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運史的告語

文：韓冬昇

學生運動的意義從來都引起不少激辯。在推動社會改革的意義上，有人認為學生運動只是一小撮學生過渡至成人階段的不安表現，對於實際上的轉變並不能帶給多少作用。有人認為大學生進入專上教育後，因著較優越的條件，如較高知識的水平以及彈性的時間，間接促成了他們開始關心社會。對於整體的社會改革而言，他們夠喚起群眾，能夠作為社會運動的支援者。這些對於學生運動的期許和批評，筆者故是難以作出判斷。但是，我們還是可以從香港的學運史中思考大學生的身份，思考在資本主義和中港地緣政治的陰霾下如何自處。畢竟，歷史就代表著我們的過去，是檢視當下的重要資訊。

運動之形成

五十年代初，香港在政治上受到專制殖民統治，市民經濟上受到嚴重剝削以及壓逼，而文化上則透過制度化的教育殃人心智。學生在教育制度的壓力下，只好通過不同的文社[1]活動以作喘息，因而吸收了不少有關文化，社會和國家等方面的知識。青年的不安之感就似是久被這些思潮搖晃的汽水一般，正默默待機在社會上湧現。1966年的反對天星小輪加價以及1967年受文革思潮影響的五月風暴(亦即六七暴動)則拉開了拉環，一下子便把青年人焦慮的情緒引發來。

往後，1968年的第一次中文運動，則正正式式令學界開始嘗試初步的合作。17個學生刊物和團體共同發起論壇，發起支持中文成為法定語文的聲明。當時學生大多數受到民族主義的情感推動，均沒有對民族的前途和國家的前境作思考。但是，亦有不少學生開始意識到殖民政府的任何的小讓步都是不足夠，繼而思考如何在組織上團結鬥爭。直至1969年2月港大的校政改革以及八月的珠海書院反加學費事件，60多位參加者在珠海門外靜坐抗議，打破了當時一連串的恐怖封鎖，使示威，靜坐，抗議等意見表達的方式再度出現。當中不乏其他院校參與，其成為了學界團結的重要契機。

運動開始分歧

往後，學界都有參與零零星星的小型運動，例如是學界參與1971年的盲人工潮的事件或是1972年的仁義新村的逼遷事件。但是，由1971年開始歷時一年多的保釣運動以及1973年的「反貪污，捉葛柏」，學生開始不再受單純的民族情緒所牽引，更對運動策略作宏觀分析。當時的分析框架便主要基於「反資反殖」的論調。殖民主義國家大多會控制了殖民地的經濟資源，亦會強加自身的社會文化於被征服的民族身上。簡單而言，即是強大的國家對於較弱少國家的剝削和控制，而香港就是深被英國壓逼的地方。

「反殖」的說法便是於「保釣」運動中萌芽。運動事緣於70年時美日商議沖繩列島時，把釣魚台列入歸還之範圍。當時均有不同的保釣組織出現，例如是「保釣會」和由《70年代》雙周刊[2]衍生出來的「聯合陣線」等。當期時作為大專代表的「學聯會」尚未出來公開積極參與。但在1971年4月10日的示威當中，警方在千人圍觀下拘捕21人，當中有7名大專學生，這完全激化了學生的參與。在同年的7月7日，學聯在維多利亞公園發動示威。主持尚未讀完示威宣言便被拘捕，警方更手持警棍向靜坐者毆打，大專學生逐與警方在公園作遊擊性的對恃。不久，警方便出動防暴隊驅散示威者，封鎖公園，在街上追打途人，不少無辜者血流披面，最終21人被捕。

此次鎮壓不但沒有抑制保釣運動的聲勢，且在運動舊有以民族主義情緒作動員的情況下，增加了反對殖民主義和要求示威合法化等運動目標。學生開始更努力思考自身與中國的關係，嘗試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為香港出路尋求可能。在運動的後期，不同團體更提出了反抗美日兩大帝國，包括指責他們控制台灣的控制，提出了「一個中國」和「反對台獨」的行動目標。但是，當時的「學聯會」由於對於以上問題沒有作清楚的思考，所以在運動中亦只是久處於見風駛舵的角色。我們從學聯打出的旗號「愛國本土、示威合法」，可得知他們沒有反資反帝反殖的視野，已經大大顯示了他們的不足。但無論如何，學生卻由此事加入了不同的保釣組織，亦受著各組織的影響，學生們自不然對詮釋中港政局有著不一樣的看法。

自保釣開始，學生開始對運動路線作出爭辯，但是仍是可以互相合作的關係。直至1973年，學運才開始有著明顯的分歧。警司葛柏當年貪污後潛逃英國，政府更利用法律漏洞，宣稱無法引渡回港，引起市民以及大專界的不滿。當年學生與工人曾經在三次的遊行和集會被以種種理由票控，合共60人，更有不少學生因拒絕上庭而遭通緝。在「反貪污，捉葛柏」的運動中，因受激進組織托派[3]的影響，學界行為普遍較為激進，卻得不到學生的普遍支持。有學生被檢控後，部分學生因而認為應改以較溫和的行動。在認同祖國及反殖作為學運主軸的風氣下，他們嘗試認同組國尋求出路。當時他們的做法便是把心力轉向同年10月的「中國周」[4]展覽。這引起被票控的同學有的心心不憤，認為被學界出賣。在這場的運動中，無論是對於托派的立場，抑或對於辦「中國周」的行動策略，學界都有著強烈的分歧。

