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大學生報X左翼學會：雞來也雞去——談動物倫理與資本主義

文：雞（左翼學會成員）

中大在上月邀請了錢永祥和梁文道以「動物倫理與道德進步」為題進行分享和討論。趁此機會，本文將在一些普遍認同的論點基礎之上繼續探究動物倫理的問題。首先，動物和人的痛苦本質上都一樣，不應被文化相對論（Cultural Relativism）和價值多元論的說法輕輕帶過。另外，因肉食文化歷史久遠，而且難以短期被改變，本文將把焦點放在既有對動物權益的理解和處理上，而把應否完全放棄肉食的問題按下不表。

前言

於動物倫理的討論之中，對妥善處理動物的痛苦和生命應否作為道德的一部分仍有爭議，例如人類在面對動物時應以甚麼身份自處，它們與人遭受痛苦是否有分別和它們受苦的必要性等等。

在現代社會中，比動物權益更應受重視和更少爭議的議題多的是，工人透過勞動應賺取能夠維持生活的工資便是其中一個例子。基層工人進行了一整個月體力需求大、工時長的工作後，相信幾乎沒有人會質疑他們應該拿取足夠維持生計的工資。然而，事實上，一些基層往往都需身兼多職、經常加班去彌補正職收入的不足，有的甚至還要節衣縮食才能憑那微薄的收入僅僅糊口。在一個比動物權益更少爭議、喚起更多道德感召的議題上，現實的狀況依舊如此的叫人失望，世界為被剝削的一群所付出的遠遠不足於他們真正需要的。回到動物權益的問題，當我們都同意動物和人遭受的痛苦本質上無異並需要被正視時，最低生活工資的例子便提醒了我們除了處理應否令動物的痛苦減輕的問題外，更應理解動物痛苦的根源──資本主義，以及如何作出應對。

動物痛苦的根源
──資本主義下的生產模式

談到動物權益時，可能有不少人會聯想到家庭飼養的寵物和流浪貓狗等可憐兮兮的模樣。但在這裡我們更重視的是處於食物生產鏈上的動物──這並非因為以上提到的動物不享有權利或它們不配被討論，而是因為這些動物每天都大規模的受苦，其嚴重程度比寵物和流浪貓狗高上不止萬倍。

工廠化養殖（factory farming）在農業企業的經營下極度常見，工廠的運作方式被應用到農場，家畜被高密度地集中在一個局限的地方養殖。為了滿足人類對食物如肉類、牛奶和雞蛋等的需求或消費，人們透過工廠化養殖的農場來大規模生產家畜，對牠們造成極大的痛苦。

在工廠化養殖下，殘酷對待動物的做法俯拾皆是。以現代養雞業為例，雞隻自出生起便一生被禁足在籠子中，與其他的雞隻在擁擠的環境下，等待被宰割的一天。這些都不是令它們最痛苦的。動物受其思維能力所限，它們可能根本連自己在等待死亡的事實也沒法認清。試想，擠在水洩不通的鬧市中動彈不得兩小時，人也難以接受，容易產生暴躁的情緒，甚至會產生爭執；更何況是缺乏控制情緒能力的雞隻呢？雞隻會透過打架以發洩環境擁擠帶來的負面情緒。在那無路可退的空間中，雞隻除了應戰別無他選。

雞群間的互鬥，互相啄羽和啄趾，讓養殖場的主人雞財兩失，導致生產和利潤下降，這樣的結果肯定不是他們所願意看見的。解決辦法是切除一部分的雞嘴，這過程一般被稱為去啄（debeak），實際做法是在雞齡約七至十天時，以裝配著溫度高達攝氏數百度的刀片的斷啄器把雞嘴切去。在沒有任何麻醉的情況下，去啄過程在不足一秒內完成。程序完成後，有些雞隻會因去啄造成的疼痛而無法進食，活生生的餓死。雖然我們可能難以透過想像自己身體任何一部被切割開去以理解雞被切去嘴時的痛苦，但那痛苦卻客觀的、無容置疑的存在，連物種主義者也無法否認。除了給小雞去啄，給豬斷尾、給牛去角、為牲口印上防止丟失的烙印和閹割等，都是為了減少飼養的麻煩的常見方法。

理想的肉食生產應起碼令動物有較佳的環境和以較人道的方式處理生產過程如宰割。但在資本主義極其強調利潤極大化的本質下，開源和節流是不二法門。因為大規模的養殖才能把生產效率提高，而為了降低生產成本，又有多少企業家和養殖者願意理會動物在生產過程的痛苦，願意為減輕它們的苦痛付出代價呢？在利潤與道德考慮的矛盾間，利潤極大化的機制毫無懸念地把後者摒棄。

反抗的可能

誠然，在資本主義的制度下，我們作為消費者能夠做的是極其有限的。一方面，市場資訊不足令我們難以分辨牲口的處理是否理想；另一方面，我們一時間也難以找到肉食的替代品。面對龐大的企業，消費者根本缺乏影響生產過程的能力，得知養殖的方法不人道後，我們似乎只能先透過個別的消費選擇，如罷買和罷吃，影響現存制度和表達不滿。

要確切的讓制度產生震盪，個別的消費選擇只是基礎，而當中複雜性遠比個別選擇高。若要產生足以影響生產過程的力量，我們需要妥善的組織凝聚動員的能力，好叫消費者能有效地透過集體的消費選擇杯葛企業不當的行為。在凝聚消費者時，組織需要調查生產過程，以提供有說服力的證據指控企業。另外，怎樣透過宣傳去把動物倫理的信息傳揚開去，令更多人願意透過行動實踐影響生產也十分關鍵。在種種複雜性交織下，抗衡生產鏈的強大力量牽涉大量資源和代價。

在商品拜物教（Commodity Fetishism）下，勞動與其生產關係割裂，我們忘記了商品的價值往往由人的勞動賦予。缺乏對商品的共同生產和享用的想像，我們只知道以勞動換取金錢，再在市場按自己需要消費，忘了物品背後的生產和勞動。所以，我們很少思考商品怎麼來和將生產過程的痛苦連結到商品本身，哪怕是一部iPad背後的血汗工廠中工作的中國兒童，還是一件豬肉背後的農場中被飼養的豬隻。

失去了對商品背後壓逼的想像和改變的意覺，又沒有足夠的資源組織、調查和宣傳，讓人願意作集體的消費選擇實在太困難，沒有足夠的人響應便不能逼使農企作出改變。結果，大部分人都把道德考慮置之不理，而少部分人的罷買和罷吃則純然變成一種個人的道德實踐，僅此而已。

在香港，資源和物質的基礎固然不足，但更重要的我們甚少意識到問題存在和擁有實踐改變的行動力。故此，不論因利潤極大化被犧牲的是人或動物，對跨國企業的抵制許多情況僅限於個人的道德實踐。

結語

這裡想帶出的是看問題時的另一種視角──除了動物權益應否被重視和應如何對待動物外，還應該考慮如何改變的問題。正如馬克思所言──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