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我如何逗利是

文/狒

大學要辦得成，並不是有塊招牌、一兩句口號就行。問誰拿錢，錢怎麼用，通通決定了大學的獨立程度。大學創立伊始，手空空無一物的新亞書院拿的是美國雅禮協會的錢 [1]；聯合書院拿的是國民黨的錢 [2]；崇基不必多說，教會自然財政豐厚。三院合併之後，政府每年投入大量公帑到高等教育，亦離不開包括恆生、利氏家族的捐款。

去年中大有近 15,000 名本地本科生，乘以 $42,100 的學費，學費收入不到中大總支出的十分之一 [3]。那就要依靠政府、企業的資助，然而錢也不是白白拿來，這當然是一種投資：政府為未來香港知識型經濟作投資；企業則要洗刷社會責任，同時培養勞動力。

理想的情況下，大學能夠享有相對自主，尤其是學者、學生能夠決定大學的方向，完成其百年樹人的目標，同時承擔起社會責任，回報公眾。但在實際的情況下，從整個社會的效益計算到政府的權力干預，大學並不能獨善其身，近年隨著香港的政治變化尤甚。這篇文章將會用兩個角度，分別講述撥款如何打壓院校自主這個脆弱理想。

有錢我大曬的大學撥款政治化

1964 年，立法局提議香港仿效英國，設立「獨立與政府架構之外」的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UGC），將政府直接撥款，改為經過委員會撥款資助。次年委員會成立，首任主席郝禮士同為怡和集團主席，也即是殖民財閥。

UGC 雖然聲稱自己沒有權力，不能介入院校內部事務，但在香港，UGC 一直都擔當協助政府操縱大學的角色。情況就如港大拒絕任命具爭議性的陳文敏為副校長時，大公報的訪問：「UGC 畀錢時，見你（陳文敏）連雞毛蒜皮的事情都搞事，在政府眼中就是一個唔聽話的細路，到時仲會唔會有大利是呢？」[4] 在中大，較為明顯的事件就包括了殖民地時期的「四改三事件」以及最近的校董會爭議。

// 朝三暮四 //（節錄自〈那些年我們一起經歷過的四改三〉）

中大成立時為達到「通才教育」的教育理念，採用四年制。後來，殖民政府在 1977 年提出統一中學和大學學制，中大需改為三年制。當中原因是為加強市民對殖民地文化的認同，方便管治，尤其當時英國採取一年預科三年大學的制度。此舉還能降低學位成本。

學生以至校長、各學院及書院院長均反對由四改三，指三年制不足以維持創校理念。翌年以罷課、自發舉行研討會等形式抗爭，其中「師生團結反對四改三」集會有超過 2,600 人參加，包括李卓敏校長。政府面對激烈反抗聲音，只好承諾十年內不重提「四改三」。

1988 年，十年之約屆滿，政府再次要求改變學制，當時已被任命為中大校董會主席的利國偉，又被任命為教育統籌委員會的主席，發佈報告書並遊說中大師生接受「四改三」。校方再次與學生組織聯合起來，在諮詢期內組織了多場大規模抗爭。

但面對政府在財政上強勢壓迫，所有抗爭也徒勞無功。1989 年 10 月， UGC 的前身 UPGC 向大專院校明言，若不接受四改三，將得不到有關的學額和撥款。中大迫於無奈，唯有低頭。

諷刺的是，在 2012 年開始，大學學制因政府實行中學及高等院校學制改革，兜兜轉轉又回到四年制。

// 校董會改革 //

自 2019 年後，政界對於中大追擊從未停止，如立法會就曾擬否決中大興建實驗大樓的撥款，講到明是政治原因。即使段崇智急急忙忙請來中聯辦官員、鄧炳強來看國慶升旗，抑或是簽聯署支持國安法，依然無濟於事。

而 2022 年末的校徽山雞變鳳凰一事更讓人大作文章。本來是校友、學生、學校之間的內部事務，卻讓立法會要「代表 700 萬市民」監管中文大學。在這個時候，立法會邀請了 UGC 的秘書長鄧特抗來講，中大是八大唯一沒有完成按照 UGC 報告改組校董會，將所有問題推到「大學管治存在嚴重問題」。

