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符號與酷兒——驕傲遊行的另一種想像

文：櫹槮

當前社運空間緊縮，參與性別平權運動是不是只得去彩虹市集（rainbow market）打卡消費或在 IG 上 repost 別人的文案？除此之外還有其他可能性嗎？

本文基於 2021 年「彩虹市集」的案例，探究香港酷兒文化及平權實踐當中，展露出的消費主義傾向，並且試圖分析消費、符號與身份在市集空間內的互動關係，尋找使酷兒運動更具外向影響力的可能性——酷兒文化及性別平權行動不只局限於性少眾群體之間，它需要突破圍爐小聚的商業化形式，並廣泛吸納公眾參與，使持有不同性向、階層、文化身份的人共感異質經驗，從而孕生變革公共社會的能量。

• 從街頭到市集：驕傲遊行及其爭議

驕傲遊行是酷兒宣揚性別認同、爭取法定權力和公眾接納的街頭運動。香港驕傲遊行始於 2004 年，於 2018 年創下 12000 人參與峰值，其後卻受制於政治環境和防疫管控停擺三年。2021年11月，承辦組織「香港同志遊行」將街頭遊行轉為市集，組織商家設置攤位販售商品以宣揚相關理念。迂迴的姿態、濃厚的「資本氣息」以及行動的封閉性，使是次活動引發了一定的爭議。例如一眾來自本土酷兒社群的成員及支持者，當日在會場外舉出“Free queer from capitalism”等標語，批評資本操控下的彩虹市集「中產」意味濃厚，侷限於消費的性別平權實踐邊緣化了老、醜、肥、窮的酷兒群體，且將時間定為週六是不親基層的表現。酷兒運動作為推動自由平等多元價值的實踐，需要關注資本主義框架背後的不公義及其改良的可能性，而非一味迎合資本操縱。

而面對異議，本次參展的彩虹商家Pride Lab發文回擊稱，現行資本主義體制下，依託消費主義激發同志運動是合理常態，不應把性小眾消費主義傾向放大作為平權焦點。性小眾及支持者憑藉自由消費實現自我表達，揀選價值觀相符的商家與產品，此番論述預設了彩虹商品的符號價值，是酷兒群體可以主動將性別解放和平權的願望，投射到作為客體的產品上，通過消費完成自我身份的構建，和宣揚平權理念。

以本次市集攤檔 Azure & Rainbow 售賣的飾品為例（見下圖），彩虹色手機殼和項鍊皆為簡單且易於機械複製的商品。基於酷兒文化的語境，性小眾及支持者們能夠解碼此類彩虹色項鍊的意涵——各式性取向與性別認同應當被平等對待。由此，廉價的塑膠製品得以與性解放、多元包容等意象連結，在資本主義框架下的消費中成為表露性取向、對衝主流異性戀文化的符號。但脫離平權的空間，彩虹色仍然是普遍可見的裝飾色，缺乏實際功用的塑膠項鍊無法延續彩虹市集中所宣揚的張力並被非酷兒群體解碼，僅作為庸常而廉價的複製品存在。

進一步結合關於「抵抗」和「收編」的亞文化理論，原先為抵禦主流而展露出反對姿態的亞文化在被批量複製的商品化過程中重新被主流收編。同理，酷兒商品雖存有一定的積極面向，卻也將此類亞文化籠絡到主流之中——彩虹色符號被轉化為批量生產且唾手可得的商品，非性小眾人士也可以挪用其作為表達個性的裝飾，酷兒文化原先叛逆的稜角被鈍化，繼而無法製造越軌的抵抗性。

• 消費、符號與身份構建——迪士尼式的「平權」景觀

「商品消費」和「身份認同」在相互角力中形塑彼此，酷兒身份認同的構建與實踐，深受特定文化背景及其互動場域的形塑。借助「迪士尼景觀」概念，我們能更好的評估彩虹市集作為平權實踐的效力。

「迪士尼景觀」通常用於形容商業符號構成的景觀，其中的公共空間受私人部門和資本把控，空間使用受制度規範的嚴格侷限。本次彩虹市集在觀塘區工廈 THE WAVE 內舉辦，相比開放的街頭空間，此處與外部有明顯區隔，且受嚴格規管。60個商戶機構及酷兒團體入駐擺攤售賣商品，會場外部則設有分流疏導的柵欄，逾百人排隊輪候時長逾2小時。對性小眾群體而言，宣傳性別多元的海報、彩虹色舞台以及旗幟等裝置連同商品，搭建出充滿酷兒符號的迪士尼式「平權」景觀，在安全、被規管的封閉工廈空間內，築造出具有性別包容基調的多媒體經驗。此類反覆演繹溫馨互動的嘉年華空間，或許可以予以酷兒群體愉悅的觀感體驗，卻與「真實」的街頭以及性別觀念非友善的社會現實相距甚遠。

