揚尼斯．瓦魯法基斯的幻想政治

原文：Yanis Varoufakis’s Fantasy Politics, Jacobin (online)
作者：Lee Jones, reader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t Queen Mary University of London
翻譯：覃俊基

編按：有關留歐脫歐，在香港並沒有太多討論。最印象式的理解，大概是脫歐者背後均是國族主義右翼，而留歐者則是支持既有建制。這種最主流的理解算不上是錯誤，卻是失之偏頗粗疏，尤其是忽略了歐盟當下的不民主，中央（如德、法）對邊陲國家的壓迫，及其向金融與大企業的傾斜。這篇文章便是嘗試向同學介紹其中的討論。

文章題目中的瓦魯法基斯，是希臘前財相。他是其中一個在建制內抗衡歐盟的最重要人物之一。這篇文章便是嘗試反駁其最新的觀點。瓦氏的原文Europe’s Left After Brexit，可在美國左翼雜誌 Jacobin找到。

揚尼斯．瓦魯法基斯的幻想政治

為甚麼現在還會有任何人關注希臘前財政部長揚尼斯．瓦魯法基斯（Yanis Varoufakis，下稱瓦）的觀點——背後的原因不怎麼顯然而見。但作為跨國運動「民主歐洲」（DiEM25）[1]的領袖，他對歐洲的左翼似乎還有一定的影響。在他最新的文章，他重申了他的觀點——進步政治力量不應支持脫歐。但這套說法越來越顯得矛盾。

值得肯定的是，瓦最起碼承認進步的力量「沒有其他方法」，只能「與既有歐洲建制正面碰撞」[2]，因為現在的歐盟根本無法透過改革以致變得更民主。但他還是認為，左翼必須反對所有脫歐公投。

他提出了兩個似是而非的原因。第一，由於大部份的脫歐公投「背後都是由右翼運動策劃和領導」，參與這些運動「大概不會幫助左翼削弱其敵人的政治力量」。

這種左翼的失敗主義實際上就是自我實現的預言。如果左翼拒絕帶頭支持脫歐運動，那所有脫歐運動自然就會被右翼操控。與此同時，左翼又不能為歐盟作出令人信服的辯護，結果自然是右翼得勢。

第二，瓦指出，如果我們放棄歐盟，只強調個別國家的民主，那可能意味着「打工仔」的自由流動將會完結[3]。「有鑑於歐盟確立了自由流動，左翼脫歐（Lexit）[4]本身就是默許——如不是直接支持——恢復邊境控制，重建由鐵絲網與武裝警衛組成的國族邊界。」

先不說在左翼的領導下，脫歐運動理論上還可以說服選民支持開放邊境，以上為歐盟辯護的理由簡直荒誕。歐盟遠遠不是「沒有邊界」（瓦的說法），它確立的自由流動不屬於打工仔，只屬歐盟市民——哪怕是擬加入歐盟國家的市民的行動也受一定的限制。

但對非歐盟的打工仔來說，歐盟已建立了一個歐洲堡壘[5]：「鐵絲網與武裝警衛」包圍着整個大陸，令數以千計的亞、非裔人在地中海上死去；而被迫滯留在歐洲東南部（包括瓦自己的家鄉希臘）與土耳其，在極其骯髒的環境中飽受煎熬的人，更是超過數十萬。更甚的是，當下的移民或是難民危機，更令「鐵絲網與武裝警衛」散佈於整片歐洲大陸。

相信歐盟能夠保障打工仔自由流動的理想，對抗右翼復仇政治，根本就是荒謬。

現實中，當下的歐盟市民難以民主地決定移民與邊境的問題[6]，一方面削弱歐盟移民政策的合法性，另一方面令政治精英無須努力說服民眾關於開放邊境的好處。在這樣的情況下，歐盟的開放邊境不單無法造就一種國際化的氣氛，反而促成右翼對開放邊境的反彈。這也就是為甚麼現在一種地域式的民粹主義在歐洲相當盛行。