路線解說

正因如此，學界因不同理解而衍生出的派系亦開始顯得分明。或者以74年反加價運動中，學界所展開的「通貨膨脹資料展覽」作闡述會較為清楚。搞展覽的學生認為反資反殖固然重要，但是由於認同中國的外交政策(下段將會表述)，所以香港本土實質的抗爭較為不重要。他們認為重點應放在讓廣大市民認識到祖國和社會主義的優點，在回歸後能夠妥善的融合。但是，另一批學生則在展覽外不斷派發傳單「踩台」。他們認為在當期時香港已經貧苦懸殊極度嚴重的環境下，不進行實質上的鬥爭而把工人的血汗錢作為展覽，只是在拖「反殖」的後腳。這兩方的說法就是路線的分歧，當中涉及的是對於中港形勢的掌握以及宏觀的行動策略，是能否達至理想社會的重要爭辯。

回到詳細的派系介紹，辦「中國周」和「通貨展」的學生其實有很強的民族意識。他們認同中國提出的「革命外交路線」，亦即以美俄兩國為主要敵人，策略上亦團結英國和歐洲等國反霸。在整體策略上，主要以在港推廣愛國和揭露資本主義殖民地社會的醜行為主要工作，具體操作則是提高民族意識和教育群眾。他們提出「放、認、關、爭」[5]為學運的走向，認同中國當前的政治路線，故名是「國粹派」。當期時較為激進的同學，亦即在「通貨展」中派傳單的學生則名為「社會派」。他們同樣在「認中關社」的大前提下工作，但卻抱著懷疑中國是否實行社會主義的態度。他們主動和積極針對香港急切的社會問題作出回應，堅持「反資反殖」的綱領，認為這才是愛國行動的表現。他們強調要加強中國的認識，卻堅持懷疑及批判之態度。

其實早在71年年尾，學運的行動策略早就有「國粹派」的意識在內。當時，各大學生會紛紛舉辦回國觀光團，遊走中國多個省份，以國內政策作參考從而反思香港自身的處境。學生在參與過這些觀光團後，亦紛紛成立了國是學會，討論中國的形勢和發展。在反貪的運動過後，更是認祖運動的全盛時期，上至學聯，下至學生會，均由「國粹派」操刀。其實，他們本著社會主義思想，除了上述所提那些認祖活動外，還會嘗試體驗基層的行動和舉辦不同的展覽，但是實質的抗爭確實少之有少。

國粹派的失落

往後幾年，兩派的路線之爭更是愈演愈烈。直至1976年，中共於「四五天安門事件」的暴力鎮壓，令「國粹派」對於中國的信念有了動搖。5月四人幫的倒台更標示著以毛澤東作為思想路線的理想失落。此事令「國粹派」的聲勢頓時大減，認祖的熱潮大大消退，學界進入了經驗和理論大混亂時期，近「社會派」理念的運動才開始慢慢湧現，學運走向直接監察社會和處理本土議題。

學界開始不再和以前一樣只講展覽和體驗，而是以行動介入各議題。從爭取香港民主化到社會監管，無所不包，當中以金禧事件最為熱熾。1978年5月，何文田金禧中學的師生和家長因不滿校方歛財而在主教府門外露宿。學界此時便立即聲援，更為抗議的同學們就地補習。後期，教署下令封閉金禧中學，並解僱16位參與靜坐的教師。此時，大專同學便安排所有金禧學生中大內補習。最後，爭取復校的委員會眼見復校未成，提議另設新校，最終獲得教署接納，金禧事件亦就此告終。整場運動雖然掀起不少風波，令學界團結參與，卻惹來不少非議。有同學認為運動極為保守，運動後期只是把著眼點放於復校，原初校方貪污的問題亦沒有妥善處理到，更枉論是任何有關教育制度結構性改革的訴求。

學界走入建制

所以自80年代開始，學界介入社會開始走入建制，亦同樣是學運的低潮期。左傾的思潮和「反資反殖」的意識形態亦逐漸減少，政制民主變成當時學界重點爭取的議題。1982年，中英雙方開始就香港前途問題進行談判。當時的學生雖然不再擁護中共，但是仍有一顆愛國的心。學界率先提出「民族回歸、民主改革」，以消除社會上對回歸的懷疑。1985年，基本法起草委會成立，宣告學界擁有三個席位。自此，各院校便就議席代表進行大大小小不同的公投。1990年，亦因基本法的草案極為保守，學界舉行「爭民主反專制基本法」罷課日。除了基本法的草擬問題外，學界仍對政制有一定程度的關注。中大學生會要求1988年立法法局不少於五分一議員為直選產生，亦參與了「民主政制維園大會」集會。但是，當時的訴求最終亦只能拖延到1991年才能落實。當時，他們固然有介入其他民生議題，例如反大亞灣核電廠或是九龍灣徒置區的安置問題，但是這些例子確實是少之有少。