圖源 立場新聞

除了溫馨卻失真的官能體驗，迪士尼景觀得以將文化轉為商業和社會控制的重要力量，透過視覺意象和實體空間的控制，操縱社會的多樣性，繼而被現代都市購物中心仿效。本次彩虹市集也承襲迪士尼樂園的特質，規整地將空間劃分為三大區塊，揉和了交易、展覽和互動打卡的功能——Market Zone 內入駐了 30 個不同種類酷兒商戶檔攤；Stay in Love Zone 佈置 20 個贊助企業團體的活動攤位；而 Pride Zone 陳列出各種彩虹裝置以供打卡拍照。其中，贊助攤位不乏出現大型企業和國際組織的打卡點，如 J.P Morgan 在場內擺設印有 Pride字樣的橫幅，歐盟駐香港辦事處懸掛彩虹旗與各成員國國旗。此類攤位缺乏實際功用，主要用於展示贊助商的品牌面貌，以提高其公眾聲譽。

由此可見，彩虹市集的空間劃分顯現出資本的形塑。相比更具隨機性和流動性的街頭活動，市集在商業力量和空間規管之下，體現出更強的控制力，無論是觀光者還是參展團體，都需按照資本和規劃的邏輯有序行動。由於迪士尼景觀內的商鋪和顧客都更為重視商品的符號意義——前者通過對商品的展示和宣傳，建立「彩虹友善」的商戶形象，後者則通過觀光和消費，為自己加冕酷兒身份。商戶對商業利潤的計較，以及彩虹群體對產品功用的苛求同時被懸隔，眾人沈湎於平權與性別友好的嘉年華氣氛之中，享受酷兒身份建構與宣揚的快意。

不可忽視的是，會場內仍躍動著去商業化行動，以及擺脫自上而下管束的嘗試。 部分公益組織在市集內免費派發避孕套、愛滋病檢測盒、宣傳海報等福利品， 而少許未獲配攤位的組織也隨客流排隊入場，借用正式攤位或空地派發傳單自我推廣。但即便保留了非商業的元素，彩虹市集仍無法脫離資本規管之下的迪士尼模式——惟有花時間排隊進入「迪士尼樂園」並以消費為手段參與其中，酷兒群體才能完成所謂的「平權實踐」。侷限於小部分酷兒群體的互動從而喪失了向外輻射的張力。

綜上，彩虹市集作為迪士尼景觀製造出虛擬空間與現實世界的隔離，演繹 出一場虛擬的平權運動——缺乏對主流異性戀文化的抵抗力，反而主動接受商 業和管制的收編。即便可以暫時扶持本土彩虹經濟圈，從而滋養部分彩虹社群與商家發展，但嘉年華的煙火消散後，酷兒群體仍然處在日常規範的陰翳下，性小眾仍被視為「少數的他者」。

消費是一種日常行為，但追溯酷兒亞文化運動的脈絡，「異常」卻是其活 力的根源——譬如身著誇張服飾、腳踩高跟鞋的男性走上街頭展示張揚甚至具 有冒犯性的亞文化風格，能夠向異性戀為主流的社會宣揚平權理念以抗衡歧視。相反，彩虹市集中的酷兒行動在規範監管下進行，非政治化的商業包裝和小圈子內抱團取暖的形式，使其喪失了街頭的冒犯性與交互性，既無法有效涵納主動參與平權的酷兒群體，也無法與社群之外的大眾對話，強化了不同性向之間經驗與情感的隔離。

• 探索可能性：移工同志驕傲遊行的啟示

Pride Lab 等彩虹市集支持者的論述重在強調香港今日的政治現實，以此解釋性別平權行動中愈加濃稠的商業化、封閉化、保守化傾向，將資本化的轉向 描述為緊縮環境下的無奈反抗。筆者認為，面對急劇收窄的社運空間，和無法申辦大型街頭集會的現實，酷兒路線不應被框定於圍爐取暖式的自欺，也無需止步於街頭抗爭的正面形式，我們可以嘗試與其他維度的社會議題連線，打破原有的群體隔離以互通情感經驗。

與市集相隔半月，數十名外傭在11月28日從遮打道行至愛丁堡廣場，利 用室外公共空間以歌舞、演講等形式完成了2021年香港移工同志驕傲遊行。 這場小型集會相較彩虹市集更具開放性，除了外傭群體，本地酷兒社團、 NGO、大學生等市民亦作為支持者前來聲援。作為推動性少數群體異質經驗流向不同群體或階層的實踐，移工驕傲遊在今日香港具有廣泛的啓示性。

即便規模有限，活動中的酷兒論述能夠將性別議題與勞工、階層、族裔等結構性不公義密切扣連，以街頭活動為曝光點吸納不同持份者的矚目，從而對當權者產生衝擊。例如策劃人 Betty 受訪時重點強調移工同志長期面對雙重歧視——一方面被視為低下階層受資本主義勞工體制的剝削，另一方面由於同志身份被排斥於主流之外。此類平權實踐作為宏觀議題和個人微觀處境的連接點，將階級、性別等宏大結構性議題與酷兒的個體感受縫合，孕生撼動社會文化與公領域現狀的潛能。

因此，相比倚仗彩虹符號或圍爐狂歡，酷兒運動需要在回扣日常生活，積 極吸納不同群體的參與，使更多人在實踐中更新對於性小眾群體的態度和情感，並將酷兒精神內化為常識性的價值取向。即便處在社運空間急劇緊縮的香港社會，具有主體性的個人仍可以主動思考如何定義愛、性向與身份認同，並與他人產生具體的交互連結，進而推動社會情感結構的流變。由此，性小眾將不再是被抵觸的「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