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盾以外？──與中大教授談中港生的「衝突」

訪：黃蕊獻、霍穎婷
文：黃蕊獻

一場中大民主牆風波，不僅掀起關於大學言論自由的論爭，同時亦揭示了內地生和本地生的矛盾。雖然大學早於1998年已開始招收內地本科生，但近十年來，隨著內地生人數的上升，內地生和本地生關係似有激化之勢，媒體亦習慣把二者的衝突呈現為不同政見與政治立場的矛盾。然而，社會上或校園內一直以來的討論焦點都集中在同學的觀感上，卻鮮有觸及在前線教學的老師的觀點。究竟內地生來中大就讀對大學教學有何實際影響？老師要如何應對，又如何看待內地生和本地生之間的不同和關係？　

「宏觀來說，內地生增加了。尤其這十年來，內地生人數增長快速。」在中大待了近二十年的中文系系主任何志華教授有此觀察。的確，內地本科生總人數由07/08學年約一千人增至17/18學年約一千五百人。［註１］至於中文系，過去數年的內地生人數亦有上升。系內每年收約一百名新生，其中約兩至三個為內地生，最高峰時期是前年，總共收了五位內地生。唯相對於其他學院而言，中文系的內地生人數偏低。［註２］
　
學系不會因內地生人數的多寡而調動課程內容或功課佈置，但教學語言的政策卻一定會受影響。中文系便規定，所有必修課如有多於一班，必定至少有一班要用普通話教學。如只有一班必修，便容許老師按實際情況決定教學語言。至於高年級同學的選修科目，則容許老師以其最擅長的語言授課。［註３］系方的責任，在於平衡廣東話和普通話的課程數量，以確保不懂廣東話的學生能有足夠的選擇完成中文系課程，因為學系由始至終最為關心的，都是教學質素與知識傳遞的問題。何教授非常堅定：「我們不能夠讓一個學生因為掌握不到語言而無法完成中文系的整個課程。」不過，教授亦強調，大部分情況之下，是內地生覺得自己廣東話沒有問題，讓老師不需轉用普通話授課。何教授笑言：「一般來說，他們來港三個月已經可以聽明白廣東話。」　

事實上，07/08年，當中大積極邁向國際化之時，［註４］中文系為配合學校的整體政策，曾把課程全部統一用普通話任教。但全面用普通話授課推行了大約兩年，便衍生出不少問題。「整個教學進程慢了很多，老師在學期之內無法完成整個課程的教學，學生學習的內容也少了。」何教授講授古藉，在課上引文時卻要預先查普通話發音，致使備課時間長了很多，在課上以普通話講授生活化的比喻也有困難。他深切地明白到：「學生反對以廣東話為母語的老師因為勉強要遷就，而用不標準的普通話授課，令教學速度緩慢。」普通話教學的政策推行短短兩年，就因反對聲音過大而作出修訂，轉為上述的現行政策。談起當年國際化政策之錯誤，何教授不無警醒：「當日我們從排斥性的角度切入，而忽略了共融性。」當年的政策只擔心內地生不懂廣東話於是強迫所有人用普通話上課，卻忽略了內地生其實也可以學習和聽廣東話的事實。
　
談到對本地生和內地生的特質與關係之觀察，何教授坦言：「就我們所見，內地生一般表現和本地生並無明顯的差異」，但兩者在社會政治參與的程度則確有分別。何教授憶述，2014年大專罷課期間，逾半數本地生參與了罷課，但內地生則持觀望的態度繼續上課。雖然兩者的文化背景與政治立場有異，近年政治矛盾也越趨激化，但就他所見，中文系的本地生和內地生相處也算融洽，亦未見關係的惡化。何教授對此甚有信心：「社會大氣候那種矛盾的激化的爭議在短期內不會蔓延到中文系。」　

中文系雖然因為內地生人數較少而免於矛盾，但語言政策因為內地生與國際化政策而作出調整，卻是不爭的事實。若我們將之與理學院比較，情況卻又大不相同。內地生佔理學院本科生總人數約百分之十，就任職二十五年的生命科學學院教授陳竟明所見，過去十年內地生人數並無大變動，他們來港對教學也無甚影響。陳教授坦言，自他在三十年前讀本科，理學院已經使用英文教科書並用英語授課。在理學院就讀的內地生，「尤其是那些想要去外國讀書工作的，他們反而更為喜歡，因為他們也要適應怎樣用英語上課。」所以就語言政策來說，內地生來港對理學院並無大影響。　

面對越來越多內地生，理學院沒有如中文系一樣改變教學政策，而是為了關注內地生的學習情況在大約十年前增設了專門服務國際生的Learning Enhancement Officers（LEO），以處理新來港同學的學習問題。不少內地生因為語言、適應問題與學習方式的不同而遭遇學習上的困難，LEO就會為有需要的同學提供協助與輔導。但事實上，內地生需要協助的往往不是學業，而是日常生活的適應、情緒、甚至慘遭騙錢的問題。陳教授遇過最極端的個案之一，是內地生因為在香港生活太自由而不想回去被家人管住：「有個學生原本成績很好，到最後一年卻不肯畢業，於是不做project、不交功課，拖了幾年，拖到最後一年終於都要回去。」後來，各系也相繼設立專門的輔導員，LEO就歸入了大學輔導處的學習輔導及文化共融組，統一處理非本地生的需要。　

雖然內地生剛來港的適應和學習也會有困難，但陳教授明確地指出，就內地生和本地生的關係，「我看不到很大的矛盾。」他進一步說，「有時在課上因為文化不同，會見到（本地和內地）學生談不攏，但那不是一個矛盾，只是對同一件事情的看法不一樣。」一如何教授總是不停強調「共融」在制定政策方針時的重要性，並反覆申明系內同學融洽共處的情況，當我們認為內地生越來越多，與本地生的矛盾白熱化之時，或許我們後退一步，從他們對教學的實際影響及與本地生的日常相處觀之，就能明白，所謂矛盾和衝突很大程度是基於特定政治環境之下所產生的定型和偏見，未必代表事實的全部。當我們不假思索地以「矛盾」來定性本地生和內地生的關係，並以「矛盾」作為開展所有討論的基礎時，兩位教授卻告訴我們，唯有放下成見，才能窺見事情的全貌。　

註１：07/08年度內地生總人數為1039，17/18年度則為1532。
註２：內地生佔全中大比例約百分之九，內地生於理學院、工程學院、工商管理學院比例分別為百分之十、百分之十三、百分之十七。詳見表一。
註３：中文系有很多老師來自中國內地或者台灣，母語為普通話，故本來也會用普通話授課。
註４：04年，校方為邁向國際化，要求各學系提供足夠數量的英語授課課程。翌年，爆發「哭中大」事件，校方與學生就國際化和教學語言問題產生巨大矛盾。07年，校方公佈《雙語政策報告書》，就國際化和教學語言政策作出明確指示。詳參《中大五十年》「國際化事件時序表」，https://goo.gl/Gkbxn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