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被狒狒激死

提起校董會,你第一時間或會想起校徽事件中「出去隻揪!」的角力戰場;第二時間想起的,或會是校方近日向中大員生發出要重組校董會的諮詢文件。第三時間⋯⋯噢⋯⋯你想起,你完全不知道校董會到底是個怎樣的組織。那麼,這篇文章便很可能適合你了。

校董會作為大學的權力核心,大老闆們當然大權在握,但管治一間學校不能為所欲為,而是受到政府、市場及社會環境的影響。

每年中大有多於一半的財政來自公帑,自然受到政府的監管。大學不斷強調的大灣區、與國際接軌,不正正是配合政府所設計的區域性的金融與知識型經濟?市場的無形之手更是操縱着教育,校方吹奏的全球或亞洲排名優異(勁過港大!),不也是反映着爭奪資源與競爭力的話語?政府與市場的角色都使大學自主變得微妙,校董會作為管治機構,又怎能不跟隨這些大趨勢呢?

誰是大老闆?

在1997年前,校董會主席都是華人,看來英國佬也沒有歧視屬民。太天真了,這些華人當然不是住在徒置區的貧民百姓,而是彰顯殖民權力的資本家、議員。校董會實際是港英的權力延伸,配合政府削弱中大書院的自主權力地位。校董會的其餘成員為大學人員、立法局成員,以及海外教育機構人員,但到底是勾結共謀的華人精英,或行政官僚、知識份子的權力更大,答案應該不言而喻。

回歸祖國後,是時候解殖了吧!等等,現在參與這個最高權力機構的人似乎分別不大,對,當然還是同一班商界。

目前校董會内共有55名校董,校内代表為中大受薪人員,如校長及副校長、書院和學院院長等校内高層;其餘則包括校友議席、來自政府的立法會代表、監督(即特首)委任的議席,以及「校董會由香港居民中選任」的成員,沒錯,不是你我這些蟻民,而是身家過億的上等人。

在這一半與中大沒有直接關係的代表中,無論是監督(特首)委任,或是「民主地」由校董會選任的香港居民,實際上都是商界巨亨,可能掌握全港九成的財富——查逸超為李嘉誠外甥、鄭志雯為鄭裕彤之孫、利國偉家族的梁祥彪和陸觀豪,掌控新世界和恆生,同樣屬於利氏家族的利乾是太古集團的非執行董事;彭一庭為俊和集團的董事。「弱一點的」陳遠秀也是海洋公園的前董事。

前校長劉遵義:「管理大學如開茶餐廳,校長是老闆」,不過其實校長只是個經理

商界的影響除了有一班大老闆坐會外,還能凸顯在商業治校的意識形態。正如前校長劉遵義所言,管理大學如開茶餐廳,確實是把大學成為學店的特點描述得非常貼切。不過他也只説對了一半,校長其實不完全是老闆,因為還有更高層的校董會。

校董會像是茶餐廳的董事,校長則是負責收錢同管理店員的經理。身為最高權力機關,校董們當然不會事事落場茶餐廳指揮,也較少干預校長這些行政人員所制定的計劃(在校徽事件之前,校董甚少公開批評管理層施政缺失),而是集中管理、發展及財務事宜,即是確保茶餐廳盤數靚靚仔仔。

翻閲過去4年的校董會會議簡報[1],也許能有「更清晰」的圖像。校董會每年召開約4次會議,我們可以看到校長需要向校董報告中大近況,例如大家備受困擾的zoom教學與拍卡系統、愛國愛港的升旗禮、「優異的」大學排名、及「移除未經許可擺放在校園的雕像」。大老闆們需要了解校長就社會形勢所制定的計劃。

作為大老闆,最經常處理的事項當然是錢與人力資源——每次會議基本上都有通過財政報告,以及學院、書院及校董會的人事任命;與資源分配相關的事宜包括發展子公司如中大醫院、接受教資會的經常撥款、深圳中大的學院成立、及與其他院校的合作研究所;而大眾關注的政治性例子有學生會解散、配合國安教育和國旗法、中大在2019年受社會運動的影響等。可説是「管理、發展及財務事宜」的具體例子。

然而,整份「簡報」實在惜字如金,除了討論主題外,每個事項的内容、爭議、各成員意見,通通無法得知,甚至網站也表明校董會將不刊登不適宜披露的事項。

即使在理論上,我們能模糊地整理出校董會在社會形勢下,傾向關注子公司的發展、深圳中大,以及當今香港政治敏感的議題,但我們實在難以揣測大學高層的著眼點,以及如何看待政策對員生的影響。這種封閉和低透明度意味將員生從「最高權力機構」拒之於門外,從校內行政到校董會制度方向及監察,中大皆是以由上而下的管治模式,員生只能淪為喜歡才光顧的顧客。

結語:重組都改唔到權力架構

在低透明度下,我們無從得知這些商界老闆為中大做過什麼決定、說過什麼話。同時在商界壟斷的權力架構,我們亦不能阻止中大政策配合商界利益。回到是次重組方案,文件反複提到的提高效率,問題到底出於校内外人士的比例,還是成員背景和管治邏輯?這是理解重組需要思考的前提。

[1]:大學校董會會議簡報,取自 https://www.cuhk.edu.hk/governance/council/chinese/summary-repor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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