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打伍打針吳道梨港

近日中大推行強制打針政策,以「防疫」為名,要求校園內全部教職員及學生須於校內網上系統申報是否已接種疫苗,不適合接種者需兩周一檢。政策推出後反對聲音四起,而一封反對強制打針的公開信已收集到近 2300 名員生的聯署,但校方仍對此置若罔聞,唯一願意做的,是邀請學生代表與汪寧笙副校長進行只有一小時的閉門會議。就著校方種種無視民意的舉動,本文想探討的是,學校每次得以「冷處理」受爭議的校政問題,背後所依賴的官僚機器,及其運作邏輯。

何謂官僚?


在理解何謂官僚前,我們先來看看學生報 13 年的一篇標題為〈員生共治:校園民主的體現〉 的文章是如何說大學官僚:

「現今大學的管治架構,簡單來說是由一班教授和公眾人士組成的精英管理層領導,再由官僚系統執行。架構下有過百個大大小小的委員會,很多也有學生代表。然而,他們往往只是委員會內的極少數,無力影響實際決策,更似是諮詢角色,基層職工在架構裡更是全無決策權。極不平等的權力關係,代表校方不認為學生和職工有自主的權利,或者不信任他們的能力。缺乏足夠權力之下,校方以外的各個持分者根本實踐不到自主。

精英式、由上而下的管理方法下,決策者居於高位鳥瞰全局作整體規劃,然而這意味著決策者難以知道大學各種細節,看不見教師、學生和職工等持分者眼中的大學。同時,決策者負責規劃校園服務,但他們往往不是服務的直接使用或執行者,欠缺最貼身的感受。即使進行諮詢,校方通常很遲才發放資訊,又預先設定好議程,令討論範圍非常狹隘。因此,現行管理模式之下,校方不時會忽視各持分者的利益。」[1]

馬克斯‧韋伯(Max Weber) 就曾如此形容官僚體制:

「這種機構(官僚制度)一旦建立,其客觀上的不可或缺性加上它的秩序——很容易為任何人服務,只要此人知道如何駕馭它。」

在韋伯眼中,官僚體制本身就是一種工具理性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的產物。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過程總是伴隨著理性化 (rationalisation) 的特徵。而理性化要體現在兩方面,一是在個人層面上的理性化,二是集體層面上的理性化。個人層面的理性化表現於功利主義的發展:例如,若「成本效益」是首要條件的話,我們會在市場比較同一種商品的價格,並且選擇購買較為便宜那一種商品,以最低價錢換取最多資源。集體層面的理性化便是官僚化。在以效率為重的現代社會中,為了達到生產最大化,集體便需要建立一個專業的官僚制度來進行分工和資源分配。一個高效的官僚制度能明確且迅速地完成這種分配過程。而此過程中,「人」的個體自主性和獨立思考成了官僚達成目標的障礙。為了掃除這些障礙,官僚系統被賦予「行使合法暴力」的權利,於是便有了國家機器 (State Apparatus) 的出現;政府官僚得以確保社會運作不被破壞或擾亂,並持續地為特定階級服務。而同樣地,背後依賴著「壓制性機器」 (Repressive Apparatus) 的大學官僚便有著「推行各種防疫」的權利,來規範一些不符合集體理性邏輯的行為。強制打針、安裝閘機等等的行為都是這些規範的一部份。

官僚與結構暴力

上文提到所謂的「壓制性機器」,即由法律、制度、執行機構所組成的體制,是為了合法化官僚暴力而出現。這裡所說的暴力,最根本指的是直接暴力,如人類學家大衛.格雷伯 (David Graeber) 所說的「用木棒把他人打到頭破血流」的暴力。格雷伯以一個真實例子說明官僚與暴力的依賴關係:美國大學曾有研究生進入圖書館時,因拒絕出示學生證,而遭電擊。這個例子並不誇張,甚至似曾相識:在年初「唔show證」不合作運動中,有參與者與保安發生肢體衝突,而學校也在三至五月期間,聘請俗稱「啹喀兵」的尼泊爾僱傭兵作保安。由此可見,官僚寄生於實實在在的暴力,「這樣的結構只能用暴力威脅來創造並維繫」[2],而這結構又衍生出其他形式的暴力。

