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灝汶

前言

香港人也有變成難民的一天

近日大家都會聽到不少關於難民的報導，如屯門青山灣入境事務中心（CIC）內難民羈留者發起絕食行動，當中出現了很多不合理的待遇，例如羈留人士不知道可被入境處無限期羈留，《入境條例》權力過大、難民申請長達數年等在不同傳媒中不絕於耳。但我們有沒有想過為何會有這樣的悲劇發生、這些事件是否第一次發生、為何香港會有這樣畸形的難民制度？另一方面，香港自反修例運動以來，不少手足都因為擔心受到不公平的審訊而逃離香港。如果可以自由離境，可到西方各國申請難民政治庇護；如果被沒收證件的就只能像 12 港人乘船偷渡離開，當中的風險可想而知；再者，我們更聽到某些到台灣的手足要打黑工、中大學生在德國被非禮的慘況，難民問題真的距離我們很遠？甚至沒有想過香港人也有變成難民的一天？

隨著政治環境日益轉差，雖然我們從沒認真討論過難民問題，但難保有一天我們都會變成難民。筆者常說香港是一個移民難民城市，原居民少之又少，有的是二戰期間逃到香港、有的是 1949 年共產黨解放前來香港、有的是逃避文革來香港的，我們的長輩為了生存和更好的生活來香港，因此我們有責任去正視移民、難民問題。本港自開埠以來最大的難民問題莫過於越南船民事件，相信大家對此只有些微印象，而本文希望用越南難民事件看香港的難民政策問題和推論反修例運動後，離開香港的人（不論是 BN（O）簽證、因政治事件移民、申請外國政治庇護者）會遇到甚麼樣的境況，藉此完整難民問題的論述。

離開家園

今日香港，昨日越南

相信沒有人比越南人（原南越人）更了解共產黨的暴行，1975 年，隨著美國支持的南越政權節節敗退，北越共產黨正式統一全國，但卻迎來另一段黑暗時期。首先是共產行為，為掠奪原南越人的民脂民膏，推出「剷除資本家運動」，充公一切原有市民的財產並將物業再租借出去、國有化民營企業，並發行新貨幣「解放盾」，強迫民眾兌換這一文不值的貨幣。1978 年，北越政府在前南越地區推行「社會主義改造」，實質上是打壓異己的措施，包括肅清和屠殺南越政府官員、將較富裕的華人被定為資本家，送到勞改營進行思想改造和強制體力勞動，一般市民需要學習馬列思想，看政府官方的新聞和宣傳片。直到 1986 年越南改革開放，這些政策才陸續撤回，而根據聯合國資料，1975—1986 年間，有 300 萬人逃離越南成為難民。

越南難民潮

在這 300 萬人越南難民中，可以依時序和移民目的作出分類，1975 年前的難民大多是逃避越戰而離開，而 1975—1986 年間離開的人主要分三類，第一是被共產黨追殺的資本家和南越官員，第二是為尋找更好的經濟生活而離開越南的人，第三是跟隨別人一起走的人。但注意「日內瓦公約」的難民定義為「具有正當理由而畏懼，會因為種族、宗教、國籍、特定社會團體的成員身分或政治見解的原因受到迫害，因而居留在其本國之外，由於其畏懼，不願接受其本國保護的任何人。」固第二和三類人並不適用。

在時序上，較早離開的大多為南越官員或較有經濟能力的難民，更容易獲得西方國家收容。1975 年 4 月 29 日美軍眼見南越即將戰敗，啟動「常風行動」，在一天內 透過中途島航空母艦疏散了美國公民 1,373 人，南越民眾與其他國人員 5,595 人，福特總統簽署印度支那移民和難民援助法，標致著難民潮開始。同年 5 月 4 號丹麥註冊貨輪「長春號」載著 3,000 名難民到香港，剛好當天英女皇訪港，政府顧及自身形象收容難民。隨著越來越多難民在港獲得收容，加上如抵壘政策（1974—1980 年只要能到達界限街以南就可以申請香港身分證）等支持，越南人眼見到香港變成可行，成千上萬的人透過蛇頭安排的船到香港，但很多時都因超載、天氣問題葬身大海（佔總人數的五分一）。

1979年，香港政府因過多難民，開始拒絕難民船靠岸，但「天運號」難民船在香港南丫島擱淺後，港英政府的驅趕政策引發人道危機，最終安置船民到難民營。自始而後（1979—2000 年）的難民都會被送到難民營等候審批難民身分，分配到其他西方國家，這個過程通常需時幾年，因此難民營難免會出現不同程度的治安、生活問題。隨著難民數目的增加，1988 年港英政府實施「甄別政策」，只接受第一類人，當時亦不時在電台以越南語廣播政府實施「甄別政策」，加上廣播頭四字與廣東話「北漏洞拉」相似（意譯為從此以後），被市民戲稱「北漏洞拉」。

