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火紅到蒼白 ──談校史

文：風喪膽

過去的一切，或者說那個將一個人的當代經驗與前代人經驗承傳相連的社會機制，如今已經完全毀滅不存。這種與過去割裂斷絕的現象，可說是20世紀末期最大也最怪異的特色之一。許許多多身處世紀末的青年男女，他們的成長背景，似乎是一種永遠的現在，與這個時代的眾人的共同過去，缺乏任何有機的聯繫。
──Age of Extreme, Eric Hobsbawn

控制了過去，就控制了未來
－－1984, George Orwell

老生常談：人總是從歷史中汲取教訓。

這裡所謂的歷史並不是指過去的一切，而是那些對我們、對社會、對人類有著莫大意義的事件。

甚麼是莫大意義？是誰下的標準？對了，是我們下的標準，是我們認為重要的歷史。我們不屑於隱瞞自己的觀點和意圖。我們公開宣布：這是一個從官方的嘴巴裡永永遠遠都不會得到的中大、中大與社會、中大與學生運動的血淚史。

一）1963 – 1976年：左傾學運

1963年，由新亞、崇基、聯合三間專上院校組成了香港中文大學。相對來說，1963年直至1966年這一段時間的學運處於醞釀階段，主要原因是新中國的文化大革命仍未打響，左傾學生的崛起是1966年以後的事。

也不是說當時學生對社會毫無關注。早在1966年3月香港天星小輪加價，引發香港市面騷亂三天時，中大學生已有參與其中。

1966年5月，在毛澤東的鼓動下，中國爆發了歷時10年的文化大革命。所謂文革，就是以打倒一切封建、資產階級思想為目標的群眾運動。當時不少中大學生受到毛主席號召，校內更出現了極端愛國的「國粹派」。

踏入火紅的70年代，學運的特徵是複雜的，因為組成學運的學生不止「國粹派」，還有主張社會改革的「社會派」及主張世界革命的「托派」。但以國粹派當道的年代來說，它有兩個特點：第一，這時期的學運以紅色為綱，即毛澤東旗下的共產主義思想；第二，學運以愛國為推動力，對象當然是共產黨的新中國。

新中國的情況再加上60年代末歐洲、美國、韓國等等全世界各地的學運浪潮影響，70年代是一個造反的年代、一個波瀾壯闊的年代，也是在香港歷史上學運最蓬勃的年代。這個年代的學生大多都叫嚷著「反美英法帝國主義」、「反資本主義」、「民族使命」等等。因此，我們亦必須以整個愛國、左傾的氛圍來理解往後的法定中文運動、保釣運動、反貪污運動。

法定中文運動由1970年開始，它要求港府改變重英輕中的風氣，要向政府爭取中文的法定地位。1974年立法會終承認中文的法定地位。但是，由於四改三的刺激，1978年爆發另一場中文運動，目的是提倡母語教學，將中文運用到教育政策上，但可惜運動維持一年多後以失敗告終。整場運動的意思是很明顯的，所謂重英輕中本來就是殖民政府的把戲，中文運動的敵人不可能不是殖民政府，它是對從屬於英國的一種反抗。

保釣運動則從1971年開始，事情源於美國要將琉球及釣魚台移交日本。香港學生於2月成立「香港保衛釣魚台行動委員會」，中大及港大學生亦分別在自己校園示威，出席人數眾多。同年7月中大聯同港大在維園發起大規模示威，集會近三千人參加，終以暴力清場結束。翌年5月，在釣魚台移交前兩天，學聯組織了一次近五千人參加的遊行。

最後是1973年的反貪污運動，事件因一名貪污警官葛柏出逃英國而爆發。譬如以陳德成的憶述：「當時的學生會門外都貼滿了大字報和剪報，近千人參加的迎新營裏，整整一個星期的活動，全部都是關於『反貪污、捉葛柏』。迎新營後，每逢午飯時候，仍然有百多名學生聚集在聯合書院飯堂外的草地，舉行反貪集會。」可見當年反貪情緒之高漲。

