場日益強大的全球運動，批評新古典經濟學的學問進路中的盲點和思想上的限制。如諾貝爾獎得主史特尼斯(Joseph Stiglitz)所說新古典經濟學的模式能大行其道是「思想體系戰勝了科學的一場勝利」。

在大眾媒體裡，以上對新古典經濟學的異議卻幾近絕跡。在1999年西雅圖世貿會議的示威者擾亂該會議時，世貿的官員，主流經濟學者及《紐約時報》的佛利民都忽略了一個事實，就是世界上很多地方經過新古典經濟學方式的改革後，仍然不能達到其保證的增長。佛利民極端地輕視那些示威者，認為他們像相信地球是平的人那樣無知。對佛利民(以及辛德遜)而言，人們不可能「反對」新古典經濟學。他們只是對新古典經濟學有不當的了解。

不論在辛德遜的微觀還是宏觀的經濟學課中，他都會朗讀出大衛巴利(David Barry)的引文：「民主黨人常看似是較和善的，但他們卻展示了差劣的管理技巧。共和黨人會知道如何修理你的輪胎，但他們不會停止」。

政治中立的經濟學？

隨著卡特里娜颶風和伊拉克戰役出現後，這種說法看來是很離奇的，但辛德遜這樣引述是有其意義的，這說法反映出他自氣質上的，受右派自由主義(libertarian)影響的，傾向認為「(民主共和兩黨)兩邊也有不對的地方」的溫和中間路線，但他這種對政治中立的堅持對是令他的教學得以成功的重要因素。學生常在一些關於自由貿易、財赤規模和稅率問題的政治辯論下學習宏觀經濟學的課題。為了確保學生們學到的不只是一堆政治話題，他一定要以他的方式去強調他所提供的是一些不偏不倚的和非盲目的事實：即是實證的而非規範的，是事實而不是意見。辛德遜告訴學生：「我並沒有捲進內裡的紛爭」( I don’t have a dog in this fight)。因此他每次諷刺完小布殊後都會對希拉莉揶揄一番。每次對民主黨的攻擊也會以以攻擊共和黨來平衡。

不論是有心或無意，這樣一來的效果就是代表了政治範圍裡的絕對中立，而且令學生們對中立之處的所在地有一種前未見的理解。在堂上一場統一稅，累進稅和累退稅的稅制討論中，一位學生問及關於反對統一稅制的論證：「統一稅率有甚麼問題呢？」辛德遜答道：「問題在於福布斯為這稅制作發言人，這稅制沒有那麼多明顯的問題存在，現在正有一些鼓吹統一稅制的運動。因為這稅制衝突著某些人：還有甚麼可以比這稅制更公平呢？這不會扭曲對勤勞者的獎勵。這稅制本身有很多有利(經濟)的條件。」

的而且確世上有鼓吹統一稅制的運動在進行中，但那些美國史上獨一無二的累退稅支持者卻不是政治中立的。極右共和黨人如前議院多數派的領袖亞綿(Dick Armey)長期推廣這意念，而有些保守派的智囊如美國企業協會和遺產基金會。但政治上他們是沒有成功機會的。那種「誰在我們的經濟裡取得較多利益的就應較大百分比的稅」就是公平的理念深植於美國的政治文化之中，在共和黨主政時也不例外。我開始害怕，我身旁的學子們離開這教室後會認為統一稅制是一個合理而中立的理念。而當每年有數以千計的學子修畢像辛德遜這課般的課程，我恐怕它真的會變成一個合理的，中立的理念。

效率在前，公平在後？

辛德遜的政治並不是單面向的，而他肯定不是一個政治宣傳者。但事實上他仍有學習佛利民的傾向。首先，他傾向於權衡公平與效率，即使兩者事實上沒有衝突。經濟及政策研究中心的經濟學者，《保守的褓姆城市》一書作者伯加(Dean Baker)指出人們可以同時使政策變得更有效和更公平。舉一個伯加告訴我的例子：「統一稅並不明顯地比累進稅更有效率，這全然是一個經驗的問題。以平均25%的稅率抽比爾．蓋茨的稅和一中等收入人士的稅，都有可能比抽中等收入人士15%，抽蓋茨40%稅帶來更大的扭曲，他們(新古典經濟學學者)希望自由主義者稱我們關心公平而他們關心的是效率。這是廢話。他們找到一些方法去證立重新分配日漸增多的(整體)財富的方法，並宣稱那是有效的，而事實上那是不公平，(事實上)也沒有效率的。」