飄泊異鄉

香港政府的難民政策

1979 年 7 月，英國政府在日內瓦簽署處理越南難民問題的國際公約，香港成為第一收容港，暫時接收越南難民等待西方國家甄別難民的資格。由於香港本身沒有簽署 1951 年難民地位公約（日內瓦公約）以及 1966 年有關難民地位的議定書（紐約議定書），香港並沒責任收容難民，但香港有簽署《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只要該申請人自稱受酷刑對待就不得遣返，因此香港對於難民來說只是中途站。

回到香港，在 1980 年代難民營是開放式的，船民可以到處活動、找工作，如初期不少人會外出打黑工，亦可有條件外出居住，港英政府認為讓他們自力更新，可以減低政府開支和處理難民生活的問題。但過多難民聚集在難民營會引發治安問題，北越人跟南越人本身因為越戰問題已經變成了世仇。1975 年 4 月 30 日是北越統一 全國日，同時是南越的亡國日，於 1982 年當日，北越人在難民營慶祝，引來南越人不滿，形成衝突，雙方打鬥騷動，政府因而希望實施禁閉營政策，把南北越難民分開安置。但這些衝突並沒有停止，1994 年白石難民營騷動，懲教署聯同警方，動員逾 2,000 人鎮壓和發射 1,800 多枚催淚彈，造成多人重傷。而難民營的建立也會引來居民反對，沙田區議會在 1988 年關注白石難民營擴建對治安的影響，發展馬鞍山計劃也因而受阻。問題直至香港主權移交後，港府 1998 年取消「第一收容港」政策，隨後透過「擴大本地收容計劃」發身分證給未被遣返的 1,400 名難民，2000 年 7 月望后石越南難民中心關閉標致著整件事件的落幕。

越南難民事件如何解釋香港現今的難民政策

雖然越南難民事件已經過去 20 年，但香港簽署的條約和法例在香港主權移交後依然生效，基本法第 39 條訂明《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在回歸後繼續生效。入境條例在 1972 年生效，1983 年修定，原意很大程度就是處理中國和越南難民問題而生，我們所熟悉的「行街紙制度」也是越南船民證演化而成的產物，當時用以分配物資給難民，現今就變為＄1,200 資助。《中大學生報》在九月號出版了有關 CIC 難民的遭遇，當你結合這篇文章不難發現有很多相似之處，當中有一印傭因家暴離開印尼來港工作，但家暴不屬於第一類型政治問題，因此很可能被遣返；我們經常詬病的入境處審批難民時件過長（大約 3—5 年），其實我們回看越南難民的審批時間，並沒有太大分別。CIC 的出現，某程度上基於香港已經關閉了所有難民營，可是現在香港有約 40,000 名難民在港等候庇護申請，所以只能夠以入境事務中心代替原先禁閉難民營的功能。最後，不少人會爭論為何入境處變相監禁無罪的難民申請人士，在同樣邏輯下，1980 年代的越南難民同樣無罪，為何港府要設立禁閉營處理難民問題？難道真的是官腔聲稱的引發治安問題嗎？

在此看來，越南難民事件幾乎可以解釋所有我們現行的難民悲劇，雖然整個背景不同，但難民的遭遇非常類似，反映了香港政府不思進取。整個難民危機已經潛伏在香港內，現在香港不是第一收容港，可是香港的簽證制度非常寬鬆，幾乎所有第三世界長期戰亂的國家都可以免簽來港七日，其他國家早以因為國家安全為由拒絕，這些政策漏洞顯然將香港變成另類第一收容港，難民人數保守估計超過 15,000，完全不亞於當年的 20 萬越南難民事件。再者，大部分有關難民的法例依然停留在 1980 年代是明顯過時，以現在 2020 年的人權標準，我們不能接受當年的政策，當年驅逐、禁閉、數千枚催淚彈處理難民暴動是等閒之事，但到了 21 世紀，我們的道德標準提高，不要期望可以用處理越南難民事件解決現今問題，否則會引發更大的人道危機。

香港人也有變成難民的一天

對於不少人而言，難民問題對他們來說可能不值一提，或許難民並沒有很大程度上影響我們的生活。不過隨著反修例事件後中共政權加強控制和打壓，我們眼看不少政治人物流亡海外，不少手足受到不公平的審訊而被重判，生命裡最光輝的數年要在獄中渡過。筆者相信不少人萌生離開的念頭，在海外建構香港民族。而對於這些想法，筆者認為可以從越南難民中得到一些靈感，畢竟當年有超過 300 萬越南人因為越南共產黨的暴政而逃離家園，他們離開越南後的生活也值得我們深入探討。

相信有人會反駁香港的處境沒有當時越南難民的壞，我們可以移民到其他國家生活。不過這可能只是暫時性的，現在中國很多地區已經不簽發護照、不准人民離境，以習近平總加速師的性格很可能會閉關鎖國。不要忘記不少手足被法庭沒收護照，想離開的只能像 12 義士般偷渡離開成為政治難民，你認為可以堂而皇之坐飛機離開？再者，你認為日後你不需要進行「社會主義改造」？你認為將來港共政府不會在課程裡加入馬克思主義的章節？香港沒有專收政治犯的監獄？雖然有些危言聳聽，不要以為自己是在移民，實際上你是在走難，這是越南人用血鋪出來的教訓。

