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秉鳳 
原刊於中大學生報 2009 年《迎新特刊》

(編按:在中學時會有很明確的目標:入大學,但很多時候讀大學只是我們跟著社會的期望。這個學科是我真正想讀的嗎?大學生身份對我的意義是什麼?雖則文章久遠,但社會脈絡已隨時代變化,Quit U已不是一個好選擇,若你有此念頭,容我借用哲學系師兄可樂的說話來嘗試令你考慮其他選項:「休學雖可恥但有用;轉系或Defer,總比Quit U好」。即使如此,我們對出路的迷惘卻沒有因時代改變而消失,反而變本加厲。楊穎仁的故事或許能為你指出另一條路,但最重要的是,選擇權在於自己手中,不論你最後決定是怎樣,嘗試在大學的生活中找到屬於自己的身份和位置。)

楊穎仁比我大九年,我入學生報傾莊時他已是報社職員,一頭鬈髮,身材高䠷而瘦,說話深入淺出。我上莊後當了總編輯,都叫做係出糧畀佢,形成了奇妙的僱傭關係。編務繁忙,我偶然對他有些怨懟,他回應我以一篇一篇他寫的,議論縱橫的文章。報社雜亂,他文氣迫人,每次回來他總一手拿起一些碗碟,一面咒罵我們這等小鬼,一面清理環境開始工作。去年九月,他重回大學校園,在浸大讀社會學,先前已經讀了兩次大學仍未畢業的他,是否能助我們瞭解「出路」到底是甚麼?

First Quit:完全的失範

2000 年,楊穎仁當時就讀中大社會學系,恰巧又是我半個師兄。時值二年級下學期,他一份論文都沒交。

「唔知份嘢點做」,他說那是個瘋狂逃避狀態。一年級時好些,初級的科目較少要寫文,僅有的勉強做完。但當時學不得其法,可以看的書太多,自己又沒有一個學習的焦點,用心寫的論文分數不成正比。升上二年級有了古典理論及當代理論等較深的科目,「一覺得自己唔識,就唔寫」。其他同學即使不太認識都可以抄抄謄謄得一文章,但他卻就是不行。

另一個他面對的難題是人際網絡。在中學只學到怎樣將自己「縮埋一嚿」,不引起任何注意;上到大學整個中學的人際網絡崩潰,並沒有特別想做的事或想認識的人,只努力地維持一個中庸的自己,上了細系,既不特別頹,也不突出。與人的關係既無法把他留在校園,交不到論文亦令他覺得「無面」回去,「那時很傻豬,遲了幾個字就不去上堂」,面皮既薄,也沒有動力回校,連校方、Tutor 打給他的電話也沒接。如果他那時拿起電話,大概可以試升三年級,那就會變成另一個故事了。

離開了社會學系是無可無不可,因為他本來就對這科的歸屬感不大。楊的父親讀工科出身,建議他讀職業治療,楊雖不清楚自己想要甚麼,卻知道自己不要甚麼——「要我鋸木連條直線都鋸唔到」。本來想揀心理,但父親想他讀社會,許是怕他不能與人交際太過自我,但結果似乎是說中了一半。

楊的父親在他大學一年級時過了身。他當時並沒有想此事對自己的影響,但事實上,家裡少了一個人鞭策自己,經濟也因為有保險而沒有太大負擔,楊才一心的「頹」下去,終日躲在家中。到母親發現時已是學校寄出最後通牒後,頓時一哭二鬧三上吊,甚至指責他是謀住幾十萬保險。他說對於一個完全迷失的人,錢不算是甚麼,但卻令他想到,自己不能投入讀書,可能是不夠異化——七年的中學生涯,過的是人哋畀乜你就讀乜的生活,不用想,不用決定,機械式的運作。當時他有朋友讀會計,跟他說只要捱幾年就能出頭云云,那年還是講 Big 5,不是 Big 4。既然母親以為他要的是錢,讀社會學又失敗收場,他就決定轉讀會計,走一條看似安排妥貼的路。

2000 年底他再報 JUPAS,報讀理大會計,等入學那段時間則補習及打了一份做倉務及入數的工。

2001 年 9 月,他重返校園,這次待了一年。

Second quit:道路在落差之中

無法繼續的原因是會計太過形式主義。讀社會學時無論自己怎樣迷失,上課上 Tutorial 都會認真預備討論,但在會計時著重的更多是 Power Point 夠不夠花巧,內容次之。那時他裝出一副外向 Look 和同學交流交際,但那些百幾蚊餐的邊爐巴西燒卻令他吃不消。他對理大同學的印象也深,覺得他們真的較靈活,隨時可找到兼職,求生力強,他卻似乎不能成為那種人。未幾懷念起讀社會學時的生活, 通識 Take 了科 Culture and Society,坐第一排,讀葛蘭西。在反差中察覺自己想讀的是甚麼,楊很感嘆代價實在很貴。