不過一旦喚起了公平和效率的對揚時，如辛德遜般的經濟學家會有系統地偏向追求效率，因為那正是他們的學術專長所在。人們可以量度和分析效率的高低。公平呢？那是政治家和哲學家的領域。這種理論傾向在討論經濟增長，和如何分配增加了利益時常常被提出。辛德遜闡釋了他那得諾貝爾獎的同事，盧卡斯(Bob Lucas)的見解：「一旦你想到高增長的好處，任何其他的事你也難以想及」。換句話說，首先考慮的是如何把那個餅弄得愈大愈好，然後才是如何「分餅仔」的問題。於是就讓效率吞噬公平，以創造更多的財富，然後才用增加了的整體財富去緩和各種不公平現象。

這說法確實有點道理。但當這種花言巧言支配著我們的政治時，就從來沒有人提出不公平的問題。「現在」永遠是增加整體財富的時候，公平的問題永遠是「晚一點才需關注的問題」。我們可以預計到的結果是：採納新古典經濟學政策的國家(包括美國)的貧富懸殊都愈來愈嚴重。

解讀經濟的百合匙

按辛德遜所教授的，經濟學是一台令人滿意的，絕妙的機器：它夠複雜有餘去保證學習時會引發的好奇心和新發現，但同時又不會複雜時令人迷亂。就如一架腳踏車，輸入與輸出一致(一踏腳踏車就輪胎就轉)，而一旦你能把握這套經濟模式的基本理念，所有東西看來都是說得通的。隨著日子過去，我在海德公園裡舉步維艱，難於找泊車位和擠進有上百人上課的課室裡，但我漸漸喜歡那課堂。當讀得愈多課堂讀物，華爾街日報的社論看起來就愈來愈合理；國家公共電台(National Public Radio)的節目「市場」(Marketplace)也變得有趣。我甚至準確地知道甚麼是聯邦資金利率。一部份原本朦朧不清的世界變得清晰。我的同學也有同感，一位二年級生告訴我：「我從來沒有想過我會愛上經濟學的。辛德遜說服了我。」

這簡單的模至有令人興奮的解釋力。一旦你把握了「總供應/總需求」的模型，你就明白為何刺激需求後短期內會帶來經濟增長，但也會引起通脤。但這樣子的理解卻有點無力。通脹出現的原因鴃A就是那些圖表上的線交接了。一位在芝大攻讀公共政策博士學位的朋友告訴我：「小小的經濟學可以是非常危險的。」「經濟學的導論課固是表面的。你在一個脈絡被抽空、不受各種規範和制度的影響下處理一下按固定學術傳統處理的經濟模型。現在經濟學中最有趣的工作是叫作質疑101個經濟學的關於理性，個人主義，利益最大化行為的前設等等。但如果你深入探求101個前設之外的事，你不會知道有大量的實證研究證實了實際世界的操作與課本內的模型所說的運作模式不一樣。」

以最低工資為例，在辛德遜的導論課中，他以一個簡單的勞動市場的供求模型去闡釋為何最低工資會導致失業率上升，因此是自我推翻(不能保障勞工)的。他說：「大部份經濟學學者，包括我自己，都反對最低工資法」但有很多已出版的實證研究顯示1997年以來最低工資的調升對失業問題沒有任何本質上的影響。事實上，在十月，包括五位諾貝爾獎得主在內的650位經濟學學者，聯署聲明要求美國的最低工資調升至每小時8美元。

誠然，某些省略和簡化是不可以避免的。辛德遜並不是嘗試創造未來的經濟學家，而是令學生們對經濟的運作有基本的解讀能力。在課程開始時他常以蘇格拉底式的解構方法向學生們指出報紙的文章如何犯上明顯的經濟學上的罪惡。在學期的中段，在學習如何計本地生產總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時，辛德遜讀出一篇芝加哥社論，題為「企業巨人阻礙很多國家發展」的文章。文中以沃爾瑪超級市場的銷售額總和與一些如以色列般的小國(的本地生產總值)比較。這比較顯示出世上最大的200間企業的規模大得像一個國家的經濟，因此他們有很大的政治和經濟的影響力。在引述了一段文字以後，辛德遜指出大企業是不可能以全球百分之一再三分一的勞動力，去促成全球28%的經濟活動。辛德遜說：有一個詞，事實是上兩個詞，第一個字是「支架」」。

