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樊善標(原刊於《中大四十年》)

約稿的同學說,有一次我上完一節和幾位老師合教的通識課,她問我學生的反應怎樣,我答鴉雀無聲,一片死寂,那時恰好一輛響號的警車經過,我說了一句話。她問我你記得說了甚麼嗎?我已經忘記了。「你說:這是來拘捕那些學生的。」──這,當然是她來約稿的原因了。

如果不必顧及實際,我看最吸引人的上課氣氛,就是倚坐在橄欖樹下,陪著蘇格拉底,享受他用「產婆術」把我們不自覺擁有的知識接生出來。退而求其次,跟著孔夫子東奔西跑,師生談談平生抱負,也不失為好玩的遊學旅行。但這些只是空話,因為蘇、孔兩位老師都沒有詳細的教學大綱和課程進度,修業年期不限,也沒有人來查問他們怎樣「裝備」學生以適應社會需要。這和現在太不相同了。

不過,無妨試試在老故事中找出一些可以古為今用的教訓。蘇、孔兩位老師的遺風所以為後世景仰,撇開學問、人格等驟難企及的質素,我想這兩點大概是最重要的:身教、親切輕鬆。兩位老師沒有教室,除了睡覺,幾乎是全時間上課,口說的是教,更有效力的是生活習慣和態度,這是不一定要說出來的。沒有考試壓力,老師又和藹可親,當然輕鬆了。這樣一想,我們嚮往的其實是他們師生的相處,而不僅是上課的氣氛。要是他們每星期只和學生見面兩三小時,學期末又有考試,必定完全不是那回事了。所以把上課氣氛孤立起來討論,恐怕是沒有結果的;要說就得說師生相處的問題。

我無意開出若干項教師或學生的「必做或必不做(do’s and don’ts)」,因為力有不逮,也因為不相信有這些東西。教師和學生相遇之處是校園,或者更廣義地說,是教育制度,要談論兩者相處之道,必須認清楚校園是怎樣的校園,教育制度是怎樣的教育制度。

從前對大學的定位,有所謂象牙塔與服務站之爭。簡單地說,象牙塔是指大學和社會保持一段省思的距離,服務站可以顧名思義,就不用解釋了。在今天,特別是極端計較短期效益的香港社會,傾心象牙塔者早就全面潰退,值得一提倒是服務站提供的也不是從前的服務了。流行的「學會學習」、「終身學習」口號,在原理上是正確無誤的,但落到現實層面,究竟是甚麼意思呢?兩文三語、溝通技巧、EQ、宏觀視野、創意,是我們聽得最多的「大學生必殺技」。主修學科的專門知識?當然是不言而喻。但不言真的是不言而喻,還是認為並非最重要呢?前面列出的幾項似乎可以杜撰一個術語──後設知識──來概括。社會大眾愈來愈認同這種論調:由於知識日新月異,工作所需不能只靠本科或研究院幾年所學,所以大學──中學又何嘗不是──教育的重點應該是「學會學習」,以便「終身學習」。後設知識就是一般相信有助於學習專門知識,並轉化為工作技能的「幕後」質素,今天服務站主力或宣稱提供的就是這些。我認為這在原理上也未必不妥,問題是矯枉難免流於過當,賣花讚花香說現在提倡的是活知識,變相就是說從前教的都是死知識。「後設知識」並不是一個自足的範疇,它需要通過不斷闡釋、重組或解拆已成體系的知識,來證明它存在的價值。今天我們為了各種所謂迫切的理由,把它相反相成的對立面驅逐到荒涼之地,看似獨尊一元,其實賸下來的一面已經虛化得徒具形式了。而這些事情的底蘊,如果直接地說,我認為就是,衡量一所大學辦得怎樣的尺子,無論如何不再握在學術中人手裡了。

既然我們處身的是全面為社會服務的教育制度,批評大學生沒有求知欲望、學習態度差劣的人要小心了。請先澄清這「知」是學科的專門知識,還是後設知識。如果說後設知識的精神是靈活變通,現在的學生一點都不遜色:參加系屬會活動換取住宿優先權或其他好處、選科專挑容易過關分數寬鬆的、對閱讀材料的份量討價還價、「捉」考試題目,甚至抄襲功課。要責怪學生上課前毫不準備、上課只求教師說得清楚他們聽得舒服、提問時垂頭噤口假裝看不見、兼職第一活動第二曠課成風……不妨先把陳年的價值觀念放下,平心靜氣問問他們究竟是怎樣權衡得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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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上面指摘的罪狀真的很普遍嗎?無論過去或現在,都不乏無聊胡混之徒,也儘有刻苦向學之輩。我也上過令人感動的導修課,十五位同學,幾乎全體都發過言,而且是早有準備,並非臨場現編的,沒有說話的也點頭示意。打開CU Forum課程討論區網頁,上星期主持導修的同學繼續提供資料,補充課堂上沒有時間說的內容。上學期書院通識課的問卷調查結果寄到了,原來有65%的學生讀完了八成或以上的閱讀材料,難怪上課發問時有人回答。我客串過另一個通識科目,在邵逸夫堂演講了一次,後來工作人員告訴我,有些人睡覺,但和鄰座談天的不多,算是反應不錯了,我也同意。

