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呵，又逃回這中國、模式

文：小

我們說要民主開放，他們說要均富平等，他們又說要民生人權。這樣的要求每被提出，代表在中共政府本身忽略或輕視這些條件。但，這些人民的聲音不是朝夕間發生的事，如八九民運絕不乏民主的呼聲，何以慘遭中央的鎮壓，而時至今天其情況尚未得改善？在持續不懈的組織與運動背後，亦應釐清「中國模式」的脈絡，認清矛頭，進行抗爭。

在中共的領導下，「中國模式」大致指中國從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時代起，由其政治、經濟和社會三方面的目標及策略所形成的網狀結構，而當中以鞏固維持黨的權力為模式的頂端。若技術性地分析中國政府的政策，這模式可分為政治和經濟分面。政治方面：永遠堅持一黨專政、官僚特權資本主義。經濟方面：國家控制土地與資本及壟斷戰略性資源（如天然氣、電訊和公共事業等）、製造業低價出口、逐步民營化與私有化、資本市場自由化。

然而，了解中國模式不應只從政策上分析，還應了解其話語背後的國際權力關係，以及從歷史角度去呈現這模式的出現和推演過程。本文將集中處理這些問題，以助我們去認識了解當今中國議題的背景及宏觀政經框架。

有個模式叫中國－－話語的生產
自從閉關自守的門被打開後，中國就被捲進複雜多變的國際環境漩渦，因其經濟軍事等等方面的實力懸殊而被拒諸門外；內憂外患不斷，尤其在加入共產主義陣營後，更不被看好，與其他先發達國家總好像格格不入，國際聲譽一直處於低位。
事實上，若要談論這中國模式，則難免要追溯到89年「華盛頓共識」的出現。「華盛頓共識」[1]是一種經濟發展的框架，主張走美國新自由主義路線才是發展國家應有的方式；強調政府對經濟活動的介入越小越好，對其他重要的生產要素的控制得越少越好，這對國民經濟和民間社會發展才是最有利的。

奈何這共識不久就受到挑戰，蘇聯因「休克療法」，實施急速私有化、全面市場化以及財政貨幣雙緊等政策，「一步到位」地經濟崩潰、政制解體。對於一個發展中國家，特別是從計劃經濟體系中正在轉型的經濟體系，採用新自由主義並不一定適合，但共產主義又似乎不是良方，否則蘇聯當初也不用急著轉型。

91年，東歐國家的共產黨相繼被推翻，蘇聯解體， 冷戰告終，共產主義陣營幾近全被推倒，其中成員之一中國卻沒有崩潰，「中國模式」這四字在《人民日報》首次被提出[2]。她走上具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道路，經濟發展更看似平步青雲，將會通往成功。02年，胡錦濤接任中共中央黨書記，「中國崛起」一詞成為國內外的流行語，不少聲音指中國可能會威脅到蘇東波後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以至於全球新自由主義大趨勢。不過，論經濟增長或是民主發展，歐美國家拋離中國太遠，名列前茅，「華盛頓共識」依然是世界主流的看法。

04年，出現了與之對立的「北京共識」[3]，指中國在不少經濟發展條件（如產權保護和法治等）不完善的情況下，透過創新與實踐，摸著石頭過河地摸出了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發展模式，卻竟創造了「中國奇蹟」，合理化中共的政治統治。它與「華」一樣，同樣有單邊主義[4]的意思，她正在以中國模式烹調出「中國的世界」。

這種論調在08年尤為強烈，「中國模式」更躍升為炙手可熱的討論話題，眾國紛紛上前一窺，探個究竟。金融危機蘊釀已久，雷曼破產一觸即發，歐豬五國一蹶不振，全球化下的世界經濟陷墮於低谷之中。香港雖身披自由開放的糖衣，仍兵敗如山倒，花了幾年功力調息、聚氣、回氣，久未平息。惟中國似是屹立不搖，站於群山之巔，啊……「中國模式」、「共京共識」等一度幻化成盛世話語：以美國為首的世界如被正面單挑，「中國威脅論」真的應驗了？「中國模式」豈非無敵？