第二學期的會計課他已經全部沒上,在圖書館看理大存量不多的社會科學書籍,在通識課時遇到的講師又找他幫手做當時中學綜合人文科課程教材,既有了收入來源,而會計又讀不下去,於是再次 Quit U。「今次醒啲,收埋得耐啲」,他笑得有些奸險,沒有太快被母親發現,算是比第一次成功。後來母親一直都希望見到他重返大學,帶四方帽,那種「成功」的幻覺令楊坦言已沒法繼續,當找到更有興趣的時候,已經失去了去捱一些苦悶科目的能力。尤其一直以來信那套「平步青雲」的幻覺的並不是他自己,在理工讀那科 Culture and Society ,現在回想也許不算甚麼,卻已是他口中的荒漠甘泉。

Third path: Social movement

要將 2002 年離開理工和現在接上,還差七年。楊解釋其實很多人會將讀邊間學校,或求學階段作為一個重要的斷代指標,但對他而言則不太適用,網上生涯才是他另一階段的開始。「如果將那幾年在網上發表的字結集,夠我係中大畢業十次」,我和同訪的同學都目瞪口呆。他入大學才初接觸互聯網,最常流連的是 Newsgroup[1],而他想知道更多的問題,關於基督教。問到他是否教徒?他說從來都不是。只是當時有個心儀女生是教徒,楊希望瞭解更多關於基督教的問題,於是成為了在網上尋找探討這類問題的「非教徒」。後來女孩拒絕了他,但他在討論區裡的身份卻生了根,覺得自己在其中有了歸屬感,參與度亦高。當時參與網上討論的人質素都較高,幾千字來來去去,甚至會辦「準學術」的辯論。這是他大學以來第一個能給他支援的群體,亦能討論深入及認真的議題。他以之和學生組織對照,那時傳媒描述的學生組織都不甚了了,他自己又需要照顧長期病患的母親不敢多時在外,故此網上生涯既幫他訓練文筆,亦操練了思考。

後來甚至和群組裡的人發起較行動性的事情,包括一份「良心約章聯署」,倡議道德介定應從人出發,而非規條或信仰,抗衡某種覺得「非洲咁多人死係因為不信神」的論調。後來想和網上的朋友出書或刊物都碰釘,討論好的內容結果網友都沒有交稿,楊開始知道網上動員的侷限,但他既然發現了一些基督教界的問題,就覺得不能退縮。

在這種背景底下,某天他在理工大學校園裡看到一張基層大學(下稱基大)的海報,從此進入了另一個世界。他希望學習如何組織群眾,搞 Campaign,他若有所思地說:「如果嗰陣一個唔該見到搞青年公民黨,畀佢吸咗入去,咁就真係⋯⋯」楊認識了基大的搞手與一班很有心搞基層運動的人,當時組織性亦強,在 2003 年時他們搞了個探訪清潔工的落區行動,晚晚落區都有一定人數的隊伍,參與的同學很多。那時的基大是基層團體與工會及大專院校之間的中介,他們在院校中找同學作培訓,包括搞讀書組、落區、和不同的基層團體接觸,讓同學組織活動,如探訪基層工友或組織舊區居民,搞講故事計劃等等。

中學時經濟科是楊覺得最有趣的科目,難得與現實有關,又好像可以系統性地解釋事件。但中學經濟一味講供求決定市場價格,楊發現當中沒有解決過公平與否的問題。入基大後,接觸到更多的基層問題,開始明白單靠「論述」、「討論」、甚或「吹水」似乎缺少了一些很重要的東西,基層人士的問題不會在「吹水」間消失 ——他們仍是住在板間房、仍要被老公打、仍等不到公屋、工資繼續仍被拖欠⋯⋯要解決問題,便需要一套帶有行動性的視覺。而這與楊的關注點亦脗合,他需要一套解釋及解決社會狀況的論述,使基督徒即使放下宗教視野仍能分析社會。

2002 年底,楊開始接觸基督徒學生運動(下稱 SCM),始終在基大很少有機會討論宗教議題。SCM 本來已有社會關懷面向,楊穎仁想將基大中介者的模式引入,使 SCM 成為教會及基層團體間的媒介,2004 年開始更在 SCM 做了一年職員,雖然最後和同事的人有分歧而結束,但亦是一次理論加上實踐的嘗試。

