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尊嚴，要誰捍衛？

文：日月

有這樣一起事：某地產商為了逼遷村民，故意不向村民收租，企圖以此指控村民是租霸而逼他搬遷。事情傳到一名城市研究者，他幫村民查得業主的住址，讓他上門交租，村民幸而避過陰謀。想來，城市研究者又非偵探，是如何查得業主的地址呢？

其實，他是使用了公司查冊。現時，公眾只要花費二十二元，便能以某公司董事的部分個人資料，在公司註冊處查冊頁查得他的姓名、身份證號碼、住址、持有物業和公司、為哪些公司之董事、這些公司中還有甚麼高層等資料。由此，我們不只可以逃過「被不交租」的誣蔑，就連政經界高層的枱底交易，都可以從中探得蛛絲螞跡。

然而，隨着《公司條例》的修訂，以後除了警方和該公司董事外，公眾(包括記者)不可查得董事的住址和身份證全部號碼，取代以通訊地址(可填上公司地址)和身份證號碼首三個數字。這修訂固然引來媒體的質疑和不滿：「公開董事資料的基本精神，是既然打開門做生意，應該有商業責任……尤其是大公司，本身已經好多資源去委聘好叻的律師、會計師，全面地去遮掩一些不正當或非法的活動。既已是公司董事，提供資料給顧客、商業伙伴和傳媒監督，不是很應該？」亦有評論指，「例如區議會選舉的種票疑雲、發展局長陳茂波的劏房醜聞等，缺了公司查冊，將不可能被傳媒揭露。」

技術上，這項修訂當然會為偵查工作帶來不便，但想到新聞界總有替代方法可用以查探資料時，其實更值得關注的，莫不是此修訂作為標誌對公眾之監察自主性的再削弱。原本，社會風氣已沒有積極鼓勵公眾自主監察企業，而鼓吹交由相關政府部門和傳媒監察，因此公眾普遍不太熱切監察政經活動。今次修訂再剝奪了他們的監察能力，就更嚴實地鞏固了他們的冷淡態度。但是，想來我們生活中，衣食住行都可以找到企業的影子，監察這些商家的活動，其實也是在保障自己。而我們對此不甚關心，難說不是資訊不流通造成的：以今次事件為例，大部分人原本就不曉得公司查冊，那二十二元費用也減低了我們作自主性監察的意欲。但相比起來，要是理所當然地把公眾從企業監察者的角色中隔絕開來，禁止他們取得完整的資訊，就豈只雪上加霜，根本義理難容。

公司查冊不是記者的專利，公眾也有權使用的。也就是說，被削權的不只是記者，我們也在列中。廿三條剝削我們的言論自由，我們大力抗議，但今次修訂剝削我們的監察權，竟無人力抗，甚至讓它暗渡陳倉，這莫不證明香港人對自己作為第四權的身份自覺不足。不過，此項修訂是由上屆政府通過的，最快都要到2014年才生效，新一屆政府在法制上是可以在這段時間中提出再修訂的。我們必須表現出對自主性監察的重視，方能有望阻止修訂生效。畢竟那還是我們的權利，還可靠誰來保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