議席爭奪等如位置之戰？

文： 那一道塹壕

剛過去的2011年區議會選舉，民主派再次敗陣。選舉結果公佈後，普選聯成員馬嶽撰文評論，區議會在八十年代曾經是民主的實驗室，與今天的「社區福利主義」大不相同。當時民主派以地方選舉發展居民運動、推動社區改革、影響政府政策，同時也用議會資源來支援社會運動，並將此定義為葛蘭西所指的「位置之戰」。無獨有偶，遭逢全軍覆沒的社民連，其代主席鄧徐中也以〈位置之戰〉為題回應區選敗局，誓言「開動位置之戰，攻佔陣地」是社民連的唯一出路。

二人以「位置之戰」形容區議會選舉，固然有本地社會如何接受葛蘭西理論的歷史淵源，但其中的理論關節卻鮮有被仔細審視。庸俗地理解「位置之戰」，很容易會演變為民主黨經常宣揚的「寸土必爭」論，好像一切議席之爭都很合理。循此思路，本文希望補充葛蘭西的理論脈絡，回應關於「位置之戰」的說法，從而討論香港反對派的議會路線問題。

回到葛蘭西
葛蘭西是意大利共產黨員，1937年死於墨索里尼政權的獄中。今日我們談及葛蘭西，通常會引用他提出的「統識」（hegemony，或譯霸權、文化領導權）理論。簡單來說，葛蘭西認為統治階級要長期維持統治，不可能單靠國家機器（如軍隊、警察、法律）的強制性暴力，而必須建立一套意識形態以合理化和鞏固其統治地位。這套意識形態將各種偏向統治階級的價值觀及生活方式變成普遍常識，令人民自願認可和習慣遵從，從而自然地擁護既有政權的統治。過往人們一般認為意識形態只是統治階級蒙蔽群眾的思想工具，葛蘭西則提出，我們必須爭奪統識，並以此作為其中一種主要鬥爭策略。為何葛蘭西要提出這種鬥爭策略？這就牽涉到他對當時俄國和西歐不同情況的形勢分析。

1917年列寧帶領布爾什維克發動「十月革命」，以突擊隊包圍俄國臨時政府，最後成功建立蘇維埃政府及其共產主義制度；在另一邊廂的西歐諸國，共產主義運動則仍在艱苦鬥爭。葛蘭西提出，西歐與俄國的國情不同，無產階級要奪取政權，不能將俄國的鬥爭策略原樣照搬：「在俄國，國家就是一切，市民社會還處於原始的混沌狀態；在西方，在國家與市民社會之間有一定的聯繫，國家一有風吹草動，市民社會的堅固結構立即挺身而出。國家只是外圍的壕溝，後面屹立著一個強大的碉堡工事網…」（〈政治鬥爭和戰爭〉）

在這篇文章，葛蘭西以戰場比喻政治鬥爭，軍隊或警察只是統治階級的前線，而即使我們摧毀了前線，也不代表能贏得戰事，因為敵人會迅速躲入較後方的塹壕負隅頑抗，而統治階級的塹壕就是「市民社會」。

所謂市民社會（Civil society，或譯民間社會、公民社會），簡單來說，可以理解為一個相對於政府部門、軍隊、警察、法庭等等政府組織的社會體制，包括教會、商會、工會、學校、傳媒等等。葛蘭西指出，西歐諸國市民社會的發展遠較俄國成熟，無產階級要奪取政權，除了要面對統治階級的軍隊，更可能要面對反對革命的廣大群眾。因此，除了在政治經濟上直接鬥爭的「運動戰」（War of movement），無產階級還需要從文化和輿論上爭奪統識，在市民社會中進行「陣地戰」（War of position），也就是所謂的位置之戰。