2005 年世貿來港會議,楊在基督教關注全球化聯席做職員,明正言順參與當時的示威,亦是他第一次做直接行動。當時不覺得害怕,憤怒為何當局要攔住會場不准人進入,示威區距離百丈遠,劃開香港人在世貿會議上的位置,是一個政治運作。那時楊開始寫網誌,批評港府對示威者的措施。後來楊關注的基層議題還有許多,包括紮鐵工潮、反領匯、反對醫療私有化、社區經濟、最低工資⋯⋯

Future

由 Quit U 開始,楊的每一份工/每一個機會,都不是在網上求職版/報紙/勞工處得來,而是靠人際網絡。有些是半職、兼職、Research Job,中途也有儲蓄見底的危機,但馬上又搵到工。你話到底係咪 Quit U 對競爭力影響好大,似乎不是,楊的厲害之處是,既能每月給家用 3,000 元,又能養活自己,更儲到些錢回大學讀書。他很節儉,平時回中大總是吃 11 元的餐蛋飯,有時是 5 元三個面包,買一瓶廿多元的桂花陳已醉得舒暢,偶然放縱和女友弄一個咖啡甜酒雪糕吃。生活模式固然會引起與母親爭執,但也不算甚麼解決不到的問題。

上年 9 月他回大學讀一年級,這次他目標明確,是為了沙紙。其實早一兩年他都有盤算讀書,試過嶺南文研,又 In 過 IED。但他說其實只要目標明確,知道自己想要甚麼而去讀書,既不需要被入讀的學科限死,更毋須進入院校體制。那為甚麼要文憑(一年四萬二千一!)?那是為了將來多一點路途可選,那路途仍然指向運動而不是前途,這可能是最讓人訝異的地方吧。

對於將來運動的方向,楊有過很多很多想像。例如在基層團體任職,則可能要面對團體太小型,處理行政事務之餘已無餘裕搞政策、或者為了申請經費,勉強辦一大堆看似沒政治性的活動把時間都消磨掉,等等問題。後來他提到英國史家霍布斯邦講述工業革命時歐洲的政治鞋匠——他們真的是鞋匠,工作時間地點較自主、有時間閱讀、能接觸群眾、可養活自己,那時有一些這樣異議者。那時楊認真想過做街市中醫,奈何行頭太窄不易進入,也想過做社工,最後是教書。教書的好處對他來說是可以慢慢影響學生,正如他也會影響他的補習學生,或許能帶動他們行動;打破老師、家長、學生、學校之間的矛盾和對立,讓他們認清真正的教育問題;籌組一個更基進的教師工會。他又提到現在的自己太書生,除了第一次 Quit U 後做過倉務都沒有打過基層工,所以他又密謀考個保安牌,看看有沒有人肯請他這種手腳纖幼的保安。又或者他畢業後仍會選擇去做紮實的工人組織工作;或者做主流傳媒,摸索主流論述是怎樣砌成的,「又或者,我讀上去,行學術呢⋯⋯」

他就是一個這樣的人。

路是一條還是多條, 在於你主不主動去理解周遭的環境, 認清教育和現實的差距。一般人的思路是當發現個人問題不能靠個人解決時,就要訴諸社會。楊是倒過來的,他一開始就問憑甚麼講個人利益,既然社會條件本來就如此不公,為何要從個人出發。所以他從來都是想怎樣把自己放到對運動最有用處的地方,那已經不是個人前途的問題。

中五會考放榜,他一心與心儀的女孩原校升讀中六,努力讀到 28 分回來。可是他喜歡的女孩子不能重返原校。當年選科,喜歡寫作的他理應選文,但為了社會上所謂「較美好的前途」而選了不甚有興趣的理科,相反女孩是出於興趣選讀的,楊覺得自己等於是搶奪了她的位置。於是他開始質疑:「我怎可以說自己的家庭比別人的家庭重要,我條命又如何比他人的有價值」。說到這裡他有點激動,那神情,在很多次聽他說起某些不公義的事情時,反覆出現。

後記

楊穎仁在訪問裡兩次提到,後悔當年沒有參加學生組織,例如上報社。我笑說「如果你上咗報社,依家就係我老鬼了」,他答道,那又有甚麼分別呢?我和他一樣讀社會學,二年級下學期我 Take 了當代社會學理論,錯過了一些課堂,追不上閱讀進度,不願意蒙混過關,結果也不合格。但我想我來年會畢業。在學生報,在和楊穎仁的相處之中,我想我繞少了許多路,當然楊在那些額外的路上看過很多我看不到的風景,我面前的路也不見得筆直,但我們在此處相會,各有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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