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少彬
原刊於中大學生報2014年《迎新特刊》

如果我們理解大學體制如何將我們置身於競爭的格局,或許就更能理解今日校內的疏離問題。

 

疏離,或無二致

2013/14年度,在香港中文大學的本科生裏,有14,109位本地生,1,780位非本地生,而後者之中,絕大部份屬於內地下來的精英份子,有1,374位。換言之,在校園中,約每10位同學,就有一位是內地生。

然而,據筆者所見,不論內地生或本地生,雙方同學對彼此瞭解甚少,大家就像生活在兩個平行空間,在課堂上既不會主動交談,回到宿舍更是各自修行,生活沒有任何交接。其實只要稍稍瀏覽一下本地網站或CUHK Secret等網絡社交空間,我們卻又不難看見雙方彼此的一些奇怪印象,例如本地生會覺得「內地同學喜歡在共用冰箱裏偷東西」、「內地同學不洗澡」,而內地生則覺得不少本地生是「憤青」。

究竟,在同一個校園生活的我們,何以會如此割裂?或許是因為語言,或許是因為生活習慣、文化背景的不同。這些問題本文當然難以一一處理,筆者最想探討的反而是:為何我們會對這種割裂無動於衷,甚至認為這是理所當然?最為常見的答案或會是:內地同學來港只為讀書,讀了就走,不理也無所謂。更甚者,有本地生一早認定內地同學來港「搶資源」,他們彼此之間不是真正的同學,而只是互相競逐下的敵人。因此,割裂非但不是預料之外,而是應當如此。

但,若這只是內地生與本地生的族群對立,那麼疏離的情況應該只出現在內地生與本地生之間,可是據筆者所見,本地生與本地生之間,其實也是非常疏離──大學相比中學,生活七彩繽紛,O’camp、上莊、不同學系的課堂,新入學的時候,一天就能認識十多位新同學,然卻正因如此,大多關係只能蜻蜓點水,與中學時所有同學朝夕相對而成的友誼,實有天壤之別。或者透過O’camp,上莊,本地生也會有幾個死黨,但對多數人而言,課室只是一個上完課就離開的地方,他們不會期待在這裏與別人發生甚麼聯繫,只是到了分組的時候,他們才會勉強「主動」與他人交談,但其實也純粹是為了要找組員,非如此不可而已。即便曾一起做project的組員、宿友,日子一久,以後亦難有更多的交流,可能慢慢地就會失去聯繫。但他們很多對此也不會有太多感受,沒了也就沒了。這種對於疏離的漠視,其實跟與內地生相處的情況並沒有太大的區別。然而我們到底要如何理解這種無動於衷呢?

筆者認為,要解答此問題,我們必須對當代大學的角色有些基本把握。

淪為學店的大學

大學的本質是甚麼?很多人告訴我們,大學是一個讓你追求理想的地方,大學是一個讓你追求知識的地方,大學是一個培養
獨立人格的地方……

老實說,這種空話可能只會出現在官方宣傳網站上或是學校領導面對公眾的公開演講吧。但事實上,即使是官話,其實也未必這麼「崇高」。前財政司司長、首任教資會主席梁錦松就曾指出基於全球化下競爭日漸激烈,多番強調現今教育應該如何配合全球經濟體系的轉型(由工業經濟到知識經濟),以及應該加強香港自身的「競爭力」云云,更寫道:「教育是作育英才,這一點是很清楚的,而且是前途無限,而這個前途是包括前途的『前』,以及金錢的『錢』」[1]。

說穿了,在梁先生眼中,一個掌控香港教育界生殺大權的高官眼中,所謂大學,其實就只是一間配合社會需要而訓練「人才」的訓練所。極端點說,他口中的大學,其實與「學店」無異。學生每年繳交一筆學費,然後經過數年的訓練,換取一張美輪美奐的畢業證書,而大學一方面固然是提供勞力予市場需要,另一方面亦是一隻會生金蛋的母雞,每年可以賺取數以億計的「投資」(梁錦松語)[2],與一般商店不同的只是,大學利益所牽涉的群體,及其輸送方式,遠比我們一般理解的企業複雜得多而已。(這一點稍後會再闡述) 在這樣的理解底下,我們不難想像,多間大學為了賺最多的利潤,生產最好的「商品」(即畢業證書)。

而當中一個最有效的方法,當然就是改善自身的聲譽與形象,提高學校的國際排名。因為學校的排名越高,其畢業生就愈有機會受到企業認可。這從畢業生的薪酬已可見一斑:據教資會統計,在八大院校中,除了教育學院外,畢業生薪金佔據頭三名的分別是港大、中大及科大,分別為23.6萬,22.7萬及18.6萬元,其與嶺大及城大的14萬元相比,實有一段明顯的差距。[3]更為赤裸的是,部份企業,特別是大型跨國公司,如投資銀行,國際會計所,世界500強等,一般都只考慮「三大」的學生,其他院校的畢業生可能完全不受理會。

