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刊於《星島日報》，1996年9月15日

智狼

今年3，4月間，一群中大同學連續在「大學道」發表了多篇文章，包括3月4日安娜琪的〈誰的學生運動沉寂了？〉、4月4日同路人的〈怎麼樣的學生運動？〉及同作者5月14及15日兩篇〈重畫學運的地圖〉，闡述了他們對所謂「新學生運動」的看法。本文正是以這幾篇文章為討論對象，希望激起更多對學運的反思。

安文指出，過往對學生運動的理解，太過著眼於可見的（visible）「震憾性」行動，只看到「學生領袖」所界定的「學運」。這種「學生會－－領袖」的視點使人忽視了近兩年在中大校園出現的「另類」學運，例如小報，環境前線、女研社及同學自主力量等。這些新興的學生運動有兩大特色。首先，「新」學生運動較為關注「微觀的，日常生活的政治課題」，而「舊」學生運動則以關注宏觀的政治議題為主（如政制民主化）。另外，「新」學生運動強調「自主參與」，「非建制化」及「非層級化」的組織方式，而舊學生運動則「日趨官僚化」，「有開不盡的會，守不完的章，做不清的行政瑣事」。以上的觀點也得到同路人君的和應，試看以下的引文：

「新學運」與「舊學運」的主要分別在於其不再局限於舊學運所關注的大議題（像60年代的認祖關社[作者按：認祖關社應是70年代的學運方向]、70年代的社會運動，八九以後的民主運動等等），而轉向各種日常的，切身的，微觀的權力關係內的抗爭；而抗爭的形式也不再以動員數以千萬的「群眾」參與為方向，而改以各種半地下（如小報）、單議題（single issue），或自主組織的形式出現。

小是美麗的？

我認為這種新舊對立的分析方法是大有問題的，而且也簡化了所謂「舊」學生運動多種多樣的內涵。讓我首先處理分析方法的問題。

首先，新社會運動是否一定不關心傳統的、狹義的政治（如政制民主化）呢？從有關新社會的文獻來看，這樣的理解顯然過於簡化。綠色運動是新社運的一支，但是綠色運動卻可以發展出綠黨，企圖介入議會以推動綠運。

當然，綠運可以有其他形式，例如強調直接行動的綠色和平或強調基層草根的環境前線。難道有一種綠色運動可以只批判日常生活，而不去分析資本主義經濟的運作形式如何破壞環境，國家如何保護資本家的利益嗎？對於國家及經濟的分析不就是安君所說的狹義政治嗎？爭取修訂新界土地條例，爭回女原居民應有的繼承權也是「狹義的」政治行動。可見只關心日常生活的權力關係，而將之與宏觀的權力關係對立開來，只取其一，根本是不切實際的。

事實上，新社會運動要批判的正是這種二元分析法。新社運強調「個人即是政治」（personal is political），就是要指出微觀的權力其實是與宏觀的權力緊緊地結在一起的。例如婦女遇到性騷擾並不是個別婦女的問題，而是反映了父權制度對女性的壓迫。在這個問題上，難道我們可以不去批判現行法律制度，如何令婦女處於不利的位置嗎？事實上，任何對父權制度嚴肅的分析都不會忽視國家所扮演的角色（可參考Sylvia Wallby的作品）。固然，不同的組織可以有不同的爭取重點，但是如果將所謂微觀的、生活的與宏觀的，狹義的政治對立，這顯然是故步自封的想法。難道我們可以相信不民主的政體可以容納男女平權的制度嗎？

最後，新社運講的政治是身分的政治（politics of identity）。這種講法否定了切身與宏觀的二元對立。事實上，我看不出為甚麼談校園性騷擾就是切身一點，而談民主人權就不切身。我相信，在推動關注性騷擾問題之初，組織者一定面對過一些認為性騷擾並不是他們切身問題的同學。可是，社運組織者所要做的不就是要透過各種方法，讓人明白到這正正是他們的切身問題嗎？

