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岔口 —— 談外地的排外與恐懼政治

前言

我有些朋友，也有著所謂左翼傾向的，對近日不少人抗拒對國內新移民的這件事，雖然立場上不認可這些類近排外的傾向，卻依然對於所謂新移民有點微言。她／他們大體認為，排外的立場自然不對，某些對新移民的極端情緒就更是太過份，但所謂「排外人士」的某些批評卻依然是有道理的。整體來說，「排外」共沒有所謂一般的左翼說得那麼誇張，如納粹崛起，希特拉即將來臨等等。這些說法反而會將群眾推向另一邊。我們要做的，應該是慢慢疏導他們的情緒，而不是將問題過度誇大云云。

對於以上的說法，筆者幾近完全無法認同。的確，不少所謂的排外情緒都不是太深——那怕這些說法已成為某些潮流，易於宣之於口，甚至以相當激烈的方式表現出來。但我依然深信對話與說服的可能。動輒就將人標籤為「法西斯」的說法則無助於這項工作。但與此同時，現在的情況並不如我的朋友所言般輕鬆。法西斯的說法有點誇張，但背後的憂慮卻是相當真確。事實上，我們正處於歷史的分岔口上——這是大家必須正視的一點。

無論如何，對話與說服的工作終究是要做的。一般來說，作為左翼，我是希望強調低下階級的共同命運，港人也好，大陸人也好，其實大家都很苦，不要鬼打鬼，白便宜了政府與資本。我打算嘗試別種說法。如果說，以上是一種向內審視我們如何理解新等移民的說法，那麼我則是往外走，希望帶領大家看看，在世界別處，到底在發生甚麼事。

排外的國際性

首先，我希望大家嘗試抽離一下，去看看世界各地發生的事。對不少人來說，近日的一連串事件，大概是件本地的問題。畢竟，大概只有香港才會受到大陸「入侵」吧？但如果我們嘗試退後一步，不將這純粹視為我們抗衡大陸人，而是一個地方以本土／本國的名義，去排拒外地的人，視他方／他國的文化習慣為有問題，或是認為他們會以經濟手段——無論是資本流入，或是以移民工的方式去搶飯碗與福利的話，那麼我們將會發現，在這一兩年間，全世界不同國家均有如此這樣的形式。

羅姆與伊斯蘭人均受排擠

昨年九月左右，歐州不同的地方均有排拒羅姆人（吉卜賽人）的事件。日常生活中，普通人常認為羅姆人這四處流離的族群有很多問題，例如相當骯髒，喜歡盜竊等等——這些說法當然是以偏概全的。法國政府就更在去年八月左右解散他們的營地，迫使他們回到「自己」的國家。羅姆人的生活境況本就不好，現在被迫離開，就更是雪上加霜。

除了羅姆人，伊斯蘭民族亦受到嚴重的排拒。去年七月，法國政府下令禁止女性在公立學校戴上面紗。這是繼德國以後第二國西歐國家作出這方面的規範。撇開合理與否，對回教徒來說，面紗都有著由生活到文化與宗教的重要意義，禁令很明顯會對他們造成很大的衝撃。在09年十一月，瑞士在全國公投下，修憲禁止在國內興建回教尖塔。推舉這個法案的瑞士人民黨，認為這些尖塔象徵以及鼓吹伊斯蘭文化中暴力的一面，與民主理念相違。

由政策到生活

這些也只是放在明面的。政治上的措施，不過是結果。事實上，羅姆與伊斯蘭均收到相當嚴重的歧視，這些根於就體現在日常生活之中。比如說，歐洲羅姆權利監察便指出，在捷克、匈牙利等東歐國家，對羅姆人施與暴力的罪行，很多時都沒有被好好徹查與檢控。造成這樣的結果，自然是族群主義的盛行。這種排拒外來文化的情緒，常與強調本國／本土利益與文化的意識結合（尖塔就是好例子）。在政治上，這種強調本土自主，認為「外來人士」總是帶來太多問題的想法，就更是所謂的右翼政治。

大家都排外，是偶然嗎？

說到這裡，我想無論立場是支持新移民與否，也不能否認這裡有太多的類似。我想指出的是，近日發生在香港的事，不獨是我們的事，而是一個全球的事。如此廣泛的現象，理應有更宏觀的解釋，而不只是大陸人是否乞人憎的問題。換個角度去說，為甚麼偏偏在這段時間，全球的國家都特別抗拒一些「外來」的人或文化？又，嘗試回想自身的經驗，我們對國內人的厭憎，難道不是在近半年特別激化起來嗎？無論立場如何，我們都應該相信，羅姆人也好、伊斯蘭人也好、大陸人也好，即使有甚麼問題，也不可能是突然壞起來的。為甚麼我們現在會特別討厭他們？

左翼給予的解釋，自然是經濟政治上的困乏所帶來的焦慮，將特別容易令我們找一些代罪羔羊。而既有經濟政治文化上的弱勢——亦即是外來族群——將被標籤成問題所在。我明白這看似是奇怪的答案，但無論是舉目四望還是內省，也可以看看，對大陸人的批評，又是否總夾雜著經濟福利上的擔憂，或是對中共的恐懼？

