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獨善其身的世界末日

文：筆聊生

翻開八三年的中大學生報迎新特刊，看到有一個問題：「學運份子是『左仔』、『滋事份子』還是『職業學生』？抑或是一群天真、盲目、衝動的青年？」當時候思潮，較現在相對左傾，我們不難想像會有人問出這個問題。但這一條問題，就像幽靈，在香港徘徊至今。不論是學運，還是其他的運動，參與者，也將面對這些標籤。比起上述問題的類別，更有可能的是，他們是一群關心社會的學生。

火紅的歷史洪流

在 1971 年 7 月 7 日，在維多利亞公園涼亭附近，聚集了一群旁觀者。他們聽說有一個名叫「香港專上學生聯會」的組織在這裡集會，目的是「保衛釣魚台」。這些專上學生聯會的示威者最後的下場，是被警察驅趕、拘捕，甚至被警棍打得頭破血流。在他們離開大專學校之後，亦有繼續投身社會運動。這些代價都不是便宜的。為什麼他們甘願付出這些代價，去成為一個「滋事份子」？當時是一個大學生，亦是《70 雙週刊》編輯的吳仲賢，就只是說，要粉碎不公義，要為社會作有意義的事 [1]。

這當然與他們當時的歷史環境很有關係。七十年代，被稱為火紅年代。當時的學生由於中國內地正值文革時代，本地大學生都對文革的革命語言充滿盼望。再者，70 年代在鄰近地區的反越戰運動，以及本地的反殖民主義和反帝國主義運動，例如中文運動等等的階級鬥爭風潮，人們對社會主義國家抱有想像。基於當時的社會氛圍，香港的反殖民主義風潮和愛國主義情懷油然而生，有很多學生都積極投入社會運動。

另外，當時的大學生，真可謂社會的精英。七十年代的入大學率大概是 2%。進了大學，拿到大學學歷，就保證了將來的生活質素。雖然比起八十年代，他們未必這麼吃香，但比現在而言，似乎仍有優勢。八十年代，香港經濟起飛，勞動市場急需大量知識型人材，大學生就更吃香。只可惜在當時，文革被否定、世界資本主義國家打壓左翼運動、其他意識形態的運動在本地冒起，社會已經沒有了七十年代的學運風潮。總的而言，在相對地不用太擔心將來的生活問題的情況下，當時的大學生在學期間，就能更投入社會運動裡去。另外，由於當時大學生是社會的「知識精英」，坊間便有一種思維，認為這群接受過高等教育的大學生，是所謂「社會的良心」。

當然，精英身份帶動的運動亦有限制。大學生只是一個準備投入勞動市場的過渡身份，將來也要面對擇業的問題。而他們最終未必每個都能與群眾有長期聯繫，繼續組織運動。七十年代投身過運動的學生，就有很大部份成為不問政治，只問個人升遷的管理人員。但無論如何，在這種種因素底下，縱使並不是大部份人，但當時的大學生，也能有足夠人數，能集結成不同的派系，例如愛國主義的「國粹派」、與其對立的「社會派」。

潮退

經過了八十年代的黃金時期，大學生作為中學與工作之間的過渡時期，其生活保障，便日漸不穩。現今香港的入大學率為 18%，比從前的 2% 相差甚遠。在此並不是要批評高等教育普及化的傾向，而是說明，大學生在畢業之後，能獲取的薪酬，與沒有大學證書的勞動者，差距愈來愈少。所謂「白領」的工作，亦日漸無產化，那就是說，在工時、工資、體力或精神的消耗上，愈來愈貼近體力勞動者。這個年頭，所謂大學生的精英身份漸漸喪失。加上文革的失敗、全世界階級鬥爭思想退潮等因素，現今的大學生，似乎已不如從前般參與社會運動。

我們還憑什麼？

如是者，在這個時代，我們還有什麼原因去「關心社會」？

讓我們先看看一個例子：屈臣氏蒸餾水車隊工人。他們每一個人，一天要抬六百多桶水機用的大桶蒸餾水，一桶大概是五十多磅。他們的工資只夠糊口，但這份工作，對他們的身體造成嚴重的傷害。比方說拉斷肌肉纖維、因長期勞損要抽走脊骨軟骨等。資方甚至連防滑手套和安全鞋也要工人自費購買。就在早前，屈臣氏車隊工人罷工。他們要求資方增聘人手、停止外判以及改善佣金津貼。結果資方不肯讓步，只發放六千元暑期津貼。

除了校外，還有校內。早前，校方打算將圖書館清潔工作外判。外判公司惠康環境服務有限公司，曾有剋扣工人薪酬、法定假日及休息日，以及無理解僱工會領袖等記錄，校方無視這些黑歷史，在臨近簽約之期才正式通知員工總會，企圖避開公眾耳目，把七間圖書館的清潔服務外判，無視員工權益。最終，因員工總會，以及由同學組成的「中大反外判戰線」以聯署聲明等形式極力反對，校方擱置此事。

在這個資本主義社會，一方面有人每年拿著不同的大公司業績、經濟增長率、本地生產總值等資訊來粉飾太平，另一方面，在維港兩旁的霓虹燈下，不同的人，正被資本家剝削蹂躪。而這些人，明明是支撐著整個社會的經濟體系，是社會各式各樣商品的來源，供應社會各種需求的人。我們身處的中文大學，從整潔的課室、到平坦的大道，甚至為新學制而建的新建築物，以至一草一木，都是由工人辛苦地建造和打理的。但他們的生活，他們的權力，卻是處於社會的最底層。

大學生在將來工作的問題上，雖然會面對日漸無產化的問題，但在學期間，依舊與工作的辛勞還有一段距離。我們確實在這裡擁有一些資源，不論是設備和書本齊全的圖書館，抑或是課外的時間。在這裡，我們比起工人，多了不少自由。至少，我們可以翹課、遲交論文，也會有暑假，亦沒有嚴格的時間表需要跟從，不用擔心被辭退而不能維持生計。

你的目光投放在……

問題是，我們會利用這些額外的資源，額外的時間去做些什麼。我們大可安坐家中看看電視，上上網，玩玩電子遊戲，又或者繼續莊聚，繼續延續那些人工合成的友誼（詳見 P.54）。也許你會說：「我也關心社會，只是我沒有走出來。」那麼，究竟什麼是關心社會？是不是看看報導，在面書轉貼一些新聞，甚或在七一在政總打個轉，就叫做關心社會？

或者讀者對「關心社會」的想法只停留在上述的情況，就出現一種無法改變社會的無力感。但重點是，若果不打算再多走一步，參與或介入身處社會底層者的運動，社會是無法改變的。正如上述的外判事件，若非工會與同學的團結抗爭，也沒法迫使校方擱置外判計劃。

若果你認為工人需要幫助，若果你認為大學生有能力介入和參與各項運動，若果你認為社會能夠被改變，那麼，便該走出來，輔助他們去改變社會。再者，其實大學畢業生，最終也會是勞動者。改變並不容易，但若張目遠眺，最終能看到彼岸。

註

[1] 吳仲賢，《大志未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