擲地一聲，再度反思

直至1989年，學界才重新掀起一場巨大的風波，學界介入社會的方法亦在大時代下被改變。八九民運初期，學界全力支持北京學生，更會派代表上京支援。中大同學自發成立「中大學生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委會」，肯定了北京學生對民主的訴求。學界不斷靜坐，集會以及遊行，文宣更是源源不絕。在6月4日暴力鎮壓後，中大以及學界均有協助當時的民運人士逃難香港。但是，當天的鎮壓亦標示了中共與學界關係的破裂，令當時在建制內爭取民主的想法大大扭轉。

由爭取八八直選[6]失敗，保守的基本法定案，以及八九群眾運動結束，學界開始重新思考應該以何種形式介入香港社會。隨著當時其他社會組織均開始成形，他們不但開始思考學生未必是構成運動的主體，而是把力量附屬於其他組織之中。他們理解應該把民運以本土議題為主，包括警權問題等，二是介入基層組織，重點關注社會民生或是勞工議題。中大的基層關注組亦是於1990年在這些背景下成立。

雖則如此，社會上仍會有以學生為主導的抗爭出現，但是大多是學聯主導，並且只得少數學生參與。當時的抗爭大多受到警方以<<公安條例>>[7]阻撓，導致示威者往往和警方發生衝突。1991年9月，約20位中大的學生連同學聯成員於國慶酒會門外抗議遭警方阻撓，導致數名同學受傷。1992年，3名學聯成員在六四燭光晚會後前往新華社示威，遭到警方選擇性檢控。1993年6?月，多個關注<<公安條例>>的學生組織及民間團體抗議港府沒有及早修定公安法。

學運意識薄弱

隨著90年代中期的社會條件提升，教育亦進行改革，基層大專生開始增加，大專生亦不像以往般精英。不要說是學運，學生青年參與運動的風氣更是每況愈下。筆者雖則乏時找到當時的史料，但亦反映了當時學運實在微乎其微。最大的一宗已經要追溯到2000年6月，學聯舉行「悼念人大釋法一周年」[8]遊行，然後到政府總部門外靜坐，卻遭警方揮掌及近距離使用胡椒噴霧驅趕學生。同年9月，5名學聯成員以及十一名爭取居港權的人被正式落案起訴。

直至2005年香港反對世貿遊行衝突開始，青少年才慢慢重新意覺對社會的責任。運動的形式雖則不再以大專生為主要單位，但是卻不乏他們的參與。2009年的反高鐵撥款直至2013年的碼頭工人罷工工潮開始，學生青年開始該漸加入了抗爭的行列。至於2012年國民教育的事件，中學生作運動主體的學運似是為運動開拓了新的想像，但是受篇幅所限故不多加評論。

到底是要如何

2013年，我們又好像回到60年代末一樣，社會問題的尖銳化令青年不安和焦慮之感再次浮現，愈來愈多的學生站出來似乎已是大勢所趨。當時學運的興起和爭論如此激烈，無疑是當時大專生還是被歸類為精英份子。但是，在現時學位價值已貶低的大環境下，無論學運是否構成社運的主要部分，作為學生的我們應該去問如何以學生身份的優勢介入運動。

現時，香港面對的社會情況是福利政策不足，樓價高企，工時極長，各種的民生問題，都是深受資本主義所牽連。在現今青年及社會大眾意識冒起之時，我們必須清楚掌握問題的根源，以反資作主軸。就而「佔中」為例，普選制不等於民生得以改善。假若不理解經濟制度仍雖改革，是完全不能達到我們憧憬的理想社會。我們不能墜入了只為動員的行動模式當中，而是要更努力思考運動的路線，才能令社會改革更加有力。

[1]文社:大專生與中學生們一起搞出來以文結社的組織，為往後運動的論述提供了不少人才。
[2]<<70年代>>雙周刊:吳仲賢於1970年與莫昭如等創辦的雜誌，是當時香港學運和社運的重要平台，強調青年自主，文化意識醒覺，反建制和反抗殖民統治等理念。
[3]托派:托洛斯基主義者，提出在世界範圍內不斷革命的理論
[4]中國周:以展覽形式介紹中國各方面情況，大多以感性方面出發，提高同學之民族情感，使他們自覺進一步追求認識中國
[5]放、認、關、爭:放眼世界，認識祖國，關心社會，爭取權益
[6]八八直選 民主派人士要求港英政府於1988年立法會選舉中，引入直接選舉議席的建議，最終1991年受到接納
[7]公安條例明文是維持公共秩序，管制集會，遊行及示威，實質是港府打壓示威者的重要法例
[8]「悼念人大釋法一周年」人大釋法是有關於居港權爭議的其中一個問題。1999年，當年的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聯同時任律政司司長梁愛詩向全國人大常委會尋求釋法，實情是不合司法程序。

參考書目:《香港學生運動回顧》
《大志未竟─吳仲賢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