而提高國際排名的一個有效方法就是提高國際化指標,在此,校方的首要任務當然就是對教授的論文及研究作出要求。因為這在國際排名中備受關注。就以其中一個備受注目的國際排名,QS來說,單位教職引用率(citations per faculty)就佔了整個比重的20%。也就是說,教授所研究的論文被引用的次數越多,其在QS的排名分數也就越高。因此,學校會規定教授定期要在國際學術期刊上發表論文,以提升其被其他學者引用的機會,從而提升學校排名。因此,對許多教授來說,教學頂多只是「副業」,研究才是「主業」,因為研究做不夠,隨時飯碗不保。但大學不是讓學生求學的地方嗎?為何現在教授的主業反成了與學生毫無關係的研究及論文發表?

另外,錄取外地學生亦是推動國際化的重要一環。因為國際學生及教師比例(International orientation)在QS排名中也佔了10%的份額。政府對此當然亦是大力支持,從大量提升八大院校的非本地生人數比例上限已可見一斑:98年前此上限是2%,曾蔭權上任(2005年)時是10%,到現在則是20%。因此,非本地生的比例越來越多,在排名表的分數也就越來越高。排名越高、校譽越好,籌款也就更容易。整套「治校」邏輯其實也就是一套商業邏輯。大學其實與一間商店無異,稱為「學店」實不為過。

為何是內地生?

但比起普通商店,這家學店的利益關係卻顯得更為複雜,起碼各利益群體並非如商店老闆,將錢直接放入口袋。例如對於教授來說,任何研究項目都需要一定經費;站在大學的行政角度,大學官僚只會考慮如何使自己的工作過程更加暢順,而愈多資金,工作起來則愈方便;對於校長或幾個學校領導個人而言,則可能是透過任內的政績,來增加自己的政治資本,這一點,看看中大的前兩任校長如今的公職便可知一二──李國章為行政會議非官守成員,劉遵義則為人大政協。而且,在這家學店的利益關係中,資金並非唯一考量,因為「精英」的爭取也同樣重要。教授不僅希望爭取研究經費,也希望錄取一些高效率的精英以做出更好的研究。對學校而言,收取精英則可為學校提高聲譽,如在2012年,香港大學便因錄取21名省市狀元而在內地被傳為「佳話」,並佔據了香港各大報章的版面。

但問題是:為何中大希望錄取五湖四海的尖子,結果卻吸引以內地生為主的精英呢?

說真的,對於外地同學來說,他們對香港院校的瞭解可說少之又少,別說不知其文化背景,可能連中大的名字都沒有聽過──即便中大是全世界排名100以內的大學。情況就好像我們也不很清楚許多國外大學一樣,如德國的柏林洪堡大學,法國的高等經濟商業學院,這些大學在其本土其實都是頂尖大學,但都是我們聞所未聞的名字。然而,不只外地同學,其實內地同學對香港院校也瞭解甚少,頂多聽過一些名字,但各所學校的好壞卻完全說不上,起碼對香港院校的認知遠比不上清華北大或內地的其他大學。既然如此,以上問題就越顯重要了:為何最後它卻能吸引眾多的內地精英呢?

國家教育部的支持顯然最為重要:1999年2月,教育部和國務院港澳辦聯合發文,表示同意香港的大學委托內地大學招收大學本科生,而受委托的大學都是諸如清華北大的頂尖大學,所以招收到的學子已是精英中的精英。招生第二年,上海中學、北京四中、北大附中幾間知名中學亦紛紛積極地向學生和家長推崇香港高校,宣揚考進港大和考進北大清華同樣光榮。而這種支持是世界其他地方所不能給予的──我們實在難以想像哈佛或劍橋願意與中大合作,讓中大在其大學招生。

其次,許多內地尖子都有到外地升學的想法,但自知英語能力──特別是會話──未必能一時之間達到外國大學的標準,又對外地大學一無所知,因此許多人或先考慮香港院校,希望以此作為跳板為未來升學鋪路。他們普遍認為香港的各個方面似乎都與國際更為接軌,所以有助未來到國外升學。例如就學習環境而言,香港的大學較為接近國外大學,注重學生多方面發展,一般不會以考試作為唯一評估,當中可能會有報告、導修討論、測驗及考試等,以測試學生多方面的能力。

當然,作為學店的中文大學亦十分樂意錄取內地尖子。首先,如上文所言,錄取內地尖子本身便已提高了中文大學的聲譽。事實上,在2012年,中大於北京錄取的學生中,最低分就超出了一本線[4]134分。[5]幾所香港學校的錄取線亦都超過北大、清華的平均收生分數。另外,就如先前梁錦松所言,教育本身就是一種「投資產業」:在2013年,中大就收了約5,000名內地學子來港升讀研究院,以最低學費的13萬人民幣計算,這5,000名研究生就為中大帶來了6.5億的收益。