不只是歷史書上的故事－－改革開放
若要探究這中國模式的前路，則須先了解何謂「中國模式」。通常我們會以中國的政經發展策略來理解「中國模式」，而忽略掉背後的歷史進程。事實上，隨著歷史不斷演變，這模式也會持續的改變。換言之，或許在幾十年以後，它會變成另一套發展策略。現在，我們所提及的「中國模式」大致而言以鄧小平的「改革開放」為藍圖。在此，筆者將嘗試宏觀分析從79年起，中國政治、經濟及社會，在特定的歷史背景及國際環境下的千絲萬縷的關係。

改革開放承接毛澤東時期，鄧小平面對的中國政經局勢可謂一塌糊塗。早在中共建國之時，內外交困[5]，不完善的經濟發展制度及資本技術嚴重缺口，卻有龐大的自然資源與勞動力，早為日後毛澤東發展資本密集的重工業[6]、工商業國有化及農業集體化[7]埋下伏線。76年，毛澤東逝世，四人幫垮台，曾被批鬥的鄧小平重新走上掌權之路。十年文革，走資派和當權派被大力批判，經濟文化等方面又遭災難性的摧毀，嚴重打擊中共的威權，損害中共形象。另外，當時全球資本主義體系漸趨成熟，例如歐美等國運用市場經濟、貿易金融等方式使經濟得以蓬勃起來，相比之下中國的政經實力顯得大為落後。

貧富差異的問題－－經濟改革
在執政者的角度，如要重拾威風，必然要塞滿任何讓政權有機會動搖的空隙。首要的是發展經濟，不但能改善民生，平息民怨，更能轉移視線，改善中共形象，重建和穩固中共政權。對此，鄧小平採取經濟導向的改革開放，在「社會主義」的框架中進行經濟制度改革，和對外開放，發展輕工業，扭轉工業斷層[8]，帶動工業產品出口，賺取外匯，以引進外資和外國技術，彌補國內投資資金的短缺及生產效率的低迷。由於中國具低工業技術與龐大勞動力的條件，若要以打進國際市場成為「世界工廠」為目標，則須密集式地生產低價產品，配以貶值的人民幣匯率，以「中國價格」出口產品，達致貿易順差。在中國產品的競爭力背後，卻忽視勞工權益及生態危機，換來一大堆人權和環境問題。

國富民窮，在持續高企增長的本地生產總值背後，這與工農的生活質素卻形成強烈對比。基層工人收入低，即使經濟發達，實際收入往往追不上通脹而下降。農民方面，儘管農業經非集體化，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農業產業化，剩餘農產品可以自由轉售[9]，價格誘因促使農民額外收入增加，農產值的確有所增加，但當這與城鄉二元戶籍制度[10]以及「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政策並行，政府對鄉村的投資低而令到鄉村的發展潛力低，不難想像「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三農問題的出現，使農民的民生問題仍然維持至今，城富鄉窮。

除國富民窮和城富鄉窮，還差官富民窮才可以草略的歸納中國的政經環境。鄧小平在持續多年的亂局中想穩住政權以及政經局面，就要先穩住覆蓋全國範圍的官僚體系，隨之出現的是官僚的特權腐敗，形成特權資本主義[11]。這種縱容令官員容易在執行政策時中飽私囊，謀取暴利。例如在為與國際市場經濟接軌而推行的「雙軌制」下，計劃指標與市場需要並行，官價與市價不同，繼而出現「官倒」，即指官員將低價的計劃物資倒賣於高價的自由市場，透過套利活動賺取利潤。

此外，官員的腐敗亦充分體現在與商人之間的關係。在市場導向的經濟改革中，企業的產權制度不斷調整，政府退守戰線，主要管制壟斷戰略性產業及資源，國企數目普遍加速減少，取而代之的是私有企業。經商需要官員疏通照顧，例如官員以黨支部的形式介入國企的政策，及介入固定資產的投資（如基建發展），官商勾結，官商間不難從中賄賂貪污。國際上稱中國的官僚腐敗為「倒金字塔型結構」，指出官員的權力與非正規財富的正比關係之餘，亦暗示政府官員授予商人的利益可以隨時拿走，但官員的權力利益資源則會愈漸豐厚。