荷蘭的右翼新星威爾特

又或者我們嘗試看看一些殊別例子。我想向大家介紹一個政治人物，是荷蘭自由黨的威爾特（Geert Wilders）。在香港大概沒有甚麼人認識他——畢竟我們的「國際政治」大概就是英國與美國——但他在歐洲與美國均是享負盛名。他是反伊斯蘭的重要旗手，其言論相當大膽與赤裸。他認為，相對於歐洲的西方文化，伊斯蘭文化是次等的，所以應該修改憲章，否認基本平等，而將基督教／猶太教／人道主義的傳統認可為荷蘭的重心，外來人士必須要「歐化」；他甚或提出一些令人瞠目的政策，如徵收「面紗稅」，甚至說出「要那些污染我們文化的人付出代價」的言論。基本上，反伊斯蘭、反移民就是他的標誌。

他的政治仕途也非一帆風順，在04年的時候，自由黨中央還是希望保持在中間靠右的立場，支持歐盟以及聯盟政治，而他則希望黨的方向繼續轉右，以讓右傾政治氣氛激進化。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他向外公開了自己於黨內的極右發言，結果黨因為他洩露內部文件而了他逐出黨。不過在05年他還是再度成為了自由黨成員，而且是國會議員之一。其後，他的影響力更是走出荷蘭。在08年的時候，他到美國演講，認為美國是抵禦伊斯蘭入侵的最後堡壘。而現在，自由黨是荷蘭的第三大黨了。

批評大陸人和伊斯蘭人的公式

有關威爾特的事跡，自然還有很多——這種議員自然是不乏材料。但在這裡就不說太多，我想問的是，is it all too familiar?　將問題指向與某個文化或族群，高舉所謂自己的文化，指「對方」（伊斯蘭）為反西方、不文明、會危害自由民主；在政策上打正旗號的歧視，完全不打算收歛。這種反伊斯蘭的套模，與我們現在反大陸人不是如出一徹嗎？

關於伊斯蘭，我們當然亦有很多固有的想像——其實挺像威爾特所說的，我們主要的印象大概來自拉登和九一一，甚麼不民主不自由等等。不過，容我要求大家想一想，是不是大部份伊斯蘭人都是這樣的呢？他們都是不是要拿著可蘭經高呼聖戰？或者再退一步，我們這些固有的想像，是來自甚麼地方，有多可靠？我們其實有多少資格說，我們真的知道伊斯蘭人是怎樣的呢？

而最後我要問的是，我們又有多了解所謂「大陸人」呢？

Are you watching closely?

容我再次重申，我們面對的，不只是一件本地的事。雖然媒體總是本地孕婦前本地孕婦後的；這也不純粹是一件文化層面的事，哪怕網上我們最容易看到的均是那些便溺或狗這等挑撥情緒的說法。這也不只是我們如何看待其他族群的問題。由美國的次按危機，再到其金融動盪到現在還沒盡頭的歐債危機，世界正在聳動。這就是我們的時代，而危機之中總有著太多的焦慮，還有權力鬥爭。就經濟上而言，以大削福利為主軸的緊縮政策席捲歐美，低下階層與勞動者的抗爭遍地開花。如果說這是左翼的回歸，那暗流卻是依然明顯——經濟危機引發的焦慮亦令強調本國，敵視外來者的風氣蔓延，右翼政治勢力亦由此冒起。德國、法國、英國、芬蘭、匈牙利、瑞士、瑞典……這些國家中的右翼政黨均在抬頭，有些甚至獲得大量支持。這些政黨當中，有些是傳統的法西斯，如法國的國族陣線或英國民族黨，有些則是強調街頭行動的，如英國的國族防衛連，但也有一些明左實右的新基進右翼——以上提到威爾特的荷蘭自由黨就是一例。儘管在策略與形象上有所不同，但無一例外的是，這些政黨均以敵視外來者、國民需要自保的情緒為其最大的政治籌碼。

要說現在香港有法西斯，那是誇張，但也絕不是過慮。就如歐洲一樣，民眾的情緒亦日益高漲——試問半年前我們又能否想像有超過千人自發走到街上反對D&G？但我們同時必須緊記的是，當下右翼勢力的興起是建基於既有政治的無能與僵局，還有主流政治不認真看待右翼勢力，總將他們視之為極端、邊緣、或小丑一類——威爾特就是這樣被忽視然後冒起的——，殊不知他們正正是擊中了群眾的軟肋。對未來的恐懼，對不同族群的偏見，在非常時期，這些都是非常好的養份。

但話說回來，在這個非常的時代裡，我們也要為自身作出選擇。很多的情緒都是真實的，但也有太多是被形勢與媒體催生出來的。到底問題是甚麼？恐懼的源頭又是甚麼？解決的方法是甚麼？我們真正的敵人，又到底是誰？在這個令人戒懼的時代，無論我們願意或不願意，自覺或不自覺，最後也會給出選擇。當下就是歷史，世界在轉動了，大家望清了沒有？又，大家預備好了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