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有還無的中大理念

似有還無的中大理念
文：Jaco

香港中文大學的「中文」二字，可以解作「中國文化」，象徵著中大是一所傳揚中國文化的大學。而中大的校訓：「博文約禮」乃出自《論語》：「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當中的「文」字其實是泛指一切的學科，點出了中大的使命：把中國的資料吸收和融化到各個學科，予以發揚光大 [1]。不過，要深入探討中大的理想和辦學理念，僅從校名及校訓是不夠的，必需從中大成立時的社會情況說起。

中文專上教育的興起

四十年代，國內正值內戰時期，不少難民為逃避戰火，移民到香港定居，1947 年至 1950 年的短短三年間，香港人口由 150 萬大幅增至 230 萬。面臨如此巨大的人口壓力，當時以中文為教學語言的專上程度及中小學學位供不應求，故港府於四十年代末開始積極推行中文小學發展計劃，開辦政府學校及擴大資助中文小學學額。中文中學仍然由私人辦理，1952 年中文中學的總學生人數直逼二萬人，故政府首度舉行香港中文中學會考，參加者一共 920 人，給予他們認可的資格。

而在南遷的難民中，當中有不少決心發揚中國文化和培育知識青年的知識分子、專業人士、大學教授或著作豐富的學者。他們以設備簡陋、租用得來的課室開辦一些被稱為「難民學校」或「流亡書院」的私塾，提供以中文教授的專上程度課程。根據香港政府在 1952 年的調查，這類學校一共多達三十多所，其程度參差不齊，其中開設四年制文、商專上學術課程的則有九所 [2]。直至 1957 年，在私立專上院校就讀的學生共達三千多人，較香港大學學生人數高出三倍，而且還有迅速增加的趨勢 [3]。

但是專上教育並不是大學學位。於中大成立之前，只有香港大學可以頒授大學學位，但當時的大學政策和很多中文中學或中文專上教育學府相違背，不追求知識上的突破，不著重中西文化的融合，只希望培育出可以投身政制內人才。當時英國對殖民地高等教育的主要政策可以從 1949 年馬來西亞大學教育委員會的報告書中了解：「教育設施必需用作培養各種公務人材，這是大學的首要任務。」[4]當然，這種人才的需求是很狹窄的，所以港府只把大學僅僅當作體制中的一個機關，並把大學教育維持有一定的特權。雖然當時中文專上教育發展十分蓬勃，但港府並不希望有另一所大學出現。

港大根本不是一個選擇

當時殖民地政府的教育政策明顯地重英輕中，其政策滅絕了港人對原有文化的懷緬，同時深化了文化上的殖民，以至港人與自己文化的決裂。從中學的數量來看，當時隸屬教育司署的政府中學，英文中學佔 17 間，中文中學卻只有 6 間（但就讀的學生中卻超過 99 ﹪是華人學生）[5]。此外，英文中學會考始於 1937 年，但中文中學會考卻遲至 1952 年才開始。加上當時港府始終不肯承認中文是香港的法定語文，削減了不懂英語者的就業機會，精通英語便漸漸成為一種政府認可的社會地位，從而歧視中文使用者，尤其是中文中學的學生。

另一層面，中文中學所推行的是三三學制，英文中學所推行的則是五二學制 [6]。如果中文中學的學生有意升讀港大，必需於中學畢業後多花一年時間去修讀英文特別班，而其中除中文科外，所有科目均以英文教授，基本上與英文中學的中七無異。一個接受了六年的中文教育的中文中學學生，讀全英語教學的港大當然是不合適，但是以英文特別班作為銜接亦是囫圇吞棗。無疑，這個學制存在著一個結構性的問題：沒有一個以中文為教學語言的認可高等教育。

中大的成立：打破港大的壟斷

1951 年，當時港督葛量洪爵士成立了專責小組，調查本港高等教育的情況 [7]。報告指出，相當部分的中學生認為香港大學提供的教育沒有吸引力，同時建議港大提供以中文為授課媒介的課程，但遭港大以無法兼顧為由而堅決反對。社會只好寄望於私營的中文專上學院，當中包括日後組成中文大學的三所成員書院：新亞書院、崇基學院和聯合書院。有幸得到不同團體和各界人士的贊助及支持下，三所院校漸具規模，均擁有國際水平的師資，並以發揚中國文化，配合香港社會所需為目標，向中文中學的畢業生提供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而三所書院所頒授的學位，亦獲眾多歐美大學承認——唯港府仍堅持港大為唯一的大學，不承認其學位。

