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火紅到蒼白 ──談校史 迎新特刊2011 文:風喪膽 過去的一切,或者說那個將一個人的當代經驗與前代人經驗承傳相連的社會機制,如今已經完全毀滅不存。這種與過去割裂斷絕的現象,可說是20世紀末期最大也最怪異的特色之一。許許多多身處世紀末的青年男女,他們的成長背景,似乎是一種永遠的現在,與這個時代的眾人的共同過去,缺乏任何有機的聯繫。 ──Age of Extreme, Eric Hobsbawn 控制了過去,就控制了未來 --1984, George Orwell 老生常談:人總是從歷史中汲取教訓。 這裡所謂的歷史並不是指過去的一切,而是那些對我們、對社會、對人類有著莫大意義的事件。 甚麼是莫大意義?是誰下的標準?對了,是我們下的標準,是我們認為重要的歷史。我們不屑於隱瞞自己的觀點和意圖。我們公開宣布:這是一個從官方的嘴巴裡永永遠遠都不會得到的中大、中大與社會、中大與學生運動的血淚史。 一)1963 – 1976年:左傾學運 1963年,由新亞、崇基、聯合三間專上院校組成了香港中文大學。相對來說,1963年直至1966年這一段時間的學運處於醞釀階段,主要原因是新中國的文化大革命仍未打響,左傾學生的崛起是1966年以後的事。 也不是說當時學生對社會毫無關注。早在1966年3月香港天星小輪加價,引發香港市面騷亂三天時,中大學生已有參與其中。 1966年5月,在毛澤東的鼓動下,中國爆發了歷時10年的文化大革命。所謂文革,就是以打倒一切封建、資產階級思想為目標的群眾運動。當時不少中大學生受到毛主席號召,校內更出現了極端愛國的「國粹派」。 踏入火紅的70年代,學運的特徵是複雜的,因為組成學運的學生不止「國粹派」,還有主張社會改革的「社會派」及主張世界革命的「托派」。但以國粹派當道的年代來說,它有兩個特點:第一,這時期的學運以紅色為綱,即毛澤東旗下的共產主義思想;第二,學運以愛國為推動力,對象當然是共產黨的新中國。 新中國的情況再加上60年代末歐洲、美國、韓國等等全世界各地的學運浪潮影響,70年代是一個造反的年代、一個波瀾壯闊的年代,也是在香港歷史上學運最蓬勃的年代。這個年代的學生大多都叫嚷著「反美英法帝國主義」、「反資本主義」、「民族使命」等等。因此,我們亦必須以整個愛國、左傾的氛圍來理解往後的法定中文運動、保釣運動、反貪污運動。 法定中文運動由1970年開始,它要求港府改變重英輕中的風氣,要向政府爭取中文的法定地位。1974年立法會終承認中文的法定地位。但是,由於四改三的刺激,1978年爆發另一場中文運動,目的是提倡母語教學,將中文運用到教育政策上,但可惜運動維持一年多後以失敗告終。整場運動的意思是很明顯的,所謂重英輕中本來就是殖民政府的把戲,中文運動的敵人不可能不是殖民政府,它是對從屬於英國的一種反抗。 保釣運動則從1971年開始,事情源於美國要將琉球及釣魚台移交日本。香港學生於2月成立「香港保衛釣魚台行動委員會」,中大及港大學生亦分別在自己校園示威,出席人數眾多。同年7月中大聯同港大在維園發起大規模示威,集會近三千人參加,終以暴力清場結束。翌年5月,在釣魚台移交前兩天,學聯組織了一次近五千人參加的遊行。 最後是1973年的反貪污運動,事件因一名貪污警官葛柏出逃英國而爆發。譬如以陳德成的憶述:「當時的學生會門外都貼滿了大字報和剪報,近千人參加的迎新營裏,整整一個星期的活動,全部都是關於『反貪污、捉葛柏』。迎新營後,每逢午飯時候,仍然有百多名學生聚集在聯合書院飯堂外的草地,舉行反貪集會。」可見當年反貪情緒之高漲。 學運的主流隨著新中國而來,也隨著新中國而去。1976年四人幫被補,文革結束。這給予「國粹派」的打擊是毀滅性的,整個左傾的氛圍一下子消沉下來。其實早在1973年保釣運動的豪情冷卻以後,中大學生報已經出現了有關學運「末流」、「主流」、「死流」的討論,大家都急於為未來的學運尋求出路。當中支持新中國的學生之中亦不乏理性的聲音,譬如吳文光的〈主流?