我在中大讀書是八十年代,雖然大學生已不稀罕,但畢業後找份安穩工作沒有甚麼困難。當時有人把university音譯作「由你玩四年」,不過「玩」也有很多種的,吃吃喝喝、嘻嘻哈哈的也有,埋頭書本、不問世事的也有,前者固然是玩,現在看來,後者也太奢侈了。後面這種人,今天也未絕種,但要付出更高代價,得到的認同卻有限。一般學生只好在現實生活所資、將來社會所需、個人學術興趣,以及人類好逸本性等力量的牽扯中,蹣跚找路前進。

畢竟是社會上有希望的一群,在掙扎中尚有餘力,如果教師表達得有趣些、清晰些,他們還是會有反應,甚至用功得令人痛惜的。正因為制度的裂痕給這樣勉力塗飾了這樣,很多人就認為學風問題的癥結在學生和教師身上,這其實是蓄意或無意地把學校抽離於它所在的地方。我不是說社會改善了,課室裡就會長出橄欖樹,最低限度,到時罵起睡懶覺的學生,可以理直氣壯地說「朽木不可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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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說理想的上課氣氛是師生有交流,學生在愉快的心情下學習。但我忘不了劉殿爵教授教的「中國語言學史」。他提著一個塑膠袋緩緩走下中國文化研究所G22室的梯級,放在講台上,從裡面檢出一本筆記簿,背過身把《爾雅》和《詩經》重見的詞語抄在白板上,我們照著抄,他抄完一塊白板,轉過身來講解幾句,我們還在抄,又要記下他的話。整個學期差不多就是這樣似明不明的,說沉悶也真是沉悶極了。直到最後一課,他總結抄寫所得的結論時,我突然像給鎚子當頭猛敲了一記,前面許多個星期輯錄編排的資料,全部指向這個從來沒有人說過的結論,就像偵探小說的收場,所有線索匯聚到一點,然後兇手現形伏法。沒有前面的鋪敘,我根本不會明白結論的意義,原來最後的興奮要以累積的沉悶和忍耐為代價。

還有陳勝長老師的「文字學」。他抓起一篇論文讀了幾行,又換一篇論文讀幾行,都是挑中間的部份讀,他的評論夾雜其中。我們怎樣也追不上。下課後覆看筆記,翻查論文,仍是不能透徹了解。後來我們幾個同學分工合作,每人負責一個課題,根據筆記和課上提過沒提過的參考資料,整理出一篇篇札記,交換看了,才敢到辦公室向老師請教。必須承認,在仍要考學位試的年代,我們花這些工夫自有其功利的考慮,但在準備期間,我們赫然發現整合資料的能力極限提升了。有人說抄一本書是抄襲,抄十本書就是參考,有了切身體驗,我們知道兩者的分別不是這樣微小的。

十多年後,我自己上的課,論到互動和歡樂,我膽敢說當仁不讓於師。但我得常常警惕自己,學生的熱心發言在多大程度上是問題愈來愈淺易的效果?我同場加映的「棟篤笑」能夠引發學生在課後一訪圖書館的興趣,才算沒有墮入惡道。蘇文擢老師教古文的「文章選讀及習作」時,也騰出時間讓我們發問,但他會先評論說「這是好問題」,或者「你沒有留心,我已經說過了」。也許我把學生「妖魔化」得太厲害,後面這種回應我只會在心裡說,以免傷害他們弱小的心靈。蘇老師一個笑話不說,一句閒話不提,仍能把整整兩個小時縮為一瞬間的講課本領,我當然學不來。但他當年說過的《莊子》寓言,我仍記得:郢人在鼻尖塗一點泥巴,薄如蒼蠅的翅膀,匠石輪起斧頭,颼的一聲劈去,泥巴給削掉,郢人絲毫無損,面不改容,後來郢人過世,匠石就把斧頭丟了。要續上一條尾巴的話,我會說:由於缺乏練習,匠石的本領不久就荒疏了。

互動要看在哪一個層次上互動,歡樂也要看為甚麼而歡樂,我當然希望有足夠的學養和信心,用或沉悶或直接的方式滿足我的郢人學生,以他們為我求知過程裡平等相待的伙伴。懷海德(Whitehead)說過,「大學的存在就是為結合老成少壯以從事創造性之學習,而謀求知識與生命熱情的融合」,這句話我是很多年前在金耀基校長──當時是新亞書院院長──《大學的理念》一書裡讀到的。儘管時移世易,在感情上還是脫不掉成長階段接受的一套教養,可謂慚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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