學運的主流隨著新中國而來，也隨著新中國而去。1976年四人幫被補，文革結束。這給予「國粹派」的打擊是毀滅性的，整個左傾的氛圍一下子消沉下來。其實早在1973年保釣運動的豪情冷卻以後，中大學生報已經出現了有關學運「末流」、「主流」、「死流」的討論，大家都急於為未來的學運尋求出路。當中支持新中國的學生之中亦不乏理性的聲音，譬如吳文光的〈主流？末流？也談學運〉中便提到：「我們看到的是盲目的『政治思想』掩蓋了一切……一個熱血的中華兒女在這時代就應忍辱負重，我們看到兩個政黨（指國共兩黨）各有的缺點也得承認為，正視國家民族問題而不能有所作為誠然是痛苦的，但不顧真理所在而盲目認同以求心理上的安寧是不應鼓勵，亦不可原諒的。」（註一）

火紅的日子過去了，中大學生正在盤算日後的學運應該怎麼辦。

二）1976 – 1989：沒有轟烈的學運

國粹派的崩潰對學運來說不是一個好兆頭，革命的熱情退卻了。

學生們對毛澤東、對中國共產黨的無窮美夢終被戳破，他們為革命流過的血與淚通通都白費了。1977年中大學生報與港大學苑的聯刊《文化大革命專輯》中便指出：「文化大革命在青年一代的心靈上，劃下一條深深的痕，經過革命的洗禮，新的一代無論在思想上，心智上，都無可避免地產生了巨大的變化，其中比較重要的，恐怕該是毛澤東神話的破滅。」（註二）

整整十多年內，我們很難再見到有如七十年代那般洶湧澎湃的火紅情緒、民族使命感。不過，學運還是有的，其中最觸目的是反對四改三運動。

1977年11月，港英政府發表「高中及專上教育綠皮書」，建議中大改為三年制、統一大學入學試及大學學制。事件惹來中大師生全體上下的反對，他們認為四年制更有助對學生的教學。翌年2月師生發起舉行「師生團結反對四改三」大會，出席人數達二千六百人。校方及政府隨即讓步，政府承諾三年內不提四改三。

好景不常，政府在十年後再提四改三方案。1988年6月教統會發表《第三號報告書》，教務會、中大學生會隨即發表聲明反對。12月2日，上學期最後一天，「反四改三」罷課的人數多達三、四千。

翌年2月2日行政局討論是否接納教統會的建議，同時逾千學生到布政署靜坐請願。但是，最終事件仍以悲劇收場，政府於1991年終實行三年制。

總體來說，這一段時間相比起76年以前那一種紅色愛國的情緒是要不同多了。反四改三運動歸根究柢也是以教育體制為目標的運動，說不上紅，也說不上國家。學生的看法轉變了，數千學生的示威，可能有教育的理想，倒是沒有國家的理想、人類的理想，更與共產主義扯不上任何關係。就像1981年，西門的文章〈中大文化　不文不化〉裡斷言：「轟轟烈烈的學運早已收爐。」（註三）

學運消逝的過程當然是緩慢的，就如孔誥峰訪問羅永生的〈從借來的學運到「XX」的學運〉中，羅永生的回答：「我剛入學時（1979年）校園氣氛很熱鬧，四周都貼滿各種大字報、小字報。後來校園氣氛一年比一年沉寂。學生會出閣永無齊莊，每年都擔心不夠合法票數。但年年難過年年。」（註四）

收爐的學運還會死灰復燃，這就已經是1989年的事。

三）1989 – 1990：短促的閃光

眾所周知，1989年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最為動蕩的一年。由4月17日哀悼胡耀邦開始醞釀的一場民運，將會改寫往後中國的歷史。

同年的同一時間，中大學生已經走了出來聲援北京學生。4月22日多間大學的學生已到新華社請願，要求北京不要鎮壓學生。24日，中大學生會代表會向訪港的人大副委員遞交請願書，要求正視學生要求。26日，中大學生會發起籌款運動，隨後5月初派代表上京支援學生。5月25日，中大同學自發組織「中大學生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委會」，於28日正式成立。直至6月4日血腥鎮壓，自此香港學界與北京的關係全面破裂。

當年的香港學生，誰會沒有參與過那熱血沸騰的愛國民主大遊行？誰沒有參與過那黑夜的靜坐？七十年代那種民族使命、那種道德感召仿佛通通都回來了。

八九六四對中大學生來說是震撼的，可是，這個震撼卻一閃即逝。葉蔭聰在對八九年的回憶中寫道：「一位剛畢業的學生，在聖誕期間，帶著大量刊載六四鎮壓消息的報刊、評論雜誌等等『反動』刊物，走到福州一位朋友的辦公室裡，那位朋友任教於黨校中，在眾黨校教師在場下，那位學生把報刊翻出來！……這些事還有許多許多，但這些衝動維持不了多久，那位畢業生說畢業後要去賺錢幹革命，結果革命做了多少不得而知，倒是拼命賺錢去了。」（註五）

