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社會主義是被民主化終結的嗎？

文：雲雪

1991 年蘇聯解體，這曾頑強抵抗帝國主義，在人類歷史上首次結束資本家統治的大國，對在西方殖民主義羽翼下欣欣向榮的遠東小島香港來說，不過是世界資本主義潮流中的一個意外，而正因如此「社會主義」大國迎來其覆滅的命運，資本主義陣營正式宣告「歷史的終結」。蘇聯的潰敗似乎證明了自由主義民主與市場的真理，而香港面臨其主權被移交至另一個進行所謂「社會主義改革」的大國在即，由於其所享的殖民資本主義經濟成果，使其「解殖」之途顯得曖昧不清——到底是應被理解為繼承其宗主國資本開拓精神，參與「社會主義改革」，抑或是透過參與改革以其殖民遺產作服務？在解決香港「解殖」的曖昧困局前，有一個前提必須被解釋清楚：蘇聯的社會主義道路必然是死路一條嗎？蘇聯和東歐各國執政的共産黨結束執政地位並實行多黨制，往往被視爲「社會主義制度」終結的標誌。蘇聯解體固然是一件影響國際局勢和蘇聯地區居民生活的大事，但蘇聯的所謂「現實存在的社會主義制度」是否終結於解體，或是終結於戈爾巴喬夫執政時期實行多黨制，則要再仔細審視一番。

一、一種神話：蘇聯亡於親西方勢力

不管一個人是支持左還是支持右，是喜歡哈耶克還是喜歡馬克思，大體不會否認香港是資本主義社會。大地産商、大金融公司的統治滿目可見，工薪階層要給老闆打工也是一種常識，大家都眼瞧著市場物價的波動。但目光轉到蘇聯，蘇聯什麼時候開始變成資本主義，則有不同的説法。内地在毛時期，出了一堆文章、小冊子，説赫魯雪夫搞修正主義，在蘇聯復辟資本主義，甚至是搞社會帝國主義。後來鄧小平推行改革開放，逐步不提「蘇修」了，又承認蘇聯搞的是社會主義。至於爲何改了對蘇聯的定性，官方理論界也沒有詳細解釋。

當然，放我們現在來看，赫魯雪夫時期自然談不上是資本主義社會的，那時的蘇聯没有資本家，生産不靠市場來調節，而是要靠國家的經濟計劃，甚至絶大多數的生活用品都由政府來定價，不會隨便因市場供需不同而有物價波動。但蘇聯有貧富分化啊，有給官員享受用的特供商店啊，他們的物質享樂不是靠剥削普通民衆得來的麼？是的，蘇聯有嚴重的貧富分化，政治上没有充分的民主自由，官僚們巧取豪奪，以合法或非法的手段獲得豐厚的物質享樂，他們的物質享樂無疑是普通民衆的血汗，但這種剥削方式與資本主義下老闆對工人的剥削方式不同，不是從一個個所屬企業中拿分紅，而是從社會總的財富中榨取。

説到現在，中國解釋蘇聯史，自然是把戈爾巴喬夫視作讓蘇聯解體、「社會主義制度」失敗的大罪人。所以中國官方强調兩條，一是要警惕「西方和平演變」，二是要「堅持黨的領導」，絶對不許像戈爾巴喬夫一樣搞「多元化」、「政治開放」。而戈爾巴喬夫搞政治改革的原因，又是因爲搞經濟改革失敗了，所以要從政治改革上謀求突破。於是在中國的敘述中就存在這樣的故事線：

戈爾巴喬夫的經濟改革失敗→推行政治改革以動摇蘇共領導地位→反社會主義的親西方勢力得到解放→親西方勢力最終解體了蘇聯→親西方勢力在俄羅斯等國使用休克療法恢復資本主義。

這條故事線的内在邏輯是，捍衛社會主義需要有一個共産黨居於絶對領導地位，可以説黨在社會主義在，黨亡社會主義亡。中國的敘事强調政治改革發生在經濟改革失敗之後，是經濟改革没有出路，戈爾巴喬夫與蘇共領導層才從政治改革上找出路的。

二、蘇聯的改革時間線：政治與經濟改革並行

我們先不提蘇聯的經濟改革成敗與否，就歷史真實的時間線來看，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從來都是政治改革與經濟改革並行的。