筆者去年 12 月到台灣進修，剛好該校社會學系教授提到偷渡到台灣的手足，大部分都希望到西方國家生活，現在只能領取微薄的 8,000 台幣而不受台灣政府承認的資助。因資助不夠生活所需、沒有護照而不能簽發證件工作，而有打黑工的情況，事件得到傳媒如港台訪屠龍小隊證實，因此不要以為難民離自己很遠，在遙遠的他方已經有不少手足正在承受難民之苦。從前我們看到越南難民坐著難民船到港的照片，今有 12 義士坐快艇去台灣被捕的照片，太陽下沒有新鮮事。

落地生根

在海外的香港民族

在香港和東南亞國家經歷漫長的難民審批，越南難民終於獲分配到西方國家，當大量難民到達當地，由於語言問題和對於該地的陌生感，通常難民會聚居在同一個城鎮，他們稱為「小西貢」（Little Saigon，西貢指的是今胡志明市）。我們可能會想到唐人街，但越南人建立的社區並不只是一條街，而是一個完整的社區。本文介紹的是在澳洲悉尼的 Cabramatta 鎮，是著名的越南埠，鎮中 35% 人口來自越南難民，在該鎮可以用越南文溝通而無需英文。第一代越南難民由於缺乏學識所以只能開餐廳、雜貨店等低技術行業，但第二代人在澳洲接受教育，成為律師、會計師，在鎮中不乏用越南文字招牌的診所、律師樓形成一個完整社區。在文化方面，相信讀者也聽說過最好食的越南粉（Pho）並不在越南，而是在澳洲，或許你去過雪梨都有人推薦你吃越南粉；不少著名餐廳如墨爾本勇記正是由越南難民或後裔創辨，因為保留了 1970 年代越南原始的做法和繼承了家族秘方，使澳洲做的越南粉非常著名。1986 年，越南開始改革開放和民主化，越南雖然名義上是一黨專政，但與中國不同的是，在經濟改革的同時加入黨內民主的制度，現在全數 500 個國會議席由普選產生。不少越南難民及後裔眼見經濟和政治環境改善，因此都帶著資金及在海外知識科技回國，在社會發展極需要外來投資的情況下，越南經濟開始得到發展。

當香港人幸運地到達外國定居，那麼我們要問，我們該如何建構香港民族、香港人的社會、保留香港文化？近日，香港不少傳媒炒作李嘉誠在英國 Convoy Wharf 興建香港城，香港城會變成一個怎樣的城市？其實從越南難民的例子中能夠想像的到，香港人在 1997 年前後的移民潮其實也建立不少香港人社區，如加拿大溫哥華的 Richmond，和澳洲悉尼的 Hurstville 等地，需然規模沒有越南社區大，但也有如酒樓、茶餐廳等香港特色文化，筆者相信香港人流亡海外亦可建立類此越南社區去建構香港民族，包括保留廣東話文化、一些著名的飲食文化如車仔麵、魚蛋燒賣等。長遠建立香港人的學校去學習香港歷史或議會探討香港事務，也可以吸納香港的專業人士如律師、會計師去建立完整社區服務香港人。

不少移居海外的人士如林榮基認為，光復一個地方不必在原居地建立，在一個無民主、自由的地方建立社區毫無意義，最重要的是在該地生活的人民，因為一個地方的文化是透過不同人生活聚沙成塔而成。猶太人 2,000 年來都每有沒有固定居所，但他們的社群凝聚力很強，不同地區的猶太人透過教會維繫關係，使他們可以保留多年的文化如希伯來語及猶太聖經，直至 1947 年以色列立國。

總結

每個難民其實都會經歷離開家園、飄泊異鄉等待和落地生根的過程。儘管越南難民事件已經過去 20 年，新世代香港市民可能沒有經歷過或逐漸遺忘。但隨著時代的改變，不少南亞、非洲裔難民因不同目的湧入香港令難民問題死灰復燃，但處理手法跟 40 年前沒甚麼分別，以今時今日的道德標準，我們不能再以 CIC 禁閉營的方式處理，政府需要與時並進令難民待遇得到改善。而香港人面對政治空間收窄、自由被侵蝕，開始思考前途問題，不少人萌生離開的念頭，甚至鋌而走險偷渡離開成為政治難民，難民問題開始在香港引起討論。越南難民所走過的路或許能帶出覺悟，越南人因共產黨離開家園，逃到香港和其他東南亞城市，再到西方國家落地生根建立自己的城市和族群，保留文化，待改革開放民主化後回國貢獻社會。其處境與香港難民問題相似，他們用數十萬生命告訴我們難民問題絕不離自己很遠，暴政可能下一天降臨，江山易改，關鍵在於離開後如何保留一個民族及其文化，一個地方要人民的存在才能成就一個地方，需要數代人的努力，光復不是一朝一夕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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