讓時針撥回1975年，黎廷瑤在學生報的文章〈洪流中的一點浪花〉裡，對保釣運動那種閃逝的感情作出了描述：「奔騰的熱血突然冷卻，帶來的是一種難言的失落感，自己對國家的感情好像都落空了，似乎覺得，保釣的狂熱唯一的作用只是填補沒有祖國的自己的那份空虛。」（註六）

歷史何其相似！

四）1990 – 2010：勃起不能的蒼白狀態

八九六四的影響無疑是巨大的，但現在看來，這個巨大的影響對學運來說，並不能構成一股持久的力量。這裡的意思並不是說中大學生會癱瘓，沒有學生組織關注校政、社會事務等等，而是中大學生會變成孤立的一群，越來越脫離群眾，越來越少中大學生知道學生會在幹些甚麼。誠如丘梓勤在〈從英國學運看香港學運轉型〉中指出：「長遠來說，當學生組織在社運的角色被其他社運組織取代，學生組織在運動中日益邊緣化，這無可避免地打擊同學投入學生會抗爭行動的興趣及積極性，學運最後變成只有數十同學參與的『活動』，全面空洞化。」（註七）

這些東西也不是不證自明的，其實早在1996年已經出現新、舊學運的爭論。當年有關學運的目標、學運是否沉寂、學運應否統一都已經討論過一番。但是，簡單地將新舊學運對立，然後得出一個舊學運已經過去，我們應該擁抱新學運──離散、非統一、非建制化等的學運，就未免太過草率了。的確，以往的革命情緒一去不返，火紅年代不會再回來了；無論如何，學生於學運的活躍程度下降是顯而易現的。（註八）

放棄吸食火紅年代的精神鴉片，不如回頭一看這些年來中大發生了甚麼事。可惜的是，它們都很散亂、無序，甚至只能與中大同學扯得上一些薄弱的關係。

1995年，學聯社會運動資源中心成立，簡稱八樓。八樓當初由學聯成立，現已脫離學聯自治。從一開始，八樓的主張就是要聯結大專學界及社會運動，它希望以文化介入社運，以傳媒發聲引導大專學界投入社運行列。一如其憲章所言：「本中心宗旨，是本著基進精神，連結學生與社會。透過由下而上直接民主的自治模式，推動、支援、批判、紀錄全球視野下的本土社會運動。」（註九）

2001年，中大聯同其他大學成立了基層關注組，簡稱基關組。所謂「基層關注」並不是同情，而是理解，理解受到經濟剝削最嚴重的基層面對甚麼處境。中大基關注組有某些恆常的議題，譬如中大女工合作社。

事實上，除了基關組以外，以上舉出的組織與中大同學的關係可謂薄弱得不可理喻。八樓在很多年前可能真的有不少中大學生進駐，可是今天卻不見如此。即使是基關組，其成員也不過十多人；相對起中大數千學生來說，真是薄弱得可怕。

我們沒有辦法不承認，今天中大在學運裡的處境是令人悲觀的。學運的頭已經垂了下來，它進入了一個勃起不能的蒼白狀態。

結語

歷史是我們的，也是你們的，但歸根究柢也是中大的。只有從認清歷史，我們才能知道中大學生在過去做了甚麼好事──曾幾何時，我們都是熱衷於改造社會、熱衷於為人民效力的一群啊。

中大沒有中大學生是沒有意義的，因為你，是你在賦予意義給中大。火紅年代的確留不住，但誰說我們不能創造另一個火紅年代？（或者其他顏色）

註一）中大二十年：《主流？末流？也談學運》
註二）中大二十年：《文化大革命專輯》摘要
註三）中大二十年：《中大文化　不文不化》
註四）中大三十年：《從借來的學運到「XX」的學運》
註五）中大三十年：《八九二三事》
註六）中大二十年：《洪流中的一點浪花》
註七）見中大四十年：新舊學運
註八）同上
註九）見八樓的網站http://www.smrc8a.org/declaration/consititution_ver1.0.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