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苦難，就會有抗爭： 記中國近年群眾抗爭

文︰劉子康

六四的武力鎮壓，再加上以後長年以來嚴密的維穩工作，的確令這二十五年來的中國民主化運動難以向前走。但這是否代表中國的抗爭經已絕跡，甚或人民已失去反抗強權的本能？答案絕對是否，理由也非常簡單：八九年促使民運的社會問題，如基層民眾基本權益的剝奪，隨著中共持續推行市場經濟，正在日益加劇：

當國家政策發展至上，卻全然忽略了發展模式背後引伸的問題，例如勞資糾紛、生產對環境造成的遺害、以及鄉村發展之下的土地紛爭。深受這些社會問題所害的群眾是迫不得已，亦是亳不退讓地作出抗爭。

上述的三個範疇裡，發生過的事件多不勝數，筆者儘管抽出其中三項稍具代表性的抗爭，並嘗試詳描箇中細節。香港長年缺乏對中國群眾抗爭的想像，筆者希望能以此稍作補足。

鍥而不捨：遼陽市萬人工潮

由於運動規模太大，市政府為了安撫民眾，事後開始積極補發鐵合金廠拖欠的工資，償清了所有拖欠工資。更向該廠工人提供住房資金、兒童保健、醫療費、勞動保險等種種福利。

要數89年後中國爆發過規模較大的工潮，就不得不提遼陽市於2002年發生的工人抗爭。這場運動以遼陽鐵合金廠的工人為核心，後來擴展到全市。成因在國營企業私有化下廠長謀奪工廠資產，以及對工人薪金和福利的剝削。在90年代，由范一成上任為鐵合金廠總經理，隨即對工廠領導層進行大換血，控制了整間工廠的運作，然後開始以種種手段瓜分總廠資產：造假帳、銷毀財務帳、虧損報盈利、偷逃國稅，無所不用其極。與此同時，工人的薪金則長期遭到拖欠，基本福利如養老保險金亦沒有著落。

起初只有個別工人單獨向廠方追討權益，不果便將行動升級，組織群體抗爭。後來工人們開始大規模地到市政府請願，要求鐵合金廠償還所有拖欠薪金和養老保險。最高峰的一次請願在2000年正月初八，1000多名職工集結到市政府門前燒炮仗，當時市政府曾派出11名官員與工人進行談判，更承諾馬上解決工人們遭拖欠薪金的問題，之後卻竟是了無音訊。職工們亦曾到北京上訪，花了4個月時間卻也是徒勞無功。眼見依法維權無甚作用，職工們逼著走上街頭。在2001年的第一次堵路遊行之後，兩名職工代表龐慶祥和肖雲良被捕，24小時後釋出。

在2001年11月，鐵合金廠竟然宣佈破產，但工廠的狀況根本不符合破產法。本來承諾每月向職工提供180元的最低生活費的廠方，突然在三個月後宣佈不再支付。工人們向市政府查證後，竟得到經貿委主任告知說：「國家政策規定，破產後生活費只發3個月。」再加上遼陽市人大主任龔尚武竟公開聲稱，已保障下崗工人每月$280的生活開支。鐵合金廠的工人們因而極為憤怒，他們開始廣發文宣，號召整個遼陽市的工人上街請願示威，要求罷免龔尚武，以及爭取工廠一直拖欠他們的工資和保險金。參與者曾一度多達上萬人，運動之所以能有如此大的迴響，實是基於遼陽市工人工作待遇的類同：地方政府與廠方同樣蔑視廣大工人的權益，面對長年以來的剝削，工人即使本來不在同一家廠裡共事，也感受到大家實是站在同一陣線。所以他們才能團結起來，以示威行動向當權者施加壓力。

在多家遼陽工廠組成的遊行示威其間，工人領袖肖雲良和姚福信公開發表演講，斥責市政府批准非法破產的無恥行為。後來，兩人均被政府指控為中國民主黨的一員，並且以顛覆國家政權罪將二人入罪，分別判7年及4年有期徒刑。而這場運動，本為譴責腐敗、爭取基本權益的群眾運動，更被誣蔑成一場由中國民主黨組織的反國家動亂。但群眾運動並沒有因此而息微，反因此而更進一步，持續了合共9天的工運，要求市政府釋放工人領袖。

由於運動規模太大，市政府為了安撫民眾，事後開始積極補發鐵合金廠拖欠的工資，償清了所有拖欠工資。更向該廠工人提供住房資金、兒童保健、醫療費、勞動保險等種種福利。

即使工運最後得償所願，亦不要把事件想得過份理想。工人所爭取到的，是他們本就應得的權益。在運動裡，他們卻要負上異常大的代價，如工人領袖在獄中所受的皮肉之苦、運動其間生計無以為繼亦造成參與者極大的壓力。事實上，這種勞資糾紛在急速市場化的中國可謂十分常見。私有化所造成的剝削加上官僚嚴重腐化，長期活在困況之中的工人，團結起來抗爭是他們唯一出路。

捍衛土地：江門反核抗爭

在官方發佈消息後的僅8天時間，他們便在網上發起了全市民眾到江門市政府的抗議行動，旋即動員了數千人走上街頭，要求撤核燃料加工廠興建計劃。

 