1957 年 2 月，三院為打破港大的壟斷局面，成立了「香港中文專上學校協會」，爭取政府的資助，並以獲資格頒發港府認可學位為目標。同年 5 月，協會向政府建議成立專門為中文專上學院負責的學術委員會及資源分配委員會，為一所以中文為主要教學媒介的大學鋪路，港府亦於翌年 8 月決定建議興建第二所大學，作為中英雙軌制下中文學校體制的最高學府，認為「就香港情況，這幾所私立專上學院爭取成為中文為媒介的另一所大學誠無不當，亦非不受歡迎」[8]。1959 年，港府承認協會所主持的統一文憑考試，翌年通過專上學院撥款法案，把專上學院立法從教育條例中獨立出來。同年，港府成立專責小組，邀請富爾敦勳爵[9] 當主席，研究新大學設立的細節，並提交《富爾敦報告書》，為中大成立作準備。

香港中文大學就是從反獨裁的抗爭中誕生的。新亞書院、崇基學院和聯合書院於 1963 年結合成為香港中文大學，同時亦把三院的精神揉合成中大精神，即「專而不偏，精而不窄；繼往而來，融匯中西；律己以嚴，責人以寬。」[10]；而其中所實行的書院聯邦制，學科及人文教育可分別於大學及書院的層面推行，達致「學科為本」及「學生為本」，有助學生追求知識的同時，亦不忘做人處世應有的修養，兩者皆回應校訓「博文約禮」，與港大成了強列的對比，其中理念有四：

（一）中文為主要教學語言

華人雖佔全港人口的絕大部分，但中文卻在殖民地政策中被嚴重的壓逼；而教育乃社會上不可忽視的一環，中文作為這城巿的共通語言，很應該有一個良好的學習體制供本地的學生以母語學習，小學、中學以至大學的教育，以中文為主要的教學語言教學。中文大學作為香港的「唯一中文最高學府」[11]，自然地擔當起這個責任，打破英語在香港高等教育及官場上的壟斷。1963 年，第一任校長李卓敏博士在港督主持的香港中文大學成立暨第一任校長就職典禮當中，以全國語演說，完全不含半句英文，亦無翻譯，這等情況於英女王的代表——港督所主持的典禮之中，實屬首次 [12]。李卓敏校長亦曾表示過：「中文是我們的母語，中國人之視中國語文猶如子女之視母，爭取中文為法定語文，在任何中國人說來，為天經地義的事。」[13] 故由中大成立起，捍衛中文已經變成中大不可忘卻的理念：1968 年 1 月 12 日由崇基學院召開的「中文列為官方語言」的研討會，並發表聯合公報，要求政府把中文列為官方語言；以至 1978 年 11 月 14 日，由中大學生會舉辦的「中文教學前途」公開論壇，帶出另一次的中文法定語言運動 [14]。至今，中大仍是唯一可以用中文授課的大學，而內部通告、紀錄亦採用中文，此乃.史原因及此理念所遺留得來的寶藏。

（二）中西文化的融合

中文大學為發揚中國文化而成立，承存了新亞、崇基、聯合的辦學宗旨，其民族精神是不容忽視的。中大學生會會歌開首亦解釋了其民族精神的傳承：「開了山，闢了地，我們的神聖工作是拓荒，承擔著整個民族的光輝，我們還要不停地，我們還要不停地光大和發揚。」，確立了中大對中國文化發展的重要，所以於創校初期成立了中國文化研究所，旨在保存和推廣當時被港人忽視的中國文化，至今亦為中文大學其中一樣引以為傲的建設。另外，發揚中國傳統文化其中一個很有效的方法，便是把其文化融合至不同的範疇，這亦是中大的一大使命。以李卓敏校長的話來論證：「中大的目標將在於運用現代探究及解釋方法，尤其社會科學方面之方法，以從事中國及東亞發展之研究工作。更確定的說，中大鼓勵師生培養新覺察及新方法論，俾能對傳統文化成績及具有地區特性之問題，獲致嶄新識見。進一步言之，此種傳統價值又須與現代世界聯繫以作研討評估，在文化互動之全景中，達成明顯有力之表現。因此，中文大學應成為聯繫古今東西之雙層橋樑。」[15]