結語
國富民窮、城富鄉窮和官富民窮，犧牲的往往是人民。雖然整體而言，人民的生活質素或比以前好了，但社會資源遭壟斷，人民的權力被箝制，生活被規管，使其在政經導向的發展中成為了弱勢群體，而人民生活惡劣則容易導向反抗、抗爭等路向，以求改善生活質素、以至於整個中國模式，例如政治體制、經濟發展方向等。但當中央堅持一黨專政的權力結構，任何抗爭都容易被視為是顛覆國家政權，政府打著「穩定就是一切」的旗號，由建國起就順理成章將人民納入社會控制系統中。「城管隊」[12]和電子科技的監控等等在「維護社會穩定」（簡稱維穩）的包裝下似是理所當然的事。凡此種種與「鄧小平你好」及「黨好」等話語都形成了強烈的對比、諷刺。

時至今天，鄧小平施展的法術大抵無劇變及消失，而政經發展所導致的社會問題仍未解決。「中國模式」的盛世神話今後能否繼續？老套的說，這至今仍是個謎，留待歷史來見證吧。

[1] 「華盛頓共識」在1989年被資深經濟學家約翰‧威廉穆森（John Williamson）提出，專為經歷了多次金融動盪、經濟危機的拉丁美洲國家所開的政策而設的。
[2] 見《人民日報》1991年10月29日第七版，羅馬尼亞人稱讚中國的發展。
[3] 2004年，「北京共識」由美國高盛公司中國顧問及《時代》雜誌（Time）的編輯喬舒亞‧庫珀‧雷默提出。
[4] 一國依自己的能力與資源，反國際社會潮流，不顧他國利益，拒絕採取協商途徑，自行採取行動，以追求其外交政策的目的。
[5] 內憂是政權曾處於長期分裂狀態，民不聊生，經濟基礎薄弱，一窮二白（工農業不發達，文化、科學水平不高），使重建及鞏固一個統一的政權有其困難，外患則是外交封鎖，被資本主義的西方國家孤立，1960年蘇撤出在中國的專家與技術援助，中國步入真正的孤立無援狀態。
[6] 在缺乏資金和機械設備的條件下，透過集權式的中央計劃以達到國家規劃的目標，推使經濟發展走上「粗放式」（即大規模勞力動員，要求人民「以鋼為綱」、「以糧為綱」投入生產）以及「為重工業而重工業」的道路。「為重工業而重工業」即指透過資源調配集中資源，透過壓抑消費與強制儲蓄來積累資本投資，優先發展資本密集的重工業和軍用工業，主要煉製鋼鐵的機械，而非生產紡織、食品加工所用的機械。
[7] 農村集體化包括農民所有的生產資料投入集體所有，集體組織農村生產經濟，以及集體勞動。
[8] 毛澤東強推重工業更造成工業失衡，形成經濟斷層關係，意指輕、重工業難以接軌，輕工業大為落後，不利一國的工業發展。二是自給自足，因當時特殊的外交環境所限，中國難以與外國進行對外貿易，固然使資本和技術等等生產要素有其局限性，限制經濟發展的深度和廣度。
[9]：直至2006年，農業稅得以被廢除，農民不須再上繳一定數量的農產品於中央，理應可以自由買賣其產品。
[10] 毛澤東時期已有的政策之一。戶籍制度是一種人口管理方法，按戶籍制度將分民分為農業人口及非農業人口，兩者在教育、就業等方面都會受到差異對待，限制人口流動性。
[11] 特權資本主義即指他們會利用其行政權力或政治權力來為自己或親友謀取非法的經濟利益，是「被授予小型特權」的對象。詳見《中國模式：贊成與反對》，丁學良著，頁235。
[12] 城管隊是指在中國大中小城市裡所組織的社會監控先頭部隊，但它不是正規的國家機器，不被政府正式編制。

參考資料：
《中國模式：贊成與反對》，丁學良著。
《不可忘記毛澤東》，郭益耀著。
《北京說了算？》，斯蒂芬‧哈爾珀著。
《沒有中國模式這回事！》，陳志武著。
http://www.chinavalue.net/Finance/Article/2009-4-15/170524.html
http://baike.baidu.com/view/37878.htm
http://www.hudong.com/wiki/模式
http://www.chinadialogue.net/article/show/single/ch/2643-Challenging-the-China-model-
http://rthk.hk/mediadigest/20100211_76_122550.html
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china/2011/03/110302_cr_chinamodel.shtml
http://rthk.hk/mediadigest/20100211_76_12255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