在新的方案中，特首作為校監能夠委任更多人進入校董會，同時立法會議員的席位增多。如果單從梁振英、港人港地「暴大」的說法去「追擊段崇智」表面上太過政治化，而挪用 UGC 文件，則可以義正詞嚴地稱中大何以成為「暴大」是一個歷來已久的管治問題。

以往中大要提修例方案，都是自行遞交草案，但這次是由議員校董張宇人寫草案，在特首同意的情況交上立法會。可想而知，如果中大是個「唔聽話嘅細路」，無論是立法會的大筆撥款還是 UGC 的經常撥款上，未來處處阻滯。

錢錢錢 錢滾錢 如意算盤叮噹響

除了明刀明槍地干預院校自主之外，手握撥款權還有更加陰濕的玩法。縱觀香港高等教育的歷史，其實就是不斷地「降本增效」的過程。就連 UGC 成員組成也貫徹了這種意識形態：成員由政府委任，其大多來自於商界，如現在的主席同為證監會主席 [5]；即便是有院校代表，亦礙於身分同時代表院校和審批研究撥款，有利益衝突，難以發言。錢在政府手裏有著「量入為出」、「審慎理財」的教條，教資會當然全盤照收，以賞罰機制、競爭原則等方式分大學撥款，而一切大學的支出必須是產出可量化的效益。

隨著香港的產業轉型，金融和服務業需要更多管理人員，低成本的大學生成為了其經濟方針的基礎，但金融風暴令政府重新審視對於高等教育的預算，希望能增加成本效益。政府曾在千禧年考慮過推行學券制以及分科收費，好在最後不了了之。而後沙士來臨，在 2004 年大學經費又大幅削減 10% [6]。那麼如何確保大學能夠運作下去？政府祭出了錢搵錢式的配對補助金，讓大學去自行籌款，再按照大學籌得款項再作撥款，同時鼓勵大學開辦自負盈虧課程。言下之意，院校須提升籌款能力，減少對政府的財政依賴。

UGC 亦非常注重為院校瘦身：通過企業式管理，令大學的行政效率增加，從而減少浪費。這最早可見與 2002 年的宋達能報告書，希望大學管治架構夠精簡。審計署在隨後一年點名批評中大架構架床疊屋 [7]。除此之外還要以企業的問責模式管理，將商界代表搬入八大校董會，並要求校董會設立審計委員會等。理論上不浪費公帑的想法看似合理，但就操作而言，盲目以量化大學的價值，無疑是一種工具理性至上的看法。到了 2016 年更推出了三年制的問責協議，以求監管大學。

唔夠你卷添

如今，我們可以看到的趨勢是大學撥款越來越零散，競爭機制亦佔更多比重。撥款分為三類，第一類大學能夠自行分配的，按學位數目、學科類別撥款的整體補助金；第二類則是按需申請的非經常性補助金（比如建造宿舍資助四分三），以及通過八大競爭的研究資金；第三類是配對補助金 [8]。

對於大學的第一個挑戰是，多年來整體撥款幾乎沒有增長，而越來越多的資源投放入以競逐為本的研究資金。僧多粥少的情況下，大學為了能夠拿到足夠的資源，只能推向惡性競爭。

對於整體補助金在研究方面的運用，UGC 又希望 能更有「效益」，直接指向追求國際研究，卻造成 本地研究的沒落。以往大學收到一筆過包含教學及 研究用途的撥款自行分配。2013 年，UGC 決定將 原有撥款的四分一，單獨抽出，需要通過 Research Assessment Exercise 來審核分配，而準則就是學術 論文在國際期刊的引用率。

國際期刊的引用率首先取決於研究議題夠不夠國際 化，用教資會的話來講，是否「世界領先」。比如說 研究香港本地的養老服務，一定不夠「Significant」。 在最新的一次評核裡，大多本地研究被冠上了不夠國 際影響的標籤，要求增加比較研究 [9]。西方學術、 商業機構想要的是通過香港來看中國，而政府想要的 是相對價值中立的自然科學、工程、醫學等等。先不 說本地議題能否登上西方學術機構的期刊，就算能夠 刊登，本來研究的學者就寥寥數人，引用率必然不 高，本地的研究就逐漸失落。

當大學的財政收入與研究成果掛鉤，也會造成「重研 輕教」的問題。有終身教席的教授為了能負責研究項 目，需要減少教學，再由更廉價、沒有保障的兼職講 師擔任教職。而剛入職的助理教授因為是三年+三年 的合約制，需要在合約內滿足研究成果評核，同時還 要承擔大量教學職務，沒有足夠心力是可想而知。