（三）學生為本的教育

《富爾敦報告書》中提及到，構想中的新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須具有雙重任務：一是對學科的專業知識之闡釋與傳授，一是對學生的潛能之挖掘與啟發。前者乃「學科為本」，必以學生為對象；後者乃「學生為本」，必與學科的內涵相關。對於一個完整的大學教育來說，二者不可分割 [16]。故中大所推行的書院聯邦制中，大學本部負責「學科為本」，而書院則負責「學生為本」。「學科為本」的教育應該不難理解，但是甚.是「學生為本」的教育呢？以《富爾敦報告書》的說法，「學生為本」是透過一種教育方式，提升學生的理解力、獨立思考和判斷力，從而幫助學生克服學習過程中所遇到的困難，提高其學習水平。簡單來說，這種「學生為本」的教育就是導修課 [17]。導修課的精神在於對學生的「個別的關注」，以小組教學法拉近師生和同學之間的距離，從而創造出積極而有建設性的交流。此制度乃牛津大學及劍橋大學所推行的書院制中，書院部分的精華；而事實上，此與中國傳統至今的教育體制是十分吻合的。

（四）通才教育

中大初成立時，與港大其中一個最大的相異之處，就是中大實施的四年制課程。中大的教學理想是「全人教育」，或可稱為「通才教育」，要求學生在大學教育中，除了本科專業知識達到一定的水平外，還有廣博的知識，有綜合思考與分析能力、內省外顧、高瞻遠矚，以適應變動不居的社會及負上社會.史文化責任。所以中大四年制學制的精髓在於通識教育、雙語教學法以及學生為本小組教學法（STOT）[18]。當時香港大學的課程大部分都十分專門，例如牙醫、工程、醫科等，而且於港大的三年大學中，讀完本科的課程後，根本無時間接受其他範疇的教育，學科知識相對地較為狹窄。但是中大實施的卻是均衡教育，使學生得以全面發展，避免由於知識的專門化所容易引起的狹隘眼界和封閉心態，培養既具有專業知識，又具有通達遠大眼光的知識分子，更切實地回饋社會。

兩大魔頭 : 校董會與 UGC

可惜，理念終歸理念。

中大是在香港政府授命下成立的，港督是當然校長，所以殖民地的教育制度，也直接影響到中文大學，其中兩個影響最大的就是校董會和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UGC）。

先看校董會：校董會主席由第一屆起為關祖堯爵士、簡悅強爵士、利國偉博士、利漢釗博士，以至今天的鄭海泉博士，五人皆為本港重要的資本家；再連同校董會內其他校董，眾人所牽涉到的企業和資本，幾乎等於香港所有重要的工商業，包括各大銀行，而這一類董事佔了校董會人數中的大多數。作為大學行政上至高無上的機構，校董會的決定亦即大學的一切政策。由一群以經濟利益為大前提的人，操縱大學的一切發展和方向的政策，我們還能期望他們實現怎.樣的理想呢？

再看 UGC：一所大學的運作和發展，不是單靠學生的學費或捐助所能夠支持的，而 UGC 正正就是政府撥款給予大學資金的機構。不過，UGC 是根據香港的經濟狀況，去評定大學需要多少資源和發展，從而撥款予大學。換句話說，UGC 完全可以限制大學的發展和運作，而事實上亦如是。中大再一次被資本主義下利益為先的體制剝奪了自主權，那又談甚.辦學理念呢？先天的體制缺陷，加上日漸惡化的大學高層官僚化 [19]，使中大精神隨時灰飛煙滅。