暴力最廣義定義為在不平等的權力關係中進一步剝削、打壓或排斥無權勢者的行動。而大學官僚所表現出來的廣義暴力,體現在其與學生溝通之中。首先一般學生無法與官僚對話,更不要提管理層(但學校管理層是否最高決策者,這答案就不言而喻了)。而能與學校對話的,只有學生代表,及中央組織成員。但根據筆者的經驗,這些「對話」其實都是「假諮詢」;往往所商討的校政議題如閘機、打針等,都是高層內部已自行下了決策,學生提出的要求,不是被敷衍會交由其他部門跟進,就是被告知會轉達至管理層。學生希望爭取權益,第一步就遇上官僚鐵壁,而這也與官僚性質有關——官僚本身就依附特定階級存在,其中立之處在於其並非最終決策者,而只是執行工具,亦因此得以成為決策層與基層持份者之間的阻隔,或緩衝地帶。但學校得以舉行「假諮詢」,打針一事上汪副校得以「撥冗」一小時便完成會面,最根本原因就暴力威脅所維持權力不平等,「若使用暴力,就可加諸專斷的決定,因而無須進行較平等的社會所特有的論辯、澄清與不斷協商」[3]。而這種暴力體制,從來都與資源配置有關,所以接下來,我們要問的是:大學官僚服務的,是哪一種資源分配制度?

大學官僚,為誰服務?

不同於政府官僚是以整個社會為單位,中大的大學官僚是以大學校園為單位。政府官僚以維繫社會穩定及維護當權者利益為首要目的,而大學官僚的功能則在於提高學術產出。在理性化的世界中,確保學術產出的首要條件便是確保源源不絕的資金能分配到各大學系的研究部門。但若然是以此為目標,那為何中大的官僚會作出安裝閘機,強制打針等一系列加重運作負擔,且對學術產出毫無幫助的「反智」決定?

要回答這個問題似乎不難: 2016 年迎新特刊一篇文章〈操縱從未間斷——UGC的罪狀〉[4] 便指出,對中大官僚而言,UGC「像老闆一樣,手握院校撥款,便以大學競爭力夠不夠高,科研出不出名等標準來分配資源。」也就是說,政府掌握各大大專院校的生死命脈,大學官僚本身便依附政府官僚之中。而大學推行上述「反智」政策的原因似乎也就不難理解了:大學官僚不得不自我規範,政策上與政府官僚站隊,從而希望繼續獲得政府官僚的資源。但在目前社會氛圍下,大學獲取政府資源的過程並不順利,例如去年有建制派議員批評中大撥款申請後,校方主動撤回申請 [5],這種危機讓大學官僚感到焦慮,而更急於實行化解此危機的政策——也就是說,現行政策「反智」之處在於官僚考慮資源獲利先於持份者利益。另一方面,這種焦慮為我們帶來了現實問題:試想若然能不裝閘機、讓同學決定自己需不需要打針,將原本因官僚決定而浪費的資源放在宿費減免,提升員工福利的話,校園難道不會變得美好嗎?

結語:員生共治精神,破滅的神話?

在學生會行政架構停擺的當下談論員生共治似乎有點不切實際,然而,員生共治的精神始終不在於學生會的存在,而是在於學校的員工和學生能不能共同決定學校資源的使用。故此員生共治重點從來不是學生和員工彼此競爭,從校方手中能獲配多少資源,而是學生和員工能不能各自組成代表自身的團體,共同討論資源分配與運用。

我們從來不應該把自身的命運交付於他人,若然我們希望能享有負擔得起的宿費與膳食,與自由通行的校園,我們就必須重思大學的官僚制度與我們本身自我管理能力:現在的校園是我們心目中的校園嗎?我們能自主決定理想校園的模樣嗎?學生和員工都需透過自我管理來鍛煉我們自身的能耐。保持這種菱角分明的態度來實現自我充權,才是員生共治的精粹所在。

[1]可參考:http://cusp.hk/?p=3779

[2]《規則的烏托邦:官僚制度的真相與權力誘惑》,大衛.格雷伯 

[3]同上

[4]可參考:http://cusp.hk/?p=4806

[5]可參考:HK01,《建制派擬否決中大新實驗大樓14億撥款 中大臨陣撤回財委會申請》

https://www.hk01.com/%E6%94%BF%E6%83%85/592096/%E5%BB%BA%E5%88%B6%E6%B4%BE%E6%93%AC%E5%90%A6%E6%B1%BA%E4%B8%AD%E5%A4%A7%E6%96%B0%E5%AF%A6%E9%A9%97%E5%A4%A7%E6%A8%9314%E5%84%84%E6%92%A5%E6%AC%BE-%E4%B8%AD%E5%A4%A7%E8%87%A8%E9%99%A3%E6%92%A4%E5%9B%9E%E8%B2%A1%E5%A7%94%E6%9C%83%E7%94%B3%E8%AB%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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