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誰在替我們說話──當本地媒體全都屬於那誰誰誰……

文：WALK

第4屆香港特區行政長官選舉於上月25號在一片爭議聲中告一段落。次日，佔領香港報業逾八成市場的《東方》、《蘋果》二報作出如下報導：

弱旅門將 同窗讚打不死

【本報訊】從不被看好至獲選為下任特首，梁振英表現出永不氣餒的毅力，這顆心原來早於中學時代已培養出來。當年梁振英代表母校英皇書院與喇沙書院進行足球比賽，實力「低幾班」的英皇慘吞對手十蛋，擔任守門員的梁振英並無放棄，依舊落力撲救，又慶幸老師沒有責怪他，小小年紀已有「打不死」的精神。——《東方日報》，2012年3月26日［注1］

豺狼當道全城恐失自由

【本報訊】人擁有「免於恐懼的自由」（ Freedom from fear），但自從梁振英昨午當選特首那一刻開始，香港人恐怕會逐漸失去了這種自由。

豺狼當道，全城驚恐，民主之父李柱銘預了被清算、 80後社運人士王浩賢準備好書單，準備日後在獄中閱讀、商界人士怕了他的民粹，還是創作人畢明教路最實際：「搵定景鴻移民顧問」。——《蘋果日報》，2012年3月26日［注2］

同一資訊，截然不同的政治立場。傳媒界的百家齊鳴？錯了，這其實是本港商人辦報背景下的錯覺。

不斷商業化的本地傳媒

其實，你我所在的香港社會，在過去十年間，正經歷著整個媒體行業不斷被商業巨頭們瓜分割據。僅以本地報紙為例，部分主流收費／免費報章的老闆有：

這些企業家的傳媒業務龐大，如楊受成的英皇電影、李澤楷的Now寬頻電視及其父李嘉誠的新城電台等。本地報紙只不過是他們旗下眾多媒體資產中的一部分。

為甚麼這些富豪們都希望在傳媒界分一杯羹?別忘了，他們都是商人，因此每一個決定無不和商界的最終目標──盈利最大化──有關。首先，企業控制具有高社會穿透性、高輿論影響力的媒體，從經濟學角度來說屬於縱向合併（Vertical Integration，即同一企業掌握供、產、銷一條龍），這無異於為自己的其他產品找到了一個免費的宣傳渠道，省下了大筆廣告費用的同時，亦確保該媒體的使用者們受到猛烈宣傳攻勢，從而刺激銷售額。而媒體也可作為商業競爭中的利器：靠控制傳媒評論來減少市場上對所屬集團的負面評價，如避免採用帶批評字眼的社論文稿、低調報導任何有關母公司違反商業道德的行商手法的新聞等，建立／保持該企業良好的形象，以利於日後的市場擴張。近年來，由於不少富豪企業家開始意識到傳媒具有帶來巨大收益的潛能，因此都希望透過染指傳媒來充實自己的錢包。

 

蠢蠢欲動的某些人

時至今日，本地媒體所有權各自名花有主，傳媒市場上的多股企業力量也似乎在相互抗衡下達到平衡。然而，香港社會的資本多數集中在那麼幾個超級財團的手中，媒體易主之事隨時可能發生，06年李澤楷購入《信報》大量股權就是這麼一個例子［注3］。真若如此，不用多久，香港各家媒體的所有權終將歸於那麼幾個人之手。這就是所謂的傳媒所有權集中化（Media Consolidation，即越來越少的個人或企業在整個傳媒領域中擁有越來越多的持份）。

今天的香港傳媒市場已由原來的文人辦報變成了商人辦報，傳媒所有權集中化現象在香港回歸後有愈演愈烈的趨勢。這不僅使本土的新聞自由及傳媒專業性面臨嚴峻挑戰，更令人擔憂的是，民眾由於傳媒受限的報導而導致知情權被褫奪、針對各項政策/法規的民意被失實報導等，都將對香港的民主造成高強度衝擊。

選擇的假象

《紐約客》記者A. J. Liebling曾說過：「只有媒體老闆才享有新聞自由的保證(Freedom of the press is guaranteed only to those who own one)。」在商言商，傳媒業者考慮到其千絲萬縷的商業利益，對屬下媒體自然有採編方針上的要求。而新聞工作者們作為這些商人的僱員，亦難免在權利和資本力量的壓力下放棄自己部分的專業守則。事實上，隨著越來越多傳媒機構歸順大財團，本地記者的「自我審查」（Self-censorship，指媒體在向公眾發放訊息前，媒體內部對發放內容的自行審查、篩選，內容多包括政治和商業等）情況變得十分普遍。如2009年5月14日，趙紫陽口述回憶錄曝光，全球矚目，但TVB卻在其晚間六點半新聞內隻字不提［注4］。這經過政治考慮而作出的決定，赤裸裸地表明：香港傳媒的自我審查已經在所難免。

