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多爹

自中大學生會宣佈解散以來,學生組織陷入癱瘓狀態,圍繞學生會解散的爭論不斷,爭論的立場無非是「代表會並無解散學生會的權力」以及「十字架唔係你孭唔好咁多嗲」。 然而,筆者認為討論重心應放在出路,及由各學會重構學生會的可能性。我們急需召開一次各學會的大會來商討學生組織的未來。未來學會之間的溝通合作應該如何進行,則是這次大會的首要討論事項。因此,本文並不打算探討究竟學生會有否解散,反而希望在學生會中央權力真空的當下,透過借鑒其他學生組織,來重思學生會之於大學的重要性,以及學生會其他可行的運作方式,冀能啟發關於學生會出路的討論。

沒有學生會的大學:北京大學的例子

五四時期的北大(不是現在的北大)雖為運動的發源地,但初期的學生組織遠非積極進取,學生對運動的激進化很大程度上是由校長蔡元培和歷史的巧合推進出來的。早期的北大從京師大學堂演變而來,校園風氣極為保守——為了大清王朝存續而建立的高校,不可能有進取的學風出現。讓校園風氣煥然一新有數個因素:一是蔡元培積極推動學生組織的成立;二是當時的知識分子大多對政府不滿,傳統思想的腐朽導致他們極度渴望改革之風,使學風自由,思想百花齊放,當中無政府主義等激進思潮甚為普遍;三是社團活動長期包括各種教授,教員和學生長期在校政議題上交換意見,共同決定具體校園事務的安排,甚有員生共治的雛形。

故此在蔡元培治下的北大,要成立學生組織只需知會學校一聲,便可自行處理學會日常事務。到了 1918 年初,各種課外社團層出不窮,這些組織在學校登記過後由其會員自主運作。蔡元培一直認為若能自治就不需要他治:「學校事情本來很簡單,學生都可以管 ,若都讓給管理員,學生便不知不覺的把所有的責任都交給管理員,自己一概不管的樣子。譬如住在旅館的人,公文要件都交在櫃房,自己也就不注意了。」而這也為後期成立且動員力強大的北大學生會奠定了基礎[1]。

從北大的事例可見:一所保守的大學可以沒有學生會,但是一所具社會使命感的大學不能沒有學生會,而學生會的成立是建基在活躍的校園氣氛和公民社會之上。若然中大仍是一所具備文化理想的大學,是不可以沒有學生會的。有沒有學生會,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同學的自治意識,若同學希望自治,那下一個問題便是,在目前學生會停運,系屬會仍然存在的情況下,我們還可以有怎麼樣的學生會?我們的未來可以往哪邊走?

我們可以參考一下英國以及台灣的學生會,探討學生會的其他可能性。

英國的學生會

英國的學生會大多以英國國會下議院的政治制度、非牟利機構的公司方式營運。

英國的下議院由不同選區的選舉組成。在大選中,每一選區以得票最多者當選投票制選出一名議員,擁有最多票的候選人才可勝出,而每名投票者只可在一個選區中投票。以牛津大學的學生會為例,牛津大學的學生議會以議會主席、民選的帶薪幹事官員(Sabbatical officer)、來自不同選區(不同的宿舍和學系),以及活動職員(Campaign officers)組成。任何人都可以把議案帶到學生議會中進行表決及通過。議會的執行者則為行政會議(或稱為內閣),行政會議的成員如下:幹事會、每個活動的職員各一、選區代表兩名。學生會作為非牟利團體,除了行政會議,還有各種寄託人以及委員會,委員會構成的要求頗為複雜,不在此詳述。

我們在此應把關注點放在學生議會的組成方法:牛津大學學生會以宿舍為單位,我們大可以科系為選區單位,每個科系按照人數比例選出代表參與學生議會。然而比起複雜的英國學生會制度,台灣的學生會制度或許更值得我們借鑒。

台灣的學生會——以台大為例

台灣的學生會以三權分立方式運作,行政、司法和立法機關同時存在。

/立法機關/
代表全體學生的最高民意。台灣學生會的代表產生方法是由各選區學生直接選舉產生的,並按照比例以分配學生代表的名額(即從各學系中按照人數比例選出代表,例如每個學系可選出一個代表,而人數較多的,例如醫學院則可選出 3 個代表),代表大會的職能為監察各部門的行政,同時設立執行委員會處理各種事務(包括選舉、投訴、監督委員會等等),委員會經由代表大會互選產生。

/行政機關/
首長(即學生會會長)由全民投票產生,會長需透過向代表大會提請,經由代表大會同意組成行政內閣(即各大行政部門,包括秘書處、財務處、學權部、學術部以及政策部門)。會長亦須持續向代表大會交代行政情況。

/司法機關/
法官可有9名, 均需通過學生會會長向代表大會提名後推選出來, 法官可互相推選出首席學生法官。學生法官解釋規程及仲裁爭執,此與中大的司法委員會相似。

上述所有職位與代表任期均為一年。

中大的情況

隨著代表會解散,學生會中央立法組織架空。而建基於目前屬系會仍存在的情況,我們可以從以下數點入手:

  1. 我們要求校方交代立場:是否完全排除學生會的存在可能?若然不是,我們則要求校方確保在新學生會成立前過渡期間一切房間、資源供應如常,同時就具體的學生會重建時間表展開討論,開誠佈公地與眾同學交代。
  2. 書院學生會和屬系會可推舉一名代表組成臨時議政平台,議政平台須具體討論學生會重建藍圖,繼而重新與校方展開對話,商討在學生會目前機制癱瘓的情況下的未來出路。
    參考英國幹事官員以及台灣代表大會的委員會做法,在議政平台成立臨時常務委員會、臨時秘書處平台安排開會事宜以及與校方聯絡等事宜。
  3. 各系屬會召開會員大會,並在會員大會中商討各校政事宜,包括:學生系屬會應否向 OSA 註冊?我們與校方談判的底線是甚麼,是否全盤接受校方開出的條件?理想中的學生會改革藍圖以及時間線是怎樣的?
  4. 員生共治不可無教員(管理層無法代表教員!),我們積極呼籲教職員也參與到這場有關學生會未來的討論之中,真正實行員生共治。

結論:這個年代需要點「理想主義」

「哀我中大學生會」,令人悲哀的是學校的打壓,是社會氣氛的絕望。但是若然放棄對未來的想象,便淪為「哀我中大學生」,其時連「中大人」一身份也將不復存在,便只能無聲哀悼。這個時代需要點「理想主義」,我們需要敢於想象未來的人和敢於將計劃付諸行動的人,否則我們將扼殺掉學生自治的任何可能性。本文旨在拋磚引玉,期望中大人共議學生會未來,一同抵抗學生會的「死亡宿命」。

註:
[1] 北大學生會在1919年成立之後,針對時政多次發表宣言,並與北洋政府展開多次對抗,在後期甚至提出北大校園的計劃書,具備學生的武裝力量——北大學生軍,對外對內均正式代表北大發言,其權力之大讓人咂舌,而這很大程度是建基於當時北大學生其作為中國重要大學的地位甚有自知之明,以及其有效動員的組織制度,使北洋政府不得不對北大學生會讓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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