末流?也談學運〉中便提到:「我們看到的是盲目的『政治思想』掩蓋了一切……一個熱血的中華兒女在這時代就應忍辱負重,我們看到兩個政黨(指國共兩黨)各有的缺點也得承認為,正視國家民族問題而不能有所作為誠然是痛苦的,但不顧真理所在而盲目認同以求心理上的安寧是不應鼓勵,亦不可原諒的。」(註一) 火紅的日子過去了,中大學生正在盤算日後的學運應該怎麼辦。 二)1976 – 1989:沒有轟烈的學運 國粹派的崩潰對學運來說不是一個好兆頭,革命的熱情退卻了。 學生們對毛澤東、對中國共產黨的無窮美夢終被戳破,他們為革命流過的血與淚通通都白費了。1977年中大學生報與港大學苑的聯刊《文化大革命專輯》中便指出:「文化大革命在青年一代的心靈上,劃下一條深深的痕,經過革命的洗禮,新的一代無論在思想上,心智上,都無可避免地產生了巨大的變化,其中比較重要的,恐怕該是毛澤東神話的破滅。」(註二) 整整十多年內,我們很難再見到有如七十年代那般洶湧澎湃的火紅情緒、民族使命感。不過,學運還是有的,其中最觸目的是反對四改三運動。 1977年11月,港英政府發表「高中及專上教育綠皮書」,建議中大改為三年制、統一大學入學試及大學學制。事件惹來中大師生全體上下的反對,他們認為四年制更有助對學生的教學。翌年2月師生發起舉行「師生團結反對四改三」大會,出席人數達二千六百人。校方及政府隨即讓步,政府承諾三年內不提四改三。 好景不常,政府在十年後再提四改三方案。1988年6月教統會發表《第三號報告書》,教務會、中大學生會隨即發表聲明反對。12月2日,上學期最後一天,「反四改三」罷課的人數多達三、四千。 翌年2月2日行政局討論是否接納教統會的建議,同時逾千學生到布政署靜坐請願。但是,最終事件仍以悲劇收場,政府於1991年終實行三年制。 總體來說,這一段時間相比起76年以前那一種紅色愛國的情緒是要不同多了。反四改三運動歸根究柢也是以教育體制為目標的運動,說不上紅,也說不上國家。學生的看法轉變了,數千學生的示威,可能有教育的理想,倒是沒有國家的理想、人類的理想,更與共產主義扯不上任何關係。就像1981年,西門的文章〈中大文化 不文不化〉裡斷言:「轟轟烈烈的學運早已收爐。」(註三) 學運消逝的過程當然是緩慢的,就如孔誥峰訪問羅永生的〈從借來的學運到「XX」的學運〉中,羅永生的回答:「我剛入學時(1979年)校園氣氛很熱鬧,四周都貼滿各種大字報、小字報。後來校園氣氛一年比一年沉寂。學生會出閣永無齊莊,每年都擔心不夠合法票數。但年年難過年年。」(註四) 收爐的學運還會死灰復燃,這就已經是1989年的事。 三)1989 – 1990:短促的閃光 眾所周知,1989年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最為動蕩的一年。由4月17日哀悼胡耀邦開始醞釀的一場民運,將會改寫往後中國的歷史。 同年的同一時間,中大學生已經走了出來聲援北京學生。4月22日多間大學的學生已到新華社請願,要求北京不要鎮壓學生。24日,中大學生會代表會向訪港的人大副委員遞交請願書,要求正視學生要求。26日,中大學生會發起籌款運動,隨後5月初派代表上京支援學生。5月25日,中大同學自發組織「中大學生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委會」,於28日正式成立。直至6月4日血腥鎮壓,自此香港學界與北京的關係全面破裂。 當年的香港學生,誰會沒有參與過那熱血沸騰的愛國民主大遊行?誰沒有參與過那黑夜的靜坐?七十年代那種民族使命、那種道德感召仿佛通通都回來了。 八九六四對中大學生來說是震撼的,可是,這個震撼卻一閃即逝。葉蔭聰在對八九年的回憶中寫道:「一位剛畢業的學生,在聖誕期間,帶著大量刊載六四鎮壓消息的報刊、評論雜誌等等『反動』刊物,走到福州一位朋友的辦公室裡,那位朋友任教於黨校中,在眾黨校教師在場下,那位學生把報刊翻出來!……這些事還有許多許多,但這些衝動維持不了多久,那位畢業生說畢業後要去賺錢幹革命,結果革命做了多少不得而知,倒是拼命賺錢去了。」