辛德遜提到以銷售額來衡量如沃爾瑪般的大公司的經濟輸出是一種很可怕的衡量方式，因為它只從它賣出的貨品中製造出很少的經濟價值。當你在沃爾瑪買一包開心果，那些開心果並不是沃爾瑪自製的。沃爾瑪只是從其他地方採購那些貨品然後再作零售獲利。「如果我們計算本地生產總值時，只是要計算對經濟的「淨貢獻」、或計算淨附加值是什麼。」他解釋道。「往年沃爾瑪賣出了2850億美金的貨品或服務，但同時支付了2200億美金給生產商」。你只要細心想想便明白辛德遜的意思。而那篇文章愈寫愈錯，使辛德遜十分光火地說：「這文章是政治上的一些花言巧語：『那200間大企業支配了世界』，而事實上它們只佔本地生產總值的很小部份。那些人認為跨國企業會危害世界是因為他們的計算有錯誤。

這種與一般人相反的處理方式正符合辛德遜的世界觀：那報章的說法是違反直覺的「所有人說是甲(的影響)，但實際要緊的是乙(的因素，)」公式報道成為雜誌如New Republic 和Slate的主要成份(十月十四日出版的Slate的頭條是「地下經濟學者」，副題是「慈善是自私的」)。但是和很多違反直覺的言語一樣，當中重要的是你界定你所用的「直覺」。而辛德遜打擊的目標的恆常是中央集權的，國家監控的和自由主義：在那些理念下的社會你能夠從得到免費午餐。例如是提升最低工資以增加工人的收入。將經濟政策設想為權衡機會成本與非預期的結果的方法是芝加哥學派的特徵。整個課程也有一個主題：無論你怎樣嘗試去干預市場，市場都會作出報復的。

對於辛德遜捉傳媒錯處的熱忱，他傾向報道純粹的數據。那天下午，我上網發現沃爾瑪的650億美元的淨盈餘仍然比132個國家的本地生產總值高，包括有一億四千萬人口的孟加拉。我打了一封電郵給連德遜，他很快就回覆了我，他認為(那例子)重要的地方是使學生了解「不恰當比較」和「重覆計算」的問題。他說：「我要嘗試指出的是這種『蘋果與橙』的比較充斥於各處的」他更指出這種重覆計算的錯誤在華爾街日報以至作經濟學導論的教科書中隨處可見。最後，他「多謝你作出課堂以外的討論」。

辛德遜是十分討人喜歡和善於控制別人。他能令整個課程的學生都聽命於他。學生們小心地做筆記，每次課堂的出席率近乎100%，而且考試的的學習課也是擠滿人的。最後一課是討論自由貿易的，但突然間事情有所轉變。

課堂開始時辛德遜告訴我們「在貿易中，經濟學者之者有無數關於什麼是真理的共識，而分歧就只會在經濟學者與其他人之間出現。」他的中心論點是只要容許任何兩個國家自由地進行貿易活動，兩個國家都會變得更加好。他認為這和人們日常生活的邏輯一樣。當人們決定聘用他人洗衣服或修理車子時，他決定的做自己專長的事，而自已他的需要就透過貿易得來的貨品或服務來滿足。專門化與貿易的構想就是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國富論》(wealth of nations)中的中心洞見。而辛德遜認為，這洞見到今天仍如昨日般奏效。

學生們的反彈

但在談及貿易的課堂裡，辛德遜的腔調明顯地有所不同。他一開始就展示了他的教程和思想體系，令到學生們首次感覺到，並且是強烈的感覺到，課堂像是一種宣傳。在課堂中，一些令人難以置信的事發生了，學生們反對老師的說法。即使在過往的課堂辛德遜就如《22世紀殺人網絡》中的莫菲斯帶領學生衝破虛擬世界，走向真實。突然間他仿佛變成了戲中身穿西裝的FBI。學生們都感到頭昏腦脹，以及不時反對辛德遜的說法。當辛德遜談及專門發展有比較優勢的行業對一個國家的重要性時，一位學生舉手問：「將所有蛋都放進一個籃子裡不是有問題嗎？萬一你所專長的領域出現問題時你怎麼辦呢？」

那天的課程就這樣子完結了。但下一課還是如此繼續。辛德遜論證在自由貿易下被創造的職位比他消滅的職位多。一位學生很快便問：「為什麼我們要相信這樣的說法？」辛德遜重覆論證他的觀點，但那學生堅持已見，認為他所從閱讀中知道世上沒有一個準確的量度去計算中有多少的職位被創造或消失。辛德遜承認這是真的(沒有準確的量度)，但他堅持總體來說「一定」是有所增加的。