如果安君和同路人真的真的接受新社會運動的理論，則他們不可能先驗地認定舊學生運動關注的一定是不切身的、宏觀的問題，而新學生運動關注的就一定是貼身的、生活的、微觀的問題。難道警權過大、濫用私刑、漠視人權不正是剝奪了每個市民的切身權利嗎？這些就不是切身的問題嗎；正如上面所說，在現代社會中，任何對權力集團的挑戰都不可能維持。難道父權制度不是深植於政治和經濟領域中嗎？如果有一種社運理論竟然不是指出日常生活中的權力與宏觀權力是合二為一，則我看不出這種理論有任何進步的地方。總括而言，問題的關鍵是透過何種方法爭取到人們對問題的認同，從而將一些他們起初覺得不切身的問題變為他們的關懷，而不是畫地為牢，囿於地圖的一角。

具體處境決定具體策略

由此可見，新學生運動的提法最大的弊病是抽象及先驗地否定了某些議題及組織手法。對我而言，議題以至組織手法的選擇都應該是因時因地的，在地的（1ocal）分析。對於新學運強調多元及差異，我完全贊同，但這是否就表示我們要放棄對統一力量的追求呢？同路人在「重畫學運的地圖」中說：

也許60、70年代還可見成千上萬的示威遊行，但行動裡的人數未代表運動的團結和一致性，誰知有多少不同聲音在「群眾」的運動裡被消音和壓抑；80年代所謂學運的低沉更顯示統一學運神話－－團結學生動員群眾齊為一個理想抗爭到底－－的破產，八九「六四」的齊心一致亦只是瞬間力量，過後的政治低迷只有令動員群眾更不符現實。

從這段引文，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同路人的詮釋架構下，根本無法理解大型群眾動員的意義，所以對於八九民運，他只能以「瞬間力量」輕輕帶過。對於同路人來說，八九民運是異例，無法妥貼地裁剪進他學運從未統一過的論述（神話？）中，因此他未能也不可能好好解釋為何在學運從未統一過的前提下，八九期間何以有上千的同學日以繼夜地為民運工作。從另一個角度來閱讀，我們可以問：是甚麼因素使同學在89年間掙脫不同的制約投身到運動中？八九之後是甚麼因素令同學的抗爭如此快速地沉寂下去呢？組織者可以做甚麼令同學再一次起來抗爭呢？在同路人眼中自然不過的事－－團結統一的不持久－－其實可以是很重要的思考對象。

某個時空下，生活的議題及小組織的手法或許可以更好地動員參與者，但我們不應將這種歷史經驗絕對化，變成金科玉律的教條。因此，所謂新舊、大小、宏觀微觀等全是策略問題，只有在具體的情況下討論及選取才有意義。

解構「新」「舊」學運

為了成功的建構出「新」「舊」學運的對比，他們不惜製造了「舊」學運這個他者（the other），壓抑了「舊」學運當中的差異性，割斷了新舊學運身分的有機聯繫。在安娜琪及同路人眼中的舊學運人，個個似乎成為了只著眼於領導同學的官僚。我總算在八九後的學生會及學聯中打滾過兩三年，而我認識的參與者不少，正是努力要打破這些框框的實踐者，一棍子將他們打成只要領導同學的學生官僚是極不尊重他們的付出及努力。事實上，新學運所提出的議題及組織手法並不是「要有光便有光」般出現。所謂自主小組織、多元、綠色、婦女等大議題壓根兒就是舊學生組織在八九年後逐步凝聚出來的想法，所以22屆（92年）中大學生會提出要以學生會的資源鼓勵同學成立小組實踐自己的想法，而24屆（94年）中大學生會也將性別問題列為工作重點之一。

可惜，在「新」學運倡議者的論述中，這種種歷史的聯繫和動態卻消失得無影無蹤，取而代之的是兩套僵硬對立的「新」「舊」學運模型。弔詭的是，這些「舊」學生運動的嘗試卻為「新」學生運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及物質上的養料。那麼這些從組織及年份上應屬「舊」時代的學運應是「新」的還是「舊」的呢；正如安娜琪在別的地方說過：「重新聆聽某種被壓抑的聲音，其實也同時壓抑了別的一些聲音。」或許在「新」「舊」學運的拉鋸中被遺忘的正是這種in-betwee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