(註五) 讓時針撥回1975年,黎廷瑤在學生報的文章〈洪流中的一點浪花〉裡,對保釣運動那種閃逝的感情作出了描述:「奔騰的熱血突然冷卻,帶來的是一種難言的失落感,自己對國家的感情好像都落空了,似乎覺得,保釣的狂熱唯一的作用只是填補沒有祖國的自己的那份空虛。」(註六) 歷史何其相似! 四)1990 – 2010:勃起不能的蒼白狀態 八九六四的影響無疑是巨大的,但現在看來,這個巨大的影響對學運來說,並不能構成一股持久的力量。這裡的意思並不是說中大學生會癱瘓,沒有學生組織關注校政、社會事務等等,而是中大學生會變成孤立的一群,越來越脫離群眾,越來越少中大學生知道學生會在幹些甚麼。誠如丘梓勤在〈從英國學運看香港學運轉型〉中指出:「長遠來說,當學生組織在社運的角色被其他社運組織取代,學生組織在運動中日益邊緣化,這無可避免地打擊同學投入學生會抗爭行動的興趣及積極性,學運最後變成只有數十同學參與的『活動』,全面空洞化。」(註七) 這些東西也不是不證自明的,其實早在1996年已經出現新、舊學運的爭論。當年有關學運的目標、學運是否沉寂、學運應否統一都已經討論過一番。但是,簡單地將新舊學運對立,然後得出一個舊學運已經過去,我們應該擁抱新學運──離散、非統一、非建制化等的學運,就未免太過草率了。的確,以往的革命情緒一去不返,火紅年代不會再回來了;無論如何,學生於學運的活躍程度下降是顯而易現的。(註八) 放棄吸食火紅年代的精神鴉片,不如回頭一看這些年來中大發生了甚麼事。可惜的是,它們都很散亂、無序,甚至只能與中大同學扯得上一些薄弱的關係。 1995年,學聯社會運動資源中心成立,簡稱八樓。八樓當初由學聯成立,現已脫離學聯自治。從一開始,八樓的主張就是要聯結大專學界及社會運動,它希望以文化介入社運,以傳媒發聲引導大專學界投入社運行列。一如其憲章所言:「本中心宗旨,是本著基進精神,連結學生與社會。透過由下而上直接民主的自治模式,推動、支援、批判、紀錄全球視野下的本土社會運動。」(註九) 2001年,中大聯同其他大學成立了基層關注組,簡稱基關組。所謂「基層關注」並不是同情,而是理解,理解受到經濟剝削最嚴重的基層面對甚麼處境。中大基關注組有某些恆常的議題,譬如中大女工合作社。 事實上,除了基關組以外,以上舉出的組織與中大同學的關係可謂薄弱得不可理喻。八樓在很多年前可能真的有不少中大學生進駐,可是今天卻不見如此。即使是基關組,其成員也不過十多人;相對起中大數千學生來說,真是薄弱得可怕。 我們沒有辦法不承認,今天中大在學運裡的處境是令人悲觀的。學運的頭已經垂了下來,它進入了一個勃起不能的蒼白狀態。 結語 歷史是我們的,也是你們的,但歸根究柢也是中大的。只有從認清歷史,我們才能知道中大學生在過去做了甚麼好事──曾幾何時,我們都是熱衷於改造社會、熱衷於為人民效力的一群啊。 中大沒有中大學生是沒有意義的,因為你,是你在賦予意義給中大。火紅年代的確留不住,但誰說我們不能創造另一個火紅年代?(或者其他顏色) 註一)中大二十年:《主流?末流?也談學運》 註二)中大二十年:《文化大革命專輯》摘要 註三)中大二十年:《中大文化 不文不化》 註四)中大三十年:《從借來的學運到「XX」的學運》 註五)中大三十年:《八九二三事》 註六)中大二十年:《洪流中的一點浪花》 註七)見中大四十年:新舊學運 註八)同上 註九)見八樓的網站http://www.smrc8a.org/declaration/consititution_ver1.0.htm 分享至: Leave a Reply Cancel ReplyYour email address will not be published.CommentName* Email* Website 在瀏覽器中儲存顯示名稱、電子郵件地址及個人網站網址,以供下次發佈留言時使用。 六 + 8 = 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