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覃俊基/

直至截稿為止,所謂的雨傘運動已經持續了超過一個月。無論結果最終是怎樣,這場運動在香港的歷史上,也都扮演著重要的里程碑——或是分水嶺。

這場運動值得反省與思考的部份非常多。學生運動在香港的可能,不同團體之間的立場與互動、整體論述的方向等等。儘管筆者以為以上的宏觀方向問題更值得探究,本文主要想探討的,是「佔領」這個抗爭形式的成效—畢竟這種抗爭形式的興起,實是無可避免。就如呂大樂所說,經過了這一次運動,群眾對社會動員的形式,以及抗爭的手法都有新的想像,而佔領這種抗爭模式一定會再次出現,如不是頻繁的話。

然而,無論是在網上,或是行動現場,有的通常都是各種「戰術」的討論——鐵馬應該如何加固,怎樣堵著警察之類。而宏觀一點戰略問題,比如說到底長期佔領這個形式如何可以向政府施壓,怎樣的佔領可以加強或減弱其威力,佔領要面對甚麼問題等等均甚少得到討論。無論是直面當下抑或展望將來,我們都必須好好回答這些問題。本文正冀拋磚引玉。

 

小歷史

是次公然長期佔領馬路的大型行動,筆者雖無確切歷史資料,但也大可說是近三十年首次。但相類近的抗爭早有先例。

近這四五年間,不少市民早對純粹的遊行示威表示無力不滿,故每每在大型集會以後留守,要警方主動抬走。留守的人通常不多,一般都在二百人左右以下,而地點則多在標誌性地方,如政總門口。在數年前的反高鐵運動,便有兩次的堵路行動。人數也是數百人以下。也有一群人為了響應「佔領華爾街」以及全世界的諸多佔領廣場行動,發動了「佔領中環」,佔據了匯豐銀行下廣場長達數個月的時間。

這些行動,由於參與人數較少,所以警方也就可以相對輕易清場,無法做到長期抗爭的效果,但這就是大型佔領的雛型。由佔中三子發動「佔領中環」,很明顯也是受到這些抗爭啟發,希望推動一個大型的佔領行動(當然他們也自行加入了「自首」、堅持非暴力等個人想法)。

以上也只是一個非常粗疏的歷史梳理。但我們也可以從中見到,雨傘運動的出現自有其軌跡。客觀來說,香港市民一直飽受壓迫,而政府始終沒有作任何政治或經濟上的結構性改革,市民的抗爭模式升級可謂無可避免。而就實質形式上,雖然說「佔領」一詞早在三年前就響遍全球,但真正在香港開花結果,也是這幾年間香港的公民社會跌跌碰碰,慢慢摸索出來的。

 

佔領的威脅邏輯

 

這次的佔領抗爭,比以往任何一次的運動更能迫得政府回應。歸根結底,是因為這次的抗爭不再是如以往的遊行示威一樣,純粹表達不滿,而是以實際的行動威脅政府。儘管在論述上抗爭者或傳媒往往避開這種對抗性話語,每每以「和平表達」來形容是次運動,但容我們打開天窗說亮話——這就是威脅——你不給我普選,我們就要堵著路。然而,是次佔領卻沒有怎麼討論,到底佔領可以給予我們多少籌碼。以罷工為例,工會除了要激勵工人士氣,回撃資方的打壓以外,最基本要做的就是要判斷時機——這時罷工是否最具威脅:可能是在訂單最多的時候,又或者是節日前後——總而言之就是最能傷害資方的時候才進行罷工,因為這才最能叫板。是次的佔領明顯完全沒有這些面向。當然,很大程度與這次運動的「自發性」有關。最重要的兩個佔領區金鐘與旺角,出現的原因都可謂是形勢驅使,群眾情緒爆發的一個產物。然則,哪怕這些佔領並沒有詳盡的計劃,但「佔據這裡到底可以給政府多少壓力」這類宏觀問題,在自發的群眾之間,幾近沒有被討論。甚或早期佔領區的擴展(如尖沙咀、灣仔、銅鑼灣),背後的心態也似乎就是佔得越多越好。在網絡上,也有人建議佔據重要的公共設施(諸如郵局、警局、羈留所等等),背後也是有著「癱瘓-威脅」的思路,但這些都是很散亂而且沒有細節的建議。

 

佔領施壓有限

 

那麼,到底佔領真正影響了甚麼?對統治階層做成了甚麼壓力?我們現在可以作一點小小的估算。

就宏觀而言,香港的經濟或多或少是受到影響的。儘管沒有甚麼認真研究,我們很難實際估算佔領做成多大的影響。然則,佔領的混亂對於香港的經濟氣氛與環境的影響是一定存在的。旅遊業就是明顯的例子。此外,股市的波幅也一定程度反映了金融賭徒對香港的不信任。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宏觀來說,所謂佔領做成多少億的「經濟損失」,最受影響的都是上層而不是普通市民。那些損失可能沒有的士司機生意少了那麼顯眼,但整體營商環境受到損害,是無形也是巨大的。而這些損失,正是對統治階層的一種威脅。然而,是次佔領的效用實不宜高估。佔領的最大威力,在於阻礙,甚或停止交通,以阻礙社會的正常運作,亦使統治集團承受經濟與政治的損失。但這次佔領的交通要道,並不是真的那麼重要。事實上,除卻最開初的混亂,政府作了一定的交通改道措施後,便很大程度上保持了交通的基本運作。這還未算及,有很多經濟範疇並不會因為交通停頓而直接失效(如金融、地產兩大支柱,當然間接的影響依然存在)。所以,是次佔領對經濟的影響,實是相當有限。嚴格來說,現在政府害怕的,不是當下佔領本身,而是其背後的符號意義,害怕局勢會變得更加不穩。所以,我們完全感受不到政府如何急著完結整場運動。相反,政府現在受到的實際壓力不怎麼大,又覺得現在清場反而會激起民憤,所以才不介意慢慢和學聯談判。