還有另一個致命傷：三權歸一

1969 年 3 月，UGC 審定中大 1970 至 1974 年之四年計劃的撥款時，指示中大必須加強中央功能，並向政府建議折減撥款約四分之一[20]。此項審定逼使當時的校長李卓敏博士委任專責工作小組，研究大學教育方針、大學與成員書院之間的關係以及大學未來發展事宜，其研究重點則在於如何減少因書院聯邦制而形成的行政經費過高之上。最後再次邀請富爾敦勳爵來港，並於 1976 年 3 月發表的第二次《富爾敦報告書》，建議中大採取單一性的行政結構，以取代原來的聯邦制，並把一所大學的所有權能，授予大學本部，包括教務及發展方針、財務管理、擬訂課程、頒授學位等 [21]。中大書院聯邦制的精神至此完全破滅，權力收歸中央，象徵著中大教學理念的淪陷。可惜低處未算低，2005 年由劉遵義所推行的一連串國際化事件 [22]，連保留中文的地位都可以放棄，中大的理念可謂名存實亡。

結語：一切都是虛無

容許我引用前校長金耀基博士的話作總結：「中文大學的成立，對香港的高等教育的壟斷局面提出挑戰，她提供一個不同的制度，對香港的整個高等教育產生一種壓力，對很多基本問題提出疑問：中文教學的問題，專才教育和通才教育的問題。」[23] 反觀當下，這些疑問仍然適用於今天的狀況。是中大自己無法實現其理想？還是社會不允許如此「不設實際」的理念？作為一個中大人，此時此處亦不禁流下兩行淚水。

[1] 李卓敏博士於 1978 年獲頒贈榮譽法學博士典禮上的講辭
[2] 《邁進中的大學﹣香港中文大學三十年》吳倫霓霞編 1993 年，第 3 至 5 頁
[3] 《中文大學的本質》王.﹣《中大十年》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學術部編 1973 年
[4] 《從中大發展看香港政府的高等教育政策》﹣《中大學生報》1973 年第 2 期
[5] 《香港的教育》﹣《大志未竟﹣吳仲賢文集》1997 年，第 144 頁
[6] 三三制為三年初中、三年高中；而五二制為五年中學、兩年預科。
[7] 由時任香港大學校董凱瑟克（John Keswick）為主席的委員會，針對當時香港的高等教育發展作調查，於 1952 年完成其報告書。
[8] 《邁進中的大學﹣香港中文大學三十年》吳倫霓霞編 1993 年，第 18 頁
[9] 富爾敦勳爵（Sir John Scott Fulton），一位具豐富經驗的大學教育家，曾任威爾斯大學（University of Wales）校長，亦為塞撤斯大學（University of Sussex）的創辦人及首任校長。
[10] 《中大精神》馬臨﹣《中大學生報》第 99 期，「中大何去何從」專輯
[11] 《香港中文大學開辦的六年，1963 ﹣ 1969》1969 年，第 6 頁
[12] 《訪問李卓敏校長》﹣《中大學生報》第 4 卷第 1 期
[13] 《中文大學對「法定中文」的立場和態度﹣李卓敏校長的覆函》﹣《中大學生報》第 2 卷第 7 期
[14] 《香港學生運動回顧》香港專上學生聯會編著 1983 年，第 12 頁及第 172 頁
[15] 《香港中文大學開辦的六年，1963 ﹣ 1969》1969 年，第 6 頁
[16] 《富爾敦報告書》1960 年，第 53 段
[17] 《中大書院制之認識》金耀基博士講 1977 年
[18] 《中大完人？﹣理想與實況》﹣《中大學生報》第 98 期，「通才教育」專輯
[19] 詳見《我對中文大學的觀感》李歐梵﹣《中大學生報》第 3 卷第 10 期
[20] 《邁進中的大學﹣香港中文大學三十年》吳倫霓霞編 1993 年，第 60 頁
[21] 第二次《富爾敦報告書》1976 年，第 40 項、第 70 項及第 81 項
[22] 詳見第 28 至 30 頁《「國際化」二部曲：教學語言事件》
[23] 時任新亞書院院長金耀基博士於 1980 年 10 月 20 日在「中大教育理想」講座中的發言，詳見《中大教育理想講座紀要》﹣《中大學生報》第 98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