瓦只援引多兩項「值得守護」的歐盟計劃：「氣候變化政策」和「伊拉斯莫斯項目」（Erasmus Programme）。這實在是荒唐。歐盟的排放交易制度廣被認為是工業與金融資本的恩物，對減少碳排放卻毫無幫助。另一方面，伊拉斯莫斯根本就不是歐盟的項目；即使它是，我們也不可能純粹為了支持一個大學生交流一年的項目，然後就置個別國家民主與主權於不顧。

瓦認為更可取的方案，是「泛歐洲的公民與國家抗命」。他希望民眾可以選出進步的政府，然後拒絕實施「歐盟在城市、地區以至國家層面均嚴苛得無法執行的規條，又不提出離開歐盟」。歐盟將會對這些頑抗的成員國家施以罰款，甚或威脅與壓迫她們。但如果這些政府均一起反抗，歐盟將被迫改變，或是自行分裂。

到底要怎樣執行這方案，瓦沒有提供細節。似乎歐盟就會「退讓」，然後就像變魔術似的「蛻變」。這方案似乎就可以持守「國際主義的精神」，要求「泛歐洲行動」，將左翼與「排外右翼」區分開來。瓦借用馬克思、恩格斯與葛蘭西的說法反對那些要求恢復個別國家民主的做法，指出應該建立一個「跨國家的共和國」（Transnational Republic）[7]。

這套說法其實只是舊酒新瓶，與瓦原來在希臘的「好歐盟」策略沒有根本分別。這策略最後令希臘的激進左翼聯盟政府一敗塗地，也令其支持者潰散。

瓦繼續沉醉在其幻想之中，彷彿進步政府可以同時在不同國家上台，互相協助，最後改變歐盟。然則，不同國家有不同的情況，還有整個計劃需要極誇張的總動員，這基本上是不切實際。看看激進左翼聯盟與西班牙的Podemos[8]，就知道要在其中一個歐盟國家選出進步或民粹的政府已經非常困難，更不用說要有足夠力量去抗衡歐盟既有建制的勢力。

瓦計劃中的矛盾是顯然易見的。他一方面質疑，如果支持脫歐，左翼勢力能否在自己本國抗衡右翼的排外論述；但另一方面他又覺得歐洲左翼力量足以超越既有國家的民主體制，衝擊歐盟，建立「跨國家的共和國」。

在這意義下，瓦的虛幻想法可謂與他自己的故事相配。在帶領一班真實的民眾的情況下，他挑戰歐盟還敗得慘不忍睹；他便接着帶領一班虛幻的歐洲民眾繼續反抗。
瓦也不自覺展露了他不清楚當代歐洲國家的特質與重要性。他的建議——即某些歐盟法律是嚴苛得「難以執行」，政府與市民可以直接抗拒它們——是愚昧的。希臘的經歷就證明了一切是天方夜譚。

他忽視了歐洲國家已變成了「成員國」。歐洲各國的國家機器已是從根本地交纏着——而這裏包括了法院與執法機關。布魯塞爾根本不需要直接執行歐盟的法令，因為歐洲國家本國的法律機關會自動執行它們。

作為一個集體的「人民」（demos），只存在於國家裏，而非如親歐者所說在歐洲。瓦摒棄了這種說法，但沒有怎麼反駁——這是不可能的，因為所有證據均指，除了少部份大都會精英相信一種市場式的世界主義，大部份歐洲人民還是基本上依附於自己本國的民主政治。

瓦拒絕承認這一點，只能在修辭上重提十九世紀的左翼國際主義。但要實現這種國際團結，就必須在不同層面抗爭，令政府——個別國家政府——能夠抗拒歐盟的嚴令。瓦同時需要與厭惡個別國家及其公共領域，然後沈溺於「跨國家的共和國」的幻想之中。

