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定位（前言）

在八十年代初中英談判期間，鄧小平提倡以一國兩制的制度應用在香港主權移交一事上，向港人承諾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五十年不變，港人大可放心「馬照跑、舞照跳」。中共提倡一國兩制，很大程度當然是要安撫香港人的恐共心態。而八九年發生了六四事件後，港人的恐共情緒自然有增無減，對回歸前途失去信心──擔心一國兩制一說只屬空話，香港回歸後會一夜染紅。

回歸已經十五年，香港沒有一夜染紅，資本主義的制度運作依舊，多了的就是在社會出現了地產霸權和貧富懸殊等深層次矛盾。另一邊廂，我們在近幾年來卻又見證著中共對香港的政經掌控日益明顯：經濟方面，中資大量湧入香港市場已是不爭的事實；政治方面，行政機關執行西環意志已是司空見慣的現象，另外，被中共政治附庸的鐵票系統亦慢慢成形。在如斯格局底下，「一國兩制」的說法即使不是蕩然無存，兩制的分別亦所餘無幾。

面對「西環治港」和「中港大同」的形勢，不少人都開始為香港重新定位。從當下的輿論，我們不難察覺一股新興的政治勢力是主張斷絕與中共政權的關係，堅守昔日英國政府的制度。然而，英殖時期的政經制度是否如此美好，是否值得我們如此眷戀？這是我們值得深思的，而石七刀〈讓歷史重光〉一文正好為我們提供歷史的資源。

誠然，六七暴動以後的「麥理浩時代」一直為人稱頌，當中包括七十年代以後的繁華盛世和福利政策，但文中所重溯的歷史正是要質疑這種對英殖政府的錯誤理解。文中指出在歌舞昇平的另一面，事實上一直存在著港英警察對勞動者的強烈打壓，以維持殖民時期的資本主義秩序，而底層人民就得無時無刻承受資本主義的剝削。之後，作者進一步點出所謂的福利，不單只屬庫房的九牛一毛，更從來不是殖民官賈對勞動者的妥協和退讓，恰好相反，英資和港英政府其實從中是有利可圖。文中隨後更引證出英殖的「盛世」是有一個特定歷史時機和國際格局，事關七十年代末中國開放市場，世界各國的資本都利用香港作為與中國貿易的橋頭堡。最後，作者為我們留下一條問題：在回歸後的一國兩制底下，資本主義得以在香港存續，留下來的英資和本地的資本仍能夠繼續壟斷經濟，繼續剝削勞苦大眾，那麼當下梁振英上台以後，香港資產階級內部的利益版塊又會如何重組，而我們的運動策略又應怎樣回應呢？

這條問題正好由基層發展中心所撰寫的〈民間團體如何應對「狼政權」的變局〉一文做回應，為我們開拓另一種對香港定位的想像。作者首先開宗明義，指在唐梁之爭表面上是共產黨與地產黨之爭，但底蘊其實是牽涉到中共黨內權力集團對香港管治理念的分歧：究竟唐營與梁營之間，哪個利益集團才更有效使香港成為中國與國際金融體系接軌的「融資基地」。接著，作者嘗試分析梁營的政綱，從中抽絲剝繭來推想日後「狼政權」可能會執行的「中國改革特色」政治操作模式，務求使香港向「一國」接軌。最後，文章嘗試勾勒一些回應「黨人治港」這新形勢的綱領──民間組織要克服過去處理社會議題上「去意識形態化」而缺乏願景的傾向，並鼓勵參與者分析和挑戰造成這些社會不公義背後的經濟剝削和權力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