 1986 年蘇共二十七大正式提出要實行改革，只不過其改革内容還很温和，如鑑於當時蘇聯經濟發展緩慢的現狀，提出了改「建成發達社會主義」的目標爲「進入發達社會主義」；反對黨政不分，反對以行政手法來指導經濟活動等，大體範圍不脫離其他東歐國家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初的改革内容，甚至遠没達到匈牙利的半計劃半市場經濟改革尺度。但内容上政治與經濟内容均涉及。

爲貫徹之前的改革原則， 1987 年蘇聯制定《企業法》，明確規定「企業是社會主義商品生産者」，「企業是法人，具有獨立的一部分全民財産和獨立的資産負債表。」[1]。依馬克思的概念，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産與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産很大的不同點就在於，資本主義生産是商品生産，企業生産商品是爲了銷售並獲得利潤；而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産是爲了人的需要，而不是爲了獲取利潤的「商品生産」。在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社會裏會有商品生産，但這也不屬于社會主義生産，而是殘留的資本主義經濟。[2]

 1990 年蘇共召開二十八大，是蘇聯體制真正意義上的轉捩點。政治上提出：「蘇共不謀求壟斷權，準備同一切擁護革新社會主義社會的人進行對話和合作。」這算是正式確立要發展多黨制。但蘇共對於民主還是很有保留的，如蘇共雖然在此次大會上出現了綱領派別，但大會仍明確規定：「蘇共内部不允許建立具有自己内部紀律的派別，但並不限制共産黨員在辯論過程中按綱領進行聯合的權利。」即此時的蘇共仍不允許黨内有組織性派別存在，只允許在代表大會召開期間組成綱領派別。經濟上的改革並没有終止，反而仍然是重點，而且提出了「實行市場經濟應該是進行徹底的經濟改革和改善國民經濟狀況的主要内容」，「向市場經濟過渡」，「市場經濟是排除過時的國民經濟行政命令管理體制的唯一選擇」，即明確表示要放棄計劃經濟，而在所有制問題是，又指出：「當前所理解的市場否定了單一所有制形式的壟斷，要求多種所有制，經濟與政治平等」，即要以大力發展私有制爲目標。

三、中蘇改革的同異

現在中國方面的論述自然只著重戈爾巴喬夫政治改革的「失敗」，而不强調經濟改革上的問題了，因爲比蘇聯還早兩年，在 1988 年中國新修訂的憲法同樣寫上了：「私營經濟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補充。國家保護私營經濟的合法的權利和利益，對私營經濟實行引導、監督和管理。」而更早一些的《國家體改委關於一九八八年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總體方案》則稱：「深化企業改革的方向，就是要解決全民所有制企業政企分開和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的問題，在不改變所有權的情況下，把資産佔有權、使用權、支配權交給企業，强化企業在經營上的責任……逐步把企業推上市場競爭、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軌道。」這其實就是使「全民所有制」企業（國企）以追逐利潤爲主，成爲一種國家資本主義企業。90年代中國大量國企倒閉和當下央企壟斷的格局，其實在此時便墊定了。198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的《關於價格、工資改革的初步方案》則稱：「國家調控市場、市場引導企業。」既然企業由市場引導了，那其實換句話説這就是要建立市場經濟，只不過没用「市場經濟」這個詞而已。

這樣對比下來，在中國官方話語裏，蘇聯改革的失敗，重點是没有能維護好黨的執政地位，至於經濟方面，反而與中國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改革有諸多相似之處，即發展私營經濟（即私人資本主義經濟），發展市場經濟。再簡潔點説，就是放棄社會主義的目標[3]，擁抱世界資本主義。也可以説，從1990年起，蘇聯社會主義就終結了，不管蘇共二十八大怎麽談「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無法掩蓋這時的蘇聯已放棄嚮社會主義社會過渡。

而中國官方津津樂道的成功之處，便是没有像蘇聯一樣實行多黨制，没有導致國家分裂，没有走全面私有化，没有嚴重的經濟滑坡，而以國有資本巨頭爲主導建立了穩定的市場經濟體制。但不管結果如何，當時中國與蘇聯有共同的經濟改革目標。蘇聯解體後，也不是所有原加盟共和國都没能實現蘇共二十八大的改革目標，如白俄羅斯便算是一種「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殿」的「成功」典型，形成一種官僚資本主義。而把蘇聯解體、後來俄羅斯休克療法中出現的各種問題歸到民主化上，正好也便於營造一種「民主化原罪」，以增强中國政府當下的合法性。