去政治化的議會政治
讓我們從歐洲回到香港，目前的問題顯然是：議席爭奪是否一種位置之戰？八十年前的葛蘭西沒有提供明確答案。政黨是市民社會的組成部份，固然可以是一種陣地，但這卻不等於議會便是值得爭奪的陣地。若用比喻來說明，戰場上從來不是每個陣地都應該堅守，有時堅守某些陣地只會白白犧牲，有時敵方甚至可能設下陷阱，故意引誘我們進入某些危險的陣地。因此，如何開展具戰略價值的陣地戰，可謂極為關鍵的問題。

雖然每逢區議會選舉，媒體和政黨都會宣傳成建制與泛民的對決，但區議會實際上只是諮詢架構，沒有任何制訂政策或通過公共開支的權力。區議員無實權，政府和物業管理處背後的財團又層層設限，極力阻止政治訊息在社區空間出現，加上大部份議員在政治上不思進取，令我們的社區成為徹底去政治化的地方。誠如馬嶽的文章所指，今天的區議會已淪為利益發放及地區服務的競爭場所，建制派大量自動當選導致社區福利主義盛行，仍以區議會為平台推進運動的社區工作者早已是鳳毛麟角。

不過，馬嶽卻未有說出全部真相。其實社區福利主義的盛行，又豈止是建制派的責任？他期許繼續這種「位置之戰」的泛民，絕大部份本來就是社區福利主義的擁護者（分別只在於蛇齋餅粽與地區服務的多寡），平時只用海報街板簡單宣示立場，無心於社區政治教育，然後四年一次動員投票，為守住議席而守住議席。若然如此，即使泛民能奪得全港大部份區議會議席，又談何從文化和輿論上爭奪統識，為直接鬥爭做準備？

葛蘭西曾以印度反對英國人的政治鬥爭為例，提出不同鬥爭策略需要緊密配合：「甘地的消極抵抗是一種陣地戰，它在某種時期變成運動戰，在另一種時刻又變成地下戰。抵制(敵貨)是一種陣地戰，罷工是一種運動戰，秘密製造武器和作戰部隊則是一種地下戰。」（〈政治鬥爭和戰爭〉）可是，強調和平理性的泛民，除了不斷呼籲市民投票支持，何曾採用其他鬥爭策略？部份泛民成員如馬嶽身屬的普選聯，甚至連激進一丁點的鬥爭策略也不屑為伍。這種不講鬥爭、不講意識形態、去政治化的所謂「位置之爭」，除了作為專制政權的民主花樽，加強群眾的政治無力感，以及令統治階級的陣地更加堅固以外，恐怕並無任何正面意義。

結語
真正的陣地戰，必然要有利於爭奪統識的領導權，提供迴異於統治階級的政治想像，指向各種價值觀及生活方式的重塑。雖然上文主要以區議會作討論焦點，但立法會層次的問題其實也是差相無幾。總括而言，陣地戰可以在議會或政黨發生，也可以在學校、工會、媒體等等地方發生，但在這些地方發生的政治角力卻不必然等於陣地戰。今天香港的政治形勢愈見險峻，統治階級不斷收窄社區與媒體的言論空間，又以製造民粹恐慌煽動人民內部矛盾，我們更應該想清楚如何開展陣地戰，重新奪回統識，而非盲目地追求個別陣地的增加。最後謹借葛蘭西的說話作結：「實行各個擊破的『陣地戰』具有最後的決定意義。換句話說，在政治中，只有一個一個地奪取陣地，這些陣地雖非決定性的，卻足以使國家無法充分調動其全部領導權手段，只有到那個時候運動戰才能奏效。但如果出於某種原因，這些陣地失掉了他們的價值，決定性的陣地反而處在危急中，那麼就得轉向包圍戰；這是一種收縮而困難的局面，要求有高度的克制和非常的創造才能。」（〈從運動戰變為陣地戰──在政治領域裡亦然〉）

參考資料：
馬嶽〈區議會的位置之戰〉，《明報》28/10/2011
鄧徐中〈位置之戰〉，《經濟通》，18/11/2011
葛蘭西〈政治鬥爭和戰爭〉、〈從運動戰變為陣地戰──在政治領域裡亦然〉，《葛蘭西文選》，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