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法吾德

遊行

上月五日,由職工盟聯同各個工會籌辦「集體談判爭加薪大遊行」,當天為星期日約有三百人參與。跟常見的遊行路線不同,主辦團體選擇在油麻地廟街榕樹頭公園作為起點,途經彌敦道等,希望可以引起基層集中的社區的市民和途人關注打工仔應有的權益。是次遊行更遊到上渡海輪過港島,終點為政府總部。

雖然遊行的名目為「集體談判爭加薪」,但終究重點給放置在爭加薪上。對於工人爭取奪回集體談判權,卻給弱化。其實集體談判權並不比爭加薪的重要性低,因為有一個合法的渠道去以工人集體與資方周旋,長期而言是比逐次性的遊行要求加薪來得有力量,亦更見其效[註1]。

遊行爭加薪

遊行爭加薪


集體談判權大致可分兩種,以公司為基礎和以整個行業為單位,零散工比起其他行業更需要集體談判權,透過重新立法,工人們才能取回他們應得的成果。

遊行隊伍中,幾位建築工人肩負著鋼筋參與遊行,他們是紮鐵工會的工人。他說建築行業的僱傭關係與其他的不同,工人與手持資本的一方中間隔著「大判」、「蛇頭」。「大判」實為公司,數間公司互相競爭從發展商手中爭奪工程項目,也就是一眾工人的老闆;「蛇頭」則從「大判」處得知有什麼工程需要工人上班,再透過人脈關係找一群工人。有時候,接觸工人的可能隔著更多的中間人,即二、三、四判不在話下,工作的地點和日數都非常的不穩定。

「而家老闆話晒事,話加就加,話減就減。試過一年減四、五次,又唔會事先通知。」廖先生嘆稱,拖欠薪金和剋扣人工在他的行業屢見不鮮,單一工人根本沒有足夠籌碼去拉扯。「勞資根本係失衡,完全角力唔到。外國人罷工有成幾百萬人上街。中國人硬係覺得行上街同老闆話加人工會尷尷尬尬。有合法集體談判就唔同,係D兄弟一齊傾出黎既,係成個行業都話要加人工。」紮鐵這些零散工種,需要行業性工會以及合法的集體談判權才能讓工人的權益得到保障。經過大家工人討論過的決定有著特別的意義,就是代表著集體的共識,不能輕易推翻,老闆還價也不可低於集體決定的條件。

另外,同一個場合,看見一些外傭的群體,讓人感到意外出奇。由於傭工與僱主的關係多是一對一,僱員的集體根本不存在,而外傭的工資及待遇都另有條例去管制及檢討,他們參與這次遊行,似乎有點「跑錯蓬」之感。外傭願意走到街上支持本地工人爭取合理權益,雖然讓人振奮,但參與的外傭也約佔了隊伍五分之一,相比之下本地打工仔對捍衛自己應有權利的決心完全不及他們。

本報訪問了一位參與遊行的外傭Iwene,她稱他們的工會是職工盟成員。她認為現時政府沒有給予本地工人與僱主談判的權力。又覺得本地工人獲得更好的待遇,將來對自己來說也是好事。事實上,各行各業的僱員都會面對著僱傭之間權力不平等的情況。站出來爭加薪、爭權益不是什麼羞愧的事。

近年貧富懸殊日益嚴重,這次遊行是去向資方爭取來年加薪百分之七,有些參與的工會認為加九個百分點才合理,這個加薪幅度僅能抵消未來的通貨膨脹,同時不讓財團獨攬全部利潤。雖然這是工人的最急切的要求,但已經隱潛在口號之中的集體談判權立法其實同樣的重要。集體談判權在九六年給臨時立法會廢除,及後職工盟一直爭取重新立法。然而,大眾對「集體談判權」這一個名堂又有多少認識?緊接的工人運動應要讓大家了解更多,它的重要性甚至比最低工資及最高工時高,重新立法刻不容緩。

註1:德國的金屬業、荷蘭及瑞士都有成功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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