對於教學用途的剩下 75% 整體補助金也不容樂觀。 在 2012 至 2014 撥款年度，UGC 要求各院校抽出 6% 學額，然後大學再遞交建議書作重新競逐 [10]。院 校規模大、辦得時間久，資源自然豐富，就能夠拿出 一份靚靚仔仔的建議書。長久下去，院校之間貧者越 貧、富者越富。懷抱著博雅教育理想的嶺南大學每年 的學額都要扣減，三大學額卻繼續增加。

小結

回到最初的問題:大學的錢從何而來?既然是從公帑 而來，但為何撥款政策鼓勵的是西方視角對於中國的 研究，而不是對於本地居民生活的探討?到頭來，大 學並沒有享受自主，也沒有實在地為公眾負責，只是 不斷地生產年輕勞動力，滿足企業以及經濟的需要。

我們期望有風骨的學者能夠捍衛大學獨立之精神、承 擔大學之責任;然而事實是，在這體制化的壓迫下 面，這些人需要追研究，幫學校完成評核，實在太難 再講什麼百年樹人。但這個問題放大而言，為什麼需 要考慮更有成本效益的教育模式，這是社會的結構性 問題，已經不只是政府或個人意志能夠完全概括了。

編按

這篇文章在去年暑假寫成。一年過去，有些事情變了，有些道理沒變。風雨飄搖下，我們與理想的大學越來越遠。

商業審計的意識形態依然存在，除了RAE外，筆者有一次與主修科的外國教授閒談，聽聞還要有Impact指標，他不明白明明自己已經是在做教書育人的工作，怎麼還要為一些量化的 “Impact” 逢場作戲。有些撥款增加了，但依然難逃斤斤計較的態度，甚至要為了收回那一點成本而加學費。

校董會改革通過了，秋後算賬校徽事件。段崇智通過校方發布題為「中大澄清失實傳聞」新聞稿解釋，但被校董會勒令撤下，然後某些政棍一直追擊段崇智：「不要讓段崇智跑了！」如那些人所願，最後段崇智提早結束任期。一手打造香港企業型大學管治，有份寫出「大學在商界保持緊密聯繫時，亦需靈活應變、反應迅速，這樣才可較接近商界的一般營運模式，不致拘泥於學術界在決策上的傳統作風」的吳樹培副校也因政治被辭退。頂替吳樹培的新副校陳維安沒有任何在大專院校服務的經驗，上任之初有兩則爭議，一是他曾向港大提出的薪金遠超建議數值，二來他曾為校董會副主席、校長遴選委員會主席陳德霖創辦的智經研究中心擔任召集人，難免有馬房文化之嫌。

以往拋頭露面、衝鋒陷陣的是校長；代表全校師生，代表整所大學的氣魄；代表社會除了商業算計與齷齪之外，還有進步的理想。校長要得到師生的認可，要有交流會，而校董會從來都不向師生交代，卻愈加插手大學管治。似乎在今天我們更加難理解究竟是校董會治校，還是師生治校。

我們亦不必灰心，新人代表新機會，若果政棍的矛頭不再指向新校長，是否有機會逃離文革式的政治迫害，讓我們慢慢從廢墟中拾起一片片碎片，讓學者、學生、職工去研究他所想，做他想做呢？我仍然期待這一天，而我們亦必須努力說服全世界，大學的理想需要實現。

註：
[1]：〈新亞與雅禮協會之淵源〉，新亞書院網頁。
[2]：謝永昌、蕭國健：《國民黨之香港百年史略》，中華文教交流服務中心，2010。
[3]：《香港中文大學年報 2021-22》。
[4]：〈呂元聰責陳文敏輸打贏要毀港大傳統〉，文匯報，2015 年 8 月 7 日。
[5]：〈教資會成員名單〉，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網頁。
[6]：盧一威、伍世傑，《香港高等教育》，中華書局，2016。
[7]：第四十號報告書，審計署，2003 年 3 月。
[8]：吳曉真：〈算大學教資會的帳〉，《明報》，2018 年 5 月 3 日；〈再算大學教資會的帳〉，《明報》，2018 年 5 月 17 日。
[9]：Panel 10 – Social Sciences Panel，UGC – Research Assessment Exercise 2020。
[10]：同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