齒輪也有生命——淺談第六屆工人文學獎

文：熙

「我是一顆齒輪／在資本主義的機器下運轉／日以繼夜，夜以繼日／聞說，有些金齒輪／長得漂亮，就能遊手好閒／但我，畢竟是鐵打的／耐勞，也合該耐勞」（節錄自詩歌組得獎作品　余漢文〈齒輪〉）

工人，一般指向老闆出賣勞動力以換取生活所需的一大群人，也是支持社會運作的齒輪。但隨著經濟轉型，工人除了指傳統理解的產業工廠工人，現在做保安、洗碗、文職、其他服務性行業的，甚至性工作者、無償勞動者（如家庭主婦）等等，都可當是工人。就算大學生，有些要花時間做兼職和暑期工幫補學費和家計，例如做sales、沖珍珠奶茶、賣寬頻，都可以說有當工人的時候。

工人文學獎（下簡稱工文獎），顧名思義，就是關於工人的文學，組別不單涵蓋詩歌、散文、小說、報告文學，也包括攝影和錄像短片。工文獎已辦到第六屆，作品主要來自香港，但也有台灣、大陸、澳門、馬來西亞等其他地方的。瀏覽其網站，看到辦工文獎的目的是「鼓勵工人寫作和發聲，同時推動社會正視工人的生活和處境」、「提昇工人階級意識」、「確立工人文學的價值」。

我們的生活裡有那麼多工人，每天花上至少三分一的時間，為口奔馳，而基層工友，更多要面對惡劣的工作環境，以及不足的勞工福利及保障。可是，香港近年主流文學都不太重視對勞動階層的書寫。在香港這發達資本主義城市，推動工人文學發展，其實有甚麼重要性？

擦身而過的勞動者

對於一般人及喜愛寫作的人來說，也許比賽主題不是特別吸引，獎金不是特別多[1]，但為何仍有工人，以及非工人的人去參加工文獎？聽了幾個得獎者的說法，本身未必是工人，但都因為身邊一些深刻的的人和事，驅使自己透過書寫去整理經驗，再跟別人分享。喜愛文學創作、家庭背景不錯的方頌欣（新詩和散文組得獎者），以前當跨國公司的中高層管理，坐office嘆冷氣，
近年轉職土地測量師，常要走到街上和出入工程地盤。她的得獎詩作〈舉牌〉，寫了一個她上地盤安全堂時認識的地盤工友，道出他人的困境：

「汗水掛在烈日的下巴，一一陳述／生活，他的工作換了又換／沒有什麼合約保障／後來上安全訓練課程／他要在眾人眼前／導師問誰要閱卷／他舉起自己的名牌／僅會寫的中文字／只好以老花為自己辯護／來換取羞恥的緩刑。」

另一得獎者林紀善（新詩和小說組），是中大學生，寫了一篇叫〈聲沙〉的超短篇小說，關於一個保險經紀，因工作常要接電話和說話說個不停而心煩氣燥，在家裡也是這樣，但有一次因一場大感冒不能說話，「口停手停」，意外地經歷了一天的寧靜，留意到家裡平時聽不見的聲音：

「這天他坐在家裡沙發看報紙，附近中學的下課鈴悠揚地響起；坐著坐著就是黃昏時候，鄰家電視奏起國歌，六點晚間新聞開播了，他託了托老花眼鏡，耳中傳來細碎的鎖匙聲，他回頭一看，是他小兒子拿著羽毛球拍回家來，孩子叫他一聲，放下球拍就去了沖涼。」

問她為何作為大學生，會想寫投稿寫工友的故事，才知原來故事改編自她家中真實發生的事。她父親就是當了很久保險經紀，但一直都是最底層的經紀，賺到的錢會被大經理抽佣抽掉，「雖然是大學生，但身邊有很多工人，父母就是早出晚歸的打工仔女。因為身邊有很多工人，耳聞目及，積累了一些故事，也就想寫出來。或者是自己想像力不足的問題，將父母擺去工人的位置去想，是我暫時能夠最有細節地思考工人處境的方法。」

其實，佔了我城人口一大部分的工人，從來不是我們無法觸及完全無法想像的人。他們的作品就讓我們看到，一種對現實生活裡容易接觸、卻又容易忽略的人事物，所作的細緻觀察。

日常壓迫的重量

然則，這些看似瑣碎、平淡的故事，其實在反映非常嚴重、牽連極廣的社會問題。

〈聲沙〉裡面當底層保險經紀的父親，因為隨時候命，實際工時相當長，「手提電話有三部、長開，一部充電一部待用。

半夜三更都有人打電話給他，爆水喉、漏水、爆竊、入院、撞車……總之和保單有關、和領取保費有關的事都會找到他頭上。」密集工作帶來的焦躁不安，除了影響個人，也會帶到其他生活場所，例如影響家庭的關係，產生不必要的疏忽：「就算有時是他要考會考的女兒要專心溫習，要他把聲音收細，他也是這樣說，並且越發大聲起來：『我用把口搵食！養你養到咁大個人！……』」時間就是生命，但當許多打工仔女為了生存，被逼把大部分生命交給公司、老闆，而非留給相當重要的、需要時間慢慢用心經營的親密關係及公共生活，這個社會大部分人，還有甚麼自主、與別人好好相處的可能？