環境抗爭亦是當今中國一個常見的議題。土地與人民的生活扣連緊密，大財團為求利潤，往往妄顧社區利益，為降低生產成本而不處理污染物，肆意破壞環境。廠商所省下的成本，變相就由人民和土地去承受，核能生產亦是同樣道理。2013年，中國核工業集團（中核集團）計劃於江門鶴山市興建一所核燃料加工廠將提煉成核燃料棒，以供大亞灣核電廠和台山核電站使用。

興建加工廠的計劃來得非常倉促，江門官方所謂「徵求公眾意見」的公示期只有10天。當群眾得知加工廠將在自己的家園附近興建，大多非常憂心工廠會泄漏核輻射。在官方發佈消息後的僅8天時間，他們便在網上發起了全市民眾到江門市政府的抗議行動，旋即召集了數千人走上街頭，要求撤回核燃料加工廠興建計劃。在遊行至市政府的途中，遊行隊伍曾經衝破警方封鎖線，當局亦派出大批警察到場戒備。問及參與者遊行抗爭的原因時，他們說：

「現在有五六千人，大家高喊口號：『反對建核基地，還我綠色江門！』要求它（建核基地）滾出江門。我們會擔心一旦核輻射洩露，方圓幾百公里都被污染，等於放了一顆不定時的炸彈在家門口，即使這一代人沒事，不敢保證下一代子子孫孫不會受到危害，大家堅決反對。」

除此之外，他們亦有斥責江門市政府諮詢草率，整個工程的透明度奇低，市民難以監察加工廠的建成。但當中最普遍的訴求，是基於社區利益的考量，叫停核燃料加工廠，保障家園不受核輻射影響，從「還我綠色家園」、「我們要生命與健康 不要狗屁政績!」、「要孩子 不要核子」這些遊行口號中可見一斑。

一連數天的大規模遊行抗爭，成功逼使江門市政府接納廣大民意，叫停了核燃料加工廠興建計劃。在工業發展日益增長的中國，為了節省成本、加快生產而妄顧環境的商家比比皆是。與此同時，環保議題上的抗爭也從沒停過。工廠不負責任地排污，污染生態，後果直接由當地居民承受。江門反核只是其中一個個案，另外如霧霾污染的議題，在中國亦長期備受關注。

以死的決心：鄭州石佛鎮窪劉村抗拆遷

面對當權者重重打壓，村民經已幾近走投無路，甚至揚言要以集體自殺，迫使當局回應他們對拆遷賠償的訴求。

中國常有的一種發展策略，便是向農村強行徵地，再把土地交予發展商大興土木。如此一來，商家與官員就可從中獲利。這般無理的遷拆手段，引起了大量鄉村土地糾紛。位於鄭州高新技術開發區的石佛鎮窪劉村，村民們因為拆村賠償問題，於2011年5月開始抗爭。據村民稱，石佛鎮政府和高新技術開發區管委為了改造窪劉村，曾經用盡種種威迫恐嚇手段，逼村民簽名同意搬遷。當局承諾過的補償和生活費，卻沒有全額發放給村民。村民曾多次向相關部門追討賠償，但在他們的訴求仍未受理之際，發展商經已在村址開始施工，蓋了10層的樓房，售樓部亦開始接待買家。於是，村民組織了留守地盤的行動，搭起帳篷、拉起抗議橫額，為期長達41日。

然而，他們的抗爭卻遭到打壓。數百名拿著鋼管、滅火筒，身份不明的人員，突然向村民噴射滅火粉末，又動用武力，企圖趕走村民。帶著憤怒的約400名村民轉到售樓處前的空地繼續抗爭，卻遭到逾千名警員重重包圍。打壓發生過後，高新技術開發區立即成立了專門負責維穩工作的小組。面對當權者重重打壓，村民經已近乎走投無路，甚至揚言要以集體自殺，迫使當局回應他們對拆遷賠償的訴求。

事情發展到這種僵局，亦難以有好的收場。至於結果如何，筆者搜遍網上也無所獲。對於拆遷戶的苦況，可以歸納的是：他們一般也要面對非常沉重的無力感，面對前來收地的政府，村民基本上毫無談判籌碼。在中國幾近瘋癲的基建政策裡，渴望平白過活的村民往往就成了犧牲品。

珍重我們的自由

上面的三個例子，僅僅是中國自89年以來上萬計的抗爭行動裡的一角。當我們對國內民眾持著負面的刻板印象，加上對中共政權的普遍恐懼，以及主流媒體長年忽視中國新聞，就漸漸建立起中國人早已被馴化的錯誤觀念。事實上，由於中共非常重視政權穩定，以政治改革為名的抗爭難以發起。但在種種生活壓力下，自發組織的民生抗爭卻是難以抑止。這種運動方向即使不能與香港本地抗爭直接類比，仍能給予我們一點啓示：談及民主時，若不去強調民生議題的重要性，群眾的力量將難以積聚起來。民主不僅是一種程序公義，更是爭取政治權利的方法。以上的抗爭，雖無政治之名，卻具政治之實。

即使在民生議題上頗有進展，我們卻不能否認在中國抗爭，比起在香港，絕對承受著更大的阻力。中國公安不合理地濫用權力、不完善的司法制度、落後的人權，都使中國的抗爭者必須承受極大的代價。生活在這相對自由的地域裡，我們不是更應善用我們所有的權利，比中國民眾更積極地參與抗爭嗎？若我們在眾多事例證明之下，仍然相信中國人全然是馴民，又看不見自身的不足，就完全浪費掉自己所享有的自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