然而,重要的還不是這6.5億的收入,而是其所為香港院校帶來的精英及國際排名。當這批精英從中大畢業以後,他們很多都極有機會進入好的企業,從事好的工作,而這當然又可進一步推高中大的國際排名,因為在QS排名所衡量的指標裏,學生就業評價(Recruiter Review)又佔了10%。換句話說,這批精英從中大畢業以後,只要他們進入好企業工作,例如投資銀行,世界500強等,那中大的國際排名又是節節上升。而以此國際排名,中大的籌款工作便更加順利。2013年,第六輪專上院校籌款配對補助金計劃,港大和中大便籌近6億款項,遠遠拋離其他大專院校,再加上在此計劃下,大學籌款愈多,政府補助愈多(此之謂配對補助金),更令中大富上加富,可見國際排名對大學之重要性。

我們都是精英──學店精英的疏離與焦慮

讓我們回到一開始的問題:無論是內地同學與本地同學的割裂,或是本地同學與本地同學自身的疏離,為何這都是「理所當然」的?上文長篇大論分析何為大學,最終想要說明的是,在全球化激烈的競爭格局下,大學作為一間學店,其收生的準則,乃是能力的高下,而族群只是其次(當然,非本地可以幫它提升國際排名,它也是樂意的)。因此只要你的成績是本地生之中最為優秀的18%,或者在內地省市中最頂尖的0.1%,就有機會入讀中大。誇張點說,其實它跟沙田火車站裏的那家7-11一樣,它不會只賣東西給沙田人,它也賣東西給美國人。只是比起7-11,它賣的不是汽水朱古力,而是畢業證書罷了。因此,來買證書的人根本不受地域限制,本地同學可以來買,內地同學當然也可以來買──只要你是精英。

而真正的關鍵是,為何「我們」要成為精英?

精英不獨是指「我們」能力出眾,還隱含了一種對生活的保障。在資本社會裏頭,能力愈大,回報愈多,「我們」之所以成為精英,可能是因為有人希望將來得到一份高薪厚職,亦可能是因為,「我們」無法承受「失敗」、「脫軌」的風險,「我們」無法確信,在欠缺大學學歷的情況下還能夠在這個梁錦松口中「知識經濟」的世代,保障自己的生活一切(記得上文的八大薪酬水平嗎?大學尚且如此,遑論只有中學學歷的人們生活如何)。因此,「我們」需要的,始終是一張大學畢業證書。亦因如此,這一種大學生的根本焦慮,注定了大學中的其他生活,上莊、拍拖、住hall等,只不過是在整個「裝備」過程中的陪襯──要玩的話,為甚麼不直接放棄大學學位,任意在世界某處自由玩樂?要去外國探險的話,為甚麼不趁自己尚年青時直接申請working holiday,寓賺錢於玩樂之中,出外遊玩?這不是說所有大學生的眼中只有將來工作的薪資數字,而是筆者相信大家都清楚明白,玩也好,尋夢也好,也是需要金錢的。
因此,文初引述的「內地生只是來讀書,讀完就走,所以其與本地生疏離自是理所當然」的解答,並非全錯。只是,更準確及更長氣的說法應該是:「我們都是來換取一張畢業證書,從而確保他日投入勞動僱傭市場之際,有更佳的勝機,從而,有一種更美好的生活。換完就走。」循此,我們不難理解,為何我們明明討厭孤獨,但我們不能讓與朋友相處的時間過度影響學業;我們大部份人明明沒有對知識的渴求,但每逢測驗、考試,還是會撥出一大堆時間,努力「讀書」(又對知識的渴求與考試有關係嗎?),務求考取一個漂亮的成績──我們都清楚,這是為了四年之後,拿到一張有競爭力的畢業證書。故此,與其說本地生漠視了其自身/內地生之間的疏離現象,毋寧說,本地生/內地生都漠視了香港中文大學的本質,漠視了一個無關族群,而是關乎我們想要一間怎樣的大學,我們究竟要怎樣的將來的關鍵問題。

 

[1] 節錄自《教育產業爭論背後的理念》信報財經月刊2009-12-01 封面專題
[2] 節錄自《教育產業爭論背後的理念》信報財經月刊2009-12-01 封面專題
[ 3 ] 蘋果日報新聞 http://hk.apple.nextmedia.com/news/art/20131003/18448156
[4] 「一本線」即第一批錄取院校的分數線
[5] 對外開放,對內改革──內地高校應對優秀生源流失:http://www.infzm.com/content/79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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