詩歌組的得獎者朱啟章，現在當中學老師，算是工人，其長詩〈沉重的肉身〉，花了千字書寫自己整個人生和身邊的人，他做過工廠啤工、保安員及派卡收數員，部分內容提及做老師之苦。他說，書寫和發表作品，既是一種工作感受的抒發，也是一種對社會問題的控訴。我們讀中小學時，天天都見老師，但怎想到，做老師也可以有工傷：「可能因為講得多野……同樣是做老師的阿姨建議我，一感到聲沙就不要再說話，叫學生做自己的東西。但我教中文，都不可以堂堂作文吧，都要教書，因為要考試，被迫都要講，愈講（喉嚨）就愈差……」

「我的聲音沙啞，看醫生，醫生說／是職業病，冇得醫，用咪，／不要唱卡拉ok。不藥而癒了。／兩年前，聲音又沙啞，沖花旗蔘，／竟見效。今年又走音，花旗蔘／天天喝，不見效。」

甚至，「工殤」？

「據說，有同工／深夜二時睡，早上六時起床，／每天只睡四小時，現在還未死？／奇蹟。我的舅父也是教師，／某年一月三日早上，他推窗，／從十二樓跳下，一命嗚呼。／當時教局常任秘書范椒芬說／若教改令教師自殺，為什麼／只得兩個？現在她捲土重來，／人之患，能不心寒？」

不論是〈聲沙〉裡因工作習慣而起的細碎家庭爭執，還是〈沉重的肉身〉裡的教師喉嚨沙啞、甚至因工作壓力太大而跳樓的問題，這類生活經驗被書寫出來，就有了重量；它們就不再是普通的發牢騷，而是一種反省，帶出一些特定時空及社會體制裡，我們需要認真面對的問題。

「我不是／李卓人，也不是工黨，但／我是一個賣喉嚨的人，我／有權為工人發聲。」

書寫、傳播之必要

眾多參賽作品，訴說不同工種、家庭、社區的故事，都指向一個工人共同面對的現實：活在同一個愈有錢愈有權有勢、衣食住行樣樣貴、工作時間遠多於閒暇的地方，我們的生活愈來愈困難。這，顯然不是個人的問題，而是社會整體的問題，非訴諸個人努力就可以解決。有許多受壓迫者的經驗，有被疏理、反省、廣泛傳播之必要；不是要賣「慘」，而是如實地反映工人的生活狀況，讓受壓迫者覺得大家「坐埋同一條（爛）船」，有合力改變社會的需要。

魯迅的弟弟、同為作家的周作人，在1918年、中國社會動盪時發表了一篇叫〈人的文學〉的文章，提出好的文學，就是所謂「人的文學」，希望文學創作可「對於非人的生活，懷著悲哀或憤怒」，繼而建立人的理想生活，即「利己而又利他，利他即是利己的生活」。[2]在不少勞動者過著非人生活的香港，工人的處境該是文學重要的題材。

可是，工人文學在香港，仍只是一把很小的聲音，而且就我所知，除了工文獎委員會及一些草根媒體組織，其實香港的文化藝術界，也普遍不太重視基層文藝的培育。再者，很多時候我們習慣把很多敘述和傳播的工作，都交了給大眾媒體，但追求快速、新鮮、有商業利益考慮的主流傳媒所說的故事，又可以有多細緻、有血有肉，且具批判的力量？基於以上種種問題，辦工文獎，在香港推動由勞苦大眾作為主要寫作主體及書寫對象的工人文學發展，就有其重要性了。

聚沙成塔之難

但在香港搞工文獎，其實很不容易。今屆工文獎共有229名投稿人，比去年的222人相差不遠。出席頒獎禮時，聽到一個評審說比賽其實較傾向「工人自己執筆講自己的故事」，但當日接觸到的得獎者，有好一部分是學生，有些是文藝工作者、專業人員等職業，似乎甚少基層工友。非工人或中產工人發表作品，固然值得欣賞。然而，鼓勵一些基層工友－－社會裡最無權無勢的一群－－於高官和大商家愈來愈橫行無忌、階級矛盾日益明顯的時勢，書寫自身經驗及想像改變現實的可能，既是一種自我充權，也讓大眾正視「工人」這一受壓迫的群體，推動工人運動的發展，始終更為重要。

但當然，可以想像，辦工作坊、座談會和比賽，讓草根階層嘗試抽時間接觸較嚴肅的文藝，在香港這個工時長、工資低、勞工保障不足，而且很多人都不覺得自己是「工人」的地方，固然困難重重；畢竟培養興趣和掌握文學技巧，也需要足夠的時間、資源等社會條件，而且向工友推廣工人文學，必須花上不少人力物力。

再者，嚴肅文學本身在講求功利和即食文化的香港，就已不太受重視。訪問另一小說組得獎者陳俊傑的時候，他熱衷於描寫草根階層的寫實主義文學，說文學可以讓人在社會認真表達不同意見，但也感到文學似是個「面臨死亡的行業」，很希望文學可以被普及。

這些現實阻礙，反映文藝發展和社會體制、氛圍委實不可割離，也提醒了我們：講故事，以及在現實中推展故事，有同步進行之必要吧。

[1] 冠軍得獎者可獲獎金港幣二千元正，亞軍可獲獎金港幣一千五百元正，季軍可獲港幣一千元
正，建議主題獎可獲獎金五百元正。
[2] 原載於《新青年》第5卷第6號，1918年12月。

詳情可瀏覽工人文學獎網站: http://www.workerliterature.h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