儘管瓦呼籲大家要提供一個歷史發展的分析，他的幻想政治差不多忽視了所有自十九世紀末以來發生在左翼身上的歷史事件：左翼運動本來是一場國際主義運動，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就逐漸分裂成個別民族國家的運動；在戰後則被收編成資本家的國家發展主義計劃；最後在七八十年代的階級鬥爭中慘敗[9]。左翼當下的弱勢就是這樣煉成的。瓦害怕支持脫歐只能加強右翼勢力，背後的原因正是因為這種弱勢。

但他沒有正面處理這個問題，思考如何重新令左翼強大起來，相反他只是如精神分裂一般，假設一個足夠強大的左翼，可以跨越國界攜手從根本改革歐盟。

不幸的真相是現在的左翼沒有能力從根本改革任何東西。左翼唯一剩下的出路，就是對抗那些遏止左翼復興的勢力、制度與意識形態。其中最主要的代表，就是歐盟本身。

註解

[1] DIEM25，全名The Democracy in Europe Movement 2025，是個泛歐洲的政治運動，由瓦在2015年創辦，宗旨是改革既有歐盟制度，使其奉行真正的民主，建立一個有真正主權的歐洲議會，尊重各國的自決。

[2] 瓦曾經是希臘財相。希臘一直在歐盟的經濟政策下，陷入債務危機，又被不斷要求削減人民福利，以造就更好的營商環境，但實則上希臘人民已陷入水深火熱。瓦所屬政黨激進左翼聯盟上台後，嘗試推行改善窮人生活的大型社會改革，希望和歐盟談判，為希臘進行債務重組，然而只換來屈辱的回應，甚或希臘人民的民主訴求也遭歐盟建制嘲笑。

[3] 支持工人自由流動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簡而言之，如果資本可自由流動，工人也應可以自由流動，不然工人就會更為弱勢。移民控制，邊境操控，都是統治階級的操控手段，原則上都應該要反對。對馬克思主義者來說，所謂某地資源不足，不過是資本家不願意納更多的稅款。

[4] Lexit是Left-exit的縮寫，左翼脫歐的意思。左翼脫歐的基本論點，在於歐盟現在就是代表着支持資本與市場的權力樞紐，不斷剝削打工仔；而鑑於當下歐盟的權力結構，根本難以從內部改革，所以左翼應支持脫歐，哪怕這看似與國際主義的理想相勃。本文作者也明顯是Lexit一系。

[5] 歐洲堡壘（Fortress Europe）一詞帶有貶義，指現今歐盟整套管制邊境的制度，透過半獨立機構Frontex實施保安、高科技監控「管理」歐盟邊境，但結果卻連政治難民也有機會被攔截。當中牽涉的金錢利益超過數十億歐元，被不同的政治與人權組織批評其不透明、不受管制。

[6] 國民難以直接影響歐盟決策，一直為人詬病。就移民政策與邊境管制來說，當成員國簽署歐盟協議後，國民幾近無法改變實際內容（要麼選擇直接脫歐）。市民自然不理解其中細節，又無從干預，再加上市面充斥着將移民視作社會問題根源的說法，市民便很容易便反對整個開放邊境的政策。

[7] 這也是典型左翼的國際主義的寫照。他們認為民族國家本身便是限制。聯合國與國，打破疆界都是常見的提案。早在二十世紀初，列寧、托洛斯基等知名馬克思主義領袖，便有提出社會主義歐洲聯合（Socialist United States of Europe）的想像。

[8] 在近這十年，歐洲傳統的社會民主主義政黨越發右傾，實施靠攏市場、緊縮等政策，結果民望大跌。不少民粹左翼與激進左翼政黨自然應運而生，Podemos與Syriza分別是兩者的代表，在近年選舉中取得不俗的成績。

[9] 在一戰前夕，各國的社會主義政黨放棄了國際主義理想，紛紛宣告支持自己的國家，而不是繼續主張全世界工人階級聯合的優先性。左翼的國際主義便慢慢發展成戰後各國的福利國家主義，原則上已放棄了推翻資本主義的理想。至70年代末，經濟轉差，資本亦不再打算維持與工人階級的暫時聯盟，開始打擊工會勢力，扣除福利，支持私有化，亦即所謂的新自由主義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