這一點相當重要。現在的佔領,大體上達不到它的戰略目標,亦即政府會因為持續佔領而承受莫大的壓力,繼而被迫接受訴求。現在,佔領更像是一個有礙觀瞻的麻煩,政府無可奈何要處理,但也不怎麼焦急。要說為此作莫大退讓,以現階段的佔領來說,就更是天方夜譚。

即使如此,佔領的燈塔效果——即以持續佔領作為鼓勵其他行動的做法——也是不容低估。就以三年前在埃及的解放廣場佔領為例,廣場本身自然不是甚麼交通要點,但最後卻是令獨裁者穋巴拉克倒台的起點。當然,埃及的佔領,從規模到形式均非香港的雨傘運動可比擬。解放廣場的佔領,持續有超過10萬人,最高峰時更是超過100萬人;其參與者,也大多真正長期放下工作留守,也願意真正和警方以及建制支持者作低度武力對抗,令清場的難度大大提高;到運動後期,更有廣泛的罷工出現,致使統治階級必須作出重大讓步。

 

與大型罷工的對照

 

或者,讓我們將佔領堵路與大型罷工作一個對比,就能更容易理解到整個邏輯。簡而言之,作為一種威脅性抗爭,佔領本身除非是真正據守非常重要的地方,癱瘓交通,不然做成的影響始終有限。相反,罷工,尤其是重要行業,所能做成的實際阻擾,則是強大得多。因為,透過堵路阻礙交通,畢竟是透過阻礙交通間接影響社會運作;而全面的罷工,則是更有效、更直接的停頓社會運作。比方說,全體巴士司機地鐵員工無限期罷工,遠比佔領任何一個交通位置更能威脅政權;堵了路或許上班難了,但總沒有員工直接罷工來得直接。
但另一方面,堵路卻是很多市民可以共同參與,而且參與門檻也是相對低,容許相對散亂的動員。罷工需要參與者放棄收入,還要冒著被炒的風險,所以就要更長時間的組織,對集體性要求更高。

無論如何,如果我們理解到佔領本身是一種威脅政權的抗爭,那以上的闡述就是嘗試對佔領的力量作一個基本分析,指出其潛在可能與界限在哪裡。這些都是重要的策略問題,可使運動走向完全不同的方向。比如說,如果我們真的成功長期佔領重要的交通樞紐,比方說是紅隧,那對政府的威脅就大得多,政府絕不可能如現在一樣慢條斯理的談判。與此同時,一定會有更多的市民受影響而反對這樣的佔領,而政府亦因為事態嚴重而更有機會採取更高程度的武力。如何找到合理的佔領位置,如何評估、平衡以上的問題,自非本文可以詳考,但這是基本的思路。

 

結語

 

文字論述的出現,總有其社會背景與時代因素。我們會在十九世紀中期以至二十世紀初的歐州,見到大量關於革命的論述,自因為當時的歐州政局,以及反抗者的成熟給予革命的可能。我們今天,不會在香港認真討論革命的種種,是因為哪怕香港政經問題嚴重,廣大市民並沒有真正組織起來,也沒有累積了太多反抗的經驗。在今天的香港,這不是一個革命的年代。但這是抗爭開始的年代。

回顧數年前,當筆者在那些十字路口堵路的時候,甚麼堵路佔領,均不是任何常見的詞彙。那時二百餘人面對比我們多數倍的警察,除了恐懼,就是無奈。那時,所有策略性的文字,是顯得多麼的無力,如不是無謂。

然而今天終於不是昨天了。有關佔領,有關堵路的宏觀策略分析,是多麼的必要。哪怕這篇文章,只是做了一個非常概略的勾劃。事實上,就如文首所說,有關佔領這個抗爭形式的分析,是何其的缺乏。如果我們要繼續走下去,那我們就必須好好看看別處佔領成功/失敗的經驗。到底華爾街的佔領是怎樣的呢?埃及解放廣場的呢?西班牙數百萬人參與的憤怒佔領呢?有關這些運動的報導,在華語世界可謂少之又少,遑論其中運動策略的分析了。

因篇幅所限,這篇文章,只是很狹窄的分析佔領所能做成的威脅。但由此引伸出來的問題實在太多。假如我們真的要長期佔領要道,外國的經驗告訴我們,警方必定會不遺餘力的嘗試清場,那我們還可以多大程度維持非暴力?又,假如我們要做到真正的社會阻擾以進行威脅,一定會有更加多的市民表達對運動的不滿,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又可以以怎樣的方式動員群眾,以及爭取他們的支持?我們又可以多大程度依賴主流傳媒?或者退一步去想,大型運動就是否非佔領不可?有沒有別些可能?

筆者無法在這裡作出哪怕概略式的回答。但基本的方向還是肯定的:多參考外國運動的經驗,以及認真分析當下運動面對的問題。就如任何社會活動一樣,抗爭需要不斷嘗試、反省與累積。而沒有累積,運動只會永遠原地踏步。而今天,不單是嘗試的開始,也是累積的開始。

圖片來源: 南華早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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