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打伍打針吳道梨港

《從中大強制打針一事論大學官僚化》一文討論了關於大學官僚的運作邏輯與服務對象,希望勾勒出的,是各學生組織將被要求融入的制度。以往,學會面對的是自主性較高的學生會,要交涉的對象都是權力關係相對平等的學生代表,而非依靠著一系列結構暴力的官僚機器。此文嘗試處理的,是各學會需急切處理的問題——是否要向校方登記?登記後又會面臨甚麼後果?這些後果與代價,是我們能承受得起嗎?

制度內的人?

我們不應該將向學校登記一事簡單理解成「交由學校接管」,因為學生組織經歷的改變,並非單純的「轉換了負責機構」。在大學接管過程中,學生組織的獨立性只會被削弱,並逐漸成為官僚體制的一部份。而此一官僚化過程,於韋伯而言,幾乎是不可逆轉的:官僚化將摒棄 「人情」, 個體將會成為一部龐大官僚機器中的零件,人將被理性化的鐵籠束縛住自身。他如此形容個體在官僚化的世界:

「我們面對的,不是花叢錦簇的夏日,而是冰凍冷酷的冬夜」

因此可以想像的是,官僚化的情況會進一步地向學生組織延伸——學生活動將變得更「服務性」,而非啟發性,校園風氣亦會進一步保守化,這種情況,早在我們的「分校」,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內出現。

回顧 2016 年的學生報迎新特刊[1]如此描述深圳分校的情況:

「中大與深圳市政府簽訂辦學框架協議的時候,已規定深圳分校的教學、運作及人事安排都必須依循《中外合作辦學條例》。細看《條例》的內文,院校的學術自主可謂低無可低。首先,它規定校長及行政負責人要熱愛祖國。此外,所有分校開設的課程和引進的教材亦要向審批機關備案。再者,《條例》也勸導分校要開設有關國情的課程。

…… 在2013年5月,德國傳媒《德國之聲》得到內地學者和教授證實,中央已下達「七不講」的禁令予所有高等院校。所謂的『七不講』,是指教師不要與學生討論『普世價值、新聞自由、公民社會、公民權利、黨的歷史錯誤、權貴資產階級、司法獨立』這七大話題。看到這『七不講』的要求,真的不能不叫人替深圳分校心寒。按照筆者一位內地朋友的說法,即使『七不講』未出現之前,內地的大學早已對政治敏感的研究(例如調查豆腐渣工程)作出諸多制肘,譬如說很難發文章或者出書,科研經費很難申請。當然,日後分校的學術自由狀況會否如斯惡劣,我們還得拭目以待。」

當年的文章仍在關注「分校」的情況,然而目前的狀態讓我們不由得擔憂自身:香港中文大學似乎如同大陸高校般逐漸官僚化:學生會停運,大學官僚試圖收編遺留下來的學生組織。我們可以想象的是,若然我們向學校註冊,我們將不得不服從大學官僚的整體邏輯。如同中國大陸的情況,我們必須事事與官僚站隊從而獲得資源。這種被迫站隊的情況,從中國大陸高校的 LGBTQ 的群體被打壓一事可見一斑。

中國大陸高校的情況:備受打壓的學生組織

端傳媒一篇 〈你關注的高校 LGBTQ 社團已被404〉的文章[2]就曾具體地報導 LGBTQ 社團被打壓的過程:

「在當天的校園倡導行動中,性平會還有兩組同學遭遇校方保安處的圍堵和質問,部份同學被拍下照片及學生證信息。 4 月 17 日上午,早前被拍下學生證的同學,被輔導員或負責人進行約談。在後來整整兩週內,校方對學生反覆盤問,又根據活動當日的照片及一些同學不小心洩漏的學院等信息,不斷找出『漏網』的同學。據一位不具名的前社團成員透露,有一位同學連續被盤問 6 次,進而求助心理諮詢,沒想到諮詢室的老師拿出了與輔導員一模一樣的盤問題綱。」

大陸高校也同樣地用到「註冊」和保安等官僚手段來打壓校園中的聲音:

「學校保安一一收走商家插上的彩虹旗。翌日,校內各院系輔導員便開始在群組裏發布聲明,稱性平會為非註冊社團,提醒學生不要參加相關活動,『以免被利用』。聲明也因院系而異:有的相對溫和,甚至承認活動的意義;有的言辭激烈,稱活動『受西方亞文化影響』,是『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相對抗的言行』;還有的直指性平會『具有和校外乃至國外勢力串連之可能』。…『近幾年覺得註冊和不註冊的區別越來越小了,」張和說,「而且註冊社團還要受到學校直接的監控。』」

由此觀之,我們可以預見的是在學生組織全面被校方收編之後,學生活動的自主權將會受到前所未有的限制。更重要的是,由於官僚的工具性質,他們從來不能決定自己的下一步行動,只能遵從其代理人的命令,因此大學官僚所定下的紅線也是相當飄忽的:

「『這次無差別無理由封禁,更看到言論審查的不確定性,』張和補充到,『具體紅線摸不著邊際,你不知道下一個會是誰。』」

在上述例子中我們可以清楚看到,在被大學官僚制度吸納的過程中,學生組織將面對結構暴力的威脅,而學生作為個體將失去自主性。而學生組織容許做的,只是為學生提供「工具性質校園服務」,而這種「工具性質」在於其既不是學生主動發起的,也不是一種文化的創造過程,而是純粹的校園形象工程計劃(比如近年力推的「可持續發展目標學習計劃」)中的一部分。這種情況下,任何關於「學生權益」的倡議活動,在官僚的眼中,都只是阻礙他們達成目標的障礙而已。在登記之後,可以想象的是學生組織將進入韋伯所言的「冰凍冷酷的冬夜」的階段,大家將對大學官僚制度的暴力無從反抗。

然而,對於學生組織而言,當前的最大問題是學生會停運後應否向大學登記,若然不登記我們可以怎麼辦?

總結:學生組織該怎麼辦?

代表會停運代表了學生會架構出現了權力真空的危機:各學生組織成為了無主孤魂。大學亦即時發聲明表示對學生會「解散」感到遺憾。翌日,中大電台便發佈「必須在限期內向校方進行登記才可以使用會室」的消息。顯然而見的是,學校試圖在學生組織陷入癱瘓之際「趁虛而入」,把學生組織納入大學官僚的管治範圍之內。若然我們不希望加入大學的官僚制度的話,我們又可以怎麼辦?

筆者認為當務之急是重新建立一套有效的協調機制,重新填補被架空的學生組織網絡。我們須認清向學校,以及校方如何登記的得與失,及利用學生會的權力真空進一步打散、分化和吸納學生組織。這套協調機制成立後要處理的,是校方與學生之間的溝通鴻溝——畢竟,校方從未有,也沒有理由主動與學生商議。而面對這種情況,我們需要利用協調機制團結起來,以具廣泛代表性的校園議政平台來向學校表明我們對向校方登記的擔憂。長遠而言,校園議政平台的有效運作將進一步彰顯我們自治的決心。同時,這平台將讓我們能更有力地向校方表達意見,使學生與校方的溝通變得更為直接和有效。而這,就是在甘心接受官僚化命運以外的另一出路。

[1]可參考:http://cusp.hk/?p=4805
[2]可參考: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10715-mainland-china-lgbtq-censo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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