四、蘇聯的始與終，兩種不同的民主

但蘇聯社會主義的終結，是由於實行民主化和公開化上嗎？對比中蘇，似乎真可以有這種印象。但我們再往前追溯歷史，會發現同樣多黨輪換的早期蘇俄—蘇聯，爲何就没有發生「解體」、「社會主義終結」這樣的事情呢？早期的蘇維埃實行多黨制，如 1917 年 6 月 16 日 — 7 月 7 日（俄曆 6 月 8 日 — 24 日）召開的第一次全俄工兵蘇維埃代表大會共有 1090 名代表，其中社會革命黨有 285 名代表，孟什維克有 248 名，布爾什維克有 105 名。而到 1918 年7月4—10日召開的全俄蘇維埃第五次代表大會時，共有1164名有表決權的代表，其中布爾什維克 773 人，左派社會革命黨353名，社會革命黨最高綱領派1名，無政府主義者4名，孟什維克國際主義者 4 名。很顯然，早期黨制的蘇維埃没有導致社會主義終結，反而不斷推出一個又一個社會主義性質的措施，不斷加大國有化力度，對企業實行工人監督，實行土地革命。而且這種多黨制可不是「政治協商」下放入蘇維埃的政治花瓶，蘇維埃實行的是比例代表制，不同黨派是通過競選參加蘇維埃的。倒是後來蘇維埃中黨派多樣性逐步停止，社會主義也同時變得缺乏活力，越來越充滿官僚主義氣息。

後來的各個「現存的社會主義」政權營造神話，説是社會主義必然實行一黨領導制。但蘇維埃的早期實踐已經打破了這種神話。也就是説，多黨制本身不一定導致社會主義失敗，反而可能是社會主義活力的一種保證。但爲何戈爾巴喬夫時的多黨制會導致社會主義終結呢？這與早期蘇維埃的區別是什麼？

最重要的區別便是，早期的蘇維埃是一種普羅大衆的組織，它的組織架構是自下而上的，最基礎的蘇維埃代表由工廠工人、士兵、農民依據工作單位競選産生。這就導致像布爾什維克這樣與工人和其他普羅大衆關係更密切的黨派的候選人更易當選。而戈爾巴喬夫時期的民主化改革，是官僚集團爲擺脱執政困局而自上而下的改革，各種政策先經蘇共黨高層的討論，再變成一種國家改革方案。戈爾巴喬夫建立了人民代表大會，但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一部分是由蘇聯共産黨和共青團直接選派代表産生，這首先與一般的民主原則相背，便於保證一些黨團官僚當選；選民直接選舉産生的代表已經不是那種來自工廠或其他工作單位、農村的底層代表，選民也不再依工作單位組織起來，而是像一般的代議制國家一樣，人們以地域分選區選舉代表，整個選舉過程没有普羅大衆自下而上的組織性。再後面，蘇聯又確立了總統制，後蘇聯地區的很多强人總統制，其實也確立于這時。

在蘇聯的政治改革中，首要的原則就是，無論這些官僚選擇是在黨内還是在黨外，改革都不會衝擊蘇聯原有官僚集團的總體利益與權勢。經濟改革方面，至少不能衝擊官僚的物質特權，反而要便於官僚能借機獲得新的物質特權（實行市場經濟以來便於政商結合）。顯然，在蘇聯，一場自上而下爭取「民主」，打著讓經濟重獲自由的名頭而推行市場經濟、私有制，可以獲得民衆支持而又不損害官僚的特權，是官僚們所樂於看到的結果。歷史也證明了，後蘇聯的多數國家，官僚集團在國企私有化過程中，或是國企改制過程中上下其手，成爲大大小小的寡頭。哈薩克的納紮爾巴耶夫、俄羅斯和葉利欽與普京、白俄羅斯的盧卡申科，都出自原有的官僚集團，也都與寡頭有千絲萬縷的聯繫，也都在壓制本國的民主運動。所以可以明確説，蘇聯的社會主義不是被民主化終結的，而是被專斷的官僚統治終結的；不是被反社會主義的親西方勢力推翻的，而是官僚完成了一次自我「變革」而已。而當民衆面臨著蘇聯與後蘇聯改革中一系列侵奪自己權益的行爲，卻因無真正的權力（這種權力不是給個民主普選形式就足夠了，更重要的在於民衆要自我組織起來）而根本無力抵擋，更無法去建立大衆自己的社會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