所以從一開始，讀者們就被剝奪了選擇權。被篩選／處理過的報導只從那少數幾個企業家的個人立場侃侃而談，使得讀者在接觸事件的最初就被限定在媒體所屬集團的立場中，聽不見也看不到其他的異己立場。這些巨鱷是聰明的，他們知道不能明目張膽地控制旗下媒體的聲音，否則將引發強烈反彈並損害公司利益，所以在報導事件的最初就劃定了一定的立場範圍，並允許新聞工作者在絕不越矩的前提下提出不同的見解，從而造就了輿論上百花齊放、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得到保障的假象。在這種貌似自由實則不然的背景下，社會上的各種聲音，尤其是不利於資本家擴充其資本的觀點，將被徹底三振出局，令擁有資源優勢的財團的社會地位更加堅不可摧。而我們這些普通的市民，被人蒙騙了剝削了，卻還以為自己的決定真的就是自己的。

社會公器：鋒利依舊否？

傳媒商業化的另一問題是不斷下降的新聞水平。本地傳媒如今面臨「蘋果化」的考驗，新聞內容有「色、腥、煽」的趨勢。這些都是傳媒在「提高盈利」這一商業目標下的修練成果。但在為迎合市場口味而作出誇張報導的同時，媒體們卻對更為嚴肅敏感的政治、經濟議題避之大吉、低調處理。如此避重就輕，無疑對本地傳媒的專業性造成打擊。

另一方面，為奪得第一手資訊（即媒體的「access game」）以協助大財團佔領市場、賺取更多利潤，傳媒工作者需要長期與掌權者，無論是政治家還是大企業家，保持一定程度的合作關係。這令不少新聞界人士被迫對某些事實三緘其口以換取穩定的資訊來源。如此問題就出來了：媒體一直被視為是在行政權、立法權和司法權之外的「第四權」，是社會公器。人們希望媒體能夠以其獨立性和專業性對身處權利高位者進行監督。然而，當媒體要靠放棄報導部分事實以令自己得到權利，從而接觸權利核心的時候，監督者和掌權者的衝突身分，令傳媒難以真正做到令人民不被欺騙，因為他們不可能做到監督自己、防止自己欺騙民眾。這樣一來，原本屬於民眾的「第四權」，也終將淪為當權者的權力之一。

民主不民主

香港新聞的自由受限和專業性下滑，最終受害的還是一眾市民。

民主社會的其中一個特點，就是人民能在充分知情的前提下根據自己的意願做出選擇。但在超級財團逐步控制媒體的今天，我們被騙得連受騙了仍不自知，遑論能看清事件全貌。知情權被剝奪，並被迫在商業巨鱷為我們擬定的框架中作選擇，猛一看，好民主，但說穿了我們就只不過是利益棋局中的棋子而已。如此受控於少數人手中，你管這叫民主嗎？

更糟糕的是，這些超級財團自身處於利益考量的政治取向，亦在傳媒的掩飾下逐漸在民眾中散播開來。就拿剛剛落幕的行政長官選舉來說，從宣傳期開始各大企業管轄的傳媒就紛紛劃地為營，捧這個貶那個，一副客觀全面的架勢凜然得不得了。可看清楚，各個傳媒的取態卻是和他們的頂頭上司不謀而合，不然《信報》怎麼會對唐英年的評論如此客氣，《明報》又怎麼會只用四百餘字的新聞甜品低調應對梁振英被指是共產黨地下黨員一事？代表民眾聲音的媒體被人收編，說的不是我們想聽的，也不是我們想說的。要命的是超級富豪們的聲音還要被包裝成是人民的聲音，以求打著「尊重民意」的旗號改變政局。這民主，一點都不民主。

結語

根據美國研究組織「自由之家」（Freedom of the Press）公布的世界各國新聞自由度調查，香港的新聞自由自09年開始由「自由」被下調至「部分自由」，並已接近「不自由」的邊緣。 報告還指出部分影響新聞自由的因素，如部分傳媒老闆身兼政協委員（如何柱國）或是與內地有龐大生意往來（如張曉卿），致使「影響新聞自由的因素不斷增加」［注5］。

梁文道曾在其社評〈超級財團壟斷傳媒的年代〉中說：「言論自由是很脆弱的，它需要很多具體的條件來保證它的健康存在，其中一個條件就是媒體所有權的分散。」［注6］而在媒體所有權漸趨集中的香港，言論自由已經被資本家們列入了暗殺對象名單中，下一個，也許就是你我等香港市民不斷爭取的那點可憐的民主了。

［1］《東方日報》：〈弱旅門將 同窗讚打不死〉

［2］《蘋果日報》：〈豺狼當道全城恐失自由〉

［3］〈香港《信報》被收購協議落實 李澤楷入股〉

［4］〈檢討免費電視台牌照公聽會  市民抗議自我審查嚴重〉

［5］ 梁文道，〈超級財團壟斷傳媒的年代〉

其他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