那時課堂中不時會聽到紙張的摩擦聲和學生之間的竊竊私語。學生們洶湧的舉手發問。而隨著這種「叛變」的出現，辛德遜明顯地開始冒汗。一學生問及關於在貿易協議中附加保障勞工和環境的法例的問題.辛德遜回應時稱這樣的限定(如把工人的最低工資限定)就如關稅，增加了貨品的價格和「拯救了美國國內工資相對地高的職位，而令發展中國家的，沒有受惠於該條款的人民的生活變得比沒有條款時更差(因為得不到合約)」

「那好，」一位披著長髮，束著大鬍子，好像一個蹺課蹺足了整個課程的激進學生說：「那麼我們說那課程是不荒謬的，例如工人有權利去組織(工會)，或是我們不能去污染一條村莊唯一的水源。」

辛德遜反擊：「我們怎樣界何謂荒謬呢？一旦開始了，那很難以工人應該有什麼去畫出一條界線去決定貿易協議的內容。例如其他國家又是否應該因為我們的國家有死刑而不與我們進行貿易呢？我們又應否不和那些不准墮胎的國家進行貿易呢？」坦白說，對我而言血汗工廠的定義是內裡工作的人工時長而工資低，那就是美國120年前的情況。大部份經濟學的問題就是關於如何增加整個世界的財富，這些增加不是為了比爾蓋茨和奧普拉(Oprah Winfrey-; 美國富豪，清談節目主持人)，而是為了世上貧苦的人。聯邦政府不喜歡貿易協議，他們從沒有見過一份他們喜歡的，他們希望找一個他們喜歡的環保標準作為理由。」

那學生不舉手就回應道：「但我們確實每日都去作界定」，此時學生們都紛紛舉手，而課堂已變成自由參與的了。「我們不和緬甸和伊拉克做生意，但我們會和沙地阿拉伯做生意，我們不難想像怎樣去畫那條線。」辛德遜不能勝過這個論證，只以一句「這是一個困難的問題」去結束。

對我來說辛德遜對他太坦白地表達出自己的偏頗之處。用弦外之音去和學生溝通去討論一個世界觀比直接論證來得有效。八個星期以來，辛德遜是公平的模範，由於他的學生接納他所說的，他像仲裁不同派別的中立仲裁者。但在第一堂時他表明他是一個「自由貿易的熱愛者」，他希望他的學生離開時是相信自由貿易會為他們帶來好處，但現在就事與願違了。

在下一課，辛德遜重整旗鼓，平靜而且以嫻熟的方法與學生進行一場蘇格拉底式的辯論。種煙草的農人因為人民少吸煙而失業：那是否意味著政府要因此而做點事？人們失業是因為他們所做的工作走向自動化，如開信和包裝工序等等。貿易也如科技發展：有時會令某些人失業，但最後卻令所有人的生活更好，所有學生都肅靜而留心，然後點頭稱是。

進一步而言，自由貿易更是一種道德責任，因為貧窮的國家變得更好。「我不想說得像一個美國小姐」辛德遜在最後一課如此說。「世界的貧窮是你怎樣安放財富而決定的，我的理解是把財富大大的重新分配不大可能是答案，其中一個原因是因為我們沒有足夠的財富去重分，世上有很多富人和大量窮人。兩者的鴻溝實在是非常之大，這能從快速的經濟增長中得到舒緩，經濟增長像水漲般把所有船都升高。」

不簡單的問題

在課程一路前進時，我見到一個和我談過幾次話的學生，他是一個頭髮蓬鬆和不愛表現自己的人，我記得我們在學期初對談過。對於他忙於學習的芝加哥學派的理論，他「我不希望結束時發現那是錯的，像拉丁美洲一樣，那令我感到懊惱」。

六個月後，課程完結，我發電郵給他問問他是否仍感懊惱。他回覆說：「我剛在修畢一個主修要求的中級經濟學課程時收到你的電郵。現我我不再為我所學的是對是錯而感到懊惱。事實上，我們那次的對話對我來說已沒有大意義。我現在明白到任何學派的經濟學理論都不能解釋和預測人類經濟中所有錯綜複雜的事物。」

他寫了他所明白的：「這不是一個『該理論正確與否的問題』，而是要問該種理論被實踐以後在道德意義下是對還是錯的。」

換句話說，這是一個不是單用經濟學就能回答的問題。

原文＜What We Learn When We Learn Economics＞載於http://